摘要: 邾國，又稱邾婁、鄒等，是一個古老的方國。周初，武王克商后把服從于周朝的諸侯國納入自己的統治系統，在今鄒城一帶的邾國也被承認。周公東征踐奄，平定東方后，分封魯國于商奄舊地曲阜，邾國遂成為魯的附庸。由于文化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兩國之間時有爭戰，攻伐不已；魯人卑視邾國，稱其為“夷”；邾國用人祭社，以人殉葬，也是在其文化上區別于魯的具體表現。由于魯對邾的侵奪，邾的邊境逐漸南移，邾國也受到魯文化的濡染。子思曾到鄒地講學，尤其孟子遷居于鄒，使這里名聲大震，人們指稱儒家時，往往說“鄒魯之士”、“鄒魯縉紳先生”。鄒、魯連稱，且由于孟子的原因，鄒在魯前，一般是從儒學的角度而言。

 

關鍵詞: 邾國；魯國；鄒魯文化；鄒魯關系

 

       邾國是先秦時期山東境內僅次于齊、魯兩國的中等諸侯國家，文獻中，邾國又稱邾婁、鄒、騶等等。邾為曹姓，其地當今山東鄒城一帶，春秋盛時，邾國控制的地區大致包括今鄒城全境以及濟寧、金鄉、滕州、兗州、費縣的部分地區。 

       關于邾國的歷史問題，前人已經進行過一些研究[1]。后來，王獻唐先生曾作《春秋邾分三國考》、《三邾疆邑圖考》[2]，郭克煜先生撰有《邾國歷史略說》[3]，王洪軍先生等著有《邾魯春秋》[4]，這都是邾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擬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從邾國與魯國關系的角度，專就邾國文化以及兩國在文化方面的異同進行探討，不當之處，謹請方家批評                  

  一

       邾國與魯國為近鄰，但邾國在今鄒城一帶立足可能要早于魯國。也就是說，魯國立國于今曲阜時，邾國可能已經在今鄒城附近建立了國家。

       據傳，邾人的祖先為陸終氏，而陸終氏為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顓頊高陽氏的后裔。陸終氏娶于鬼方氏，生六子，第五曰晏安，是為曹姓。據青銅器《邾公鐘》銘文，邾人自己也認為是陸終氏的后裔。

       邾國在周朝的始封之君是曹俠?！堵肥?middot;后紀八》云：“武王得曹挾（俠），復封之朱，曰朱婁。”由此可知，朱（邾）在此前已經存在，但是，它始建于何時卻難以考證。不過，邾在周初曾經接受了周人的承認是可以肯定的。周初所實行的分封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也存在不少紛爭。其實，周初的分封是從武王開始的，只是武王時期與周公之時有些不同，周公攝政時期所進行的分封是在周公東征之后，為了天下的長治久安，他必須有長遠而具體的戰略上的考慮。而武王時則有不同，雖然不能說武王實施的分封沒有長遠的打算，但他還是主要著眼于把原有的諸侯納入周人的統治系統，并分賞功臣宗戚，以盡快搭起周朝天下的基本框架。

       武王克商后曾經分封，《史記·周本紀》說：“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尚書序》說：“武王既勝殷，邦諸侯。”《今本竹書紀年》也于武王克商的次年記曰：“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5]武王所實行的分封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褒封先圣王之后裔；二是分封功臣謀士；三是對服從于周朝統治的諸侯國予以承認，就是把原有古國納入周人的封建系統中。其中，第三部分肯定為數眾多，因為商末周初諸侯林立，“周武王時，侯伯尚千余人。”[6]他們中的多數一定服從了周的統治，或者懾于周人克商的威力表示臣屬于周。與這些諸侯一樣，曹俠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始成為周代邾國國君的。所以，《文獻通考》稱周武王滅殷，興滅國，繼絕世，紹封晏安之后曹俠于邾，為附庸國。這種說法應當是對的。

       魯國始封也是在周武王時期，所不同的是，魯國曾被兩次分封，其初封之地在成周的東南，即今河南的魯山一帶。武王在位三年而死[7]，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即位，不久，紂子武庚趁周政未穩之機，鼓動周公之弟管叔、蔡叔等發動叛亂。位于今曲阜、淄博的奄國、薄姑也是積極的參與者，甚至是叛亂的主謀[8]。在這種形勢下，周公不得不舉兵平叛、東征。根據筆者的研究，周公東征到周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攝政的第五年）才告結束。[9]周室滅奄，《史記·周本紀》稱“殘奄”，《尚書序》稱“踐奄”，《尚書·蔡仲之命》亦稱“踐奄”。根據鄭玄的解釋，踐，瀆如翦。翦，滅也。是則踐奄實即滅奄?！渡袝髠鳌酚洿耸略唬?ldquo;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潴其宮。”潴，指水停聚之地，《周禮·地官·稻人》曰：“以潴畜水。”亦指水停聚。周人此舉，鄭玄說是為了“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奄滅之后，奄君被遷往薄姑，其宮室遭到了徹底的毀滅。

       為了鞏固東征的勝利成果，也為了徹底穩固東方，兩年以后，周公、成王決定分封齊、魯。于是，周公歸政，成王親政之初的成王八年春，“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10]，魯、齊兩國又被分封在了今山東地區，分處泰山南、北。[11]

       魯國在今曲阜立國后，擔負起了鎮撫東方的重任，《詩經·魯頌·宮》說成王希望魯國“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還說魯國初封之時，周室曾經“賜之山川，土田附庸”，事實上，魯國周圍的小國有不少成了魯的附庸國家。作為魯之近鄰，邾國也自然是其中之一。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邾國始建，直至最終為楚國所滅，共歷二十九世。其西周時的世系，《世本》記曰：“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父。”夷父時在周宣王時期，他因罪被殺，其弟叔術被立為邾君。后來，叔術讓位于夷父之子夏父，自己出居于濫，別為一國。夏父繼位為邾君后，別封其弟友于郳，即春秋時的小邾國。

       在春秋時期，邾國由于具有一定的軍事力量，在當時的歷史舞臺上比較活躍。邾與魯為近鄰，邾魯之間交往很多，因而，邾國內政、外交的主線也在于此。進入春秋以后，始見于記載的是邾儀父，魯國的編年史《春秋》于隱公元年便記有魯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的史實。兩國之間有利害沖突，戰爭不斷，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引李廉之語云：“《春秋》內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邾在魯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邾在邾文公時曾經把都城遷于繹，很有可能是因為這里有山險可依，以便更好地應對魯國的侵擾。其實，邾國憑借自身的實力，也并不甘受魯國的欺侮，時常與其對抗，有時還主動出兵，攻伐魯國。[12]

       清人顧棟高把春秋時期邾、魯關系大致分成了幾個階段：認為春秋之初，魯嘗欺凌邾國，隱、桓二公都兩次盟邾、兩次伐邾，邾國未敢回報。邾國近魯而弱，僖公時期魯國與邾戰伐無已；魯文公時，晉悼興霸，各國諸侯屏息聽命，魯國也以禮義之國，兢兢焉軌于法度，罔敢凌虐弱小，而邾國反而仗恃齊國而肆橫，十年之間，邾國兩度伐魯。魯國凡十六年不伐邾，反而修平以講好；昭公時期，季孫執政，邾國三納魯國“叛人”。哀公之世，幾乎無歲不與邾為難，竟然俘獲其君以歸，獻于亳社，魯國凌滅弱小，至此已極。[13]

       戰國時期，由于資料缺乏，邾、魯兩國之間的關系不可詳知。但是，戰國時雖然魯亦弱小，但比之邾國還算強大，其對邾國的侵奪可能更甚。杜預《世族譜》稱邾國“春秋后八世楚滅之”，而見于記載的邾君僅有考公和穆公，邾考公是邾隱公曾孫；《孟子》中又有鄒穆公。其世系已不得而知。

  二

       作為曹姓國家，邾國在文化方面與魯國有很大區別，通過魯國與邾的關系便可以明顯看到這一點。

       魯國周鄰齊、莒、宋、衛等大國，還與滕、薛、曹、杞、邾等許多小國相近。春秋時期，魯國本為積弱之國，但因其乃周禮所在，故而東方的不少國家皆勤享贄，修朝禮，即使遠在方域之外的一些小國也不憚憚仆仆至魯來朝。誠如近人韓席籌所云：“魯為齊弱久矣，然而河濟海岱間諸小國，率親魯而遠齊，豈無因而至哉！觀曹太子來，則賓之以上卿；滕、薛爭長，則婉言以和之；介葛廬來，則禮之加燕好。蓋魯能秉周禮，以懷柔小國，故小國親睦而來服也。”[14]

       魯秉周禮，周禮的“親親”原則在魯與各國的邦交中有明顯體現。清人高士奇曾經說：“春秋時，魯于列國邦交，自齊、晉兩大國外，惟宋、衛最親。”[15]魯人結霸強之好，是為了更好生存，而“為四鄰之援”，則是備“國之艱急”[16]。然而在對待各國的態度上，魯人似乎又不盡相同。

       魯與晉、衛為同姓兄弟之國，與宋、齊則是婚姻之國，與對待齊、宋相比，魯人在與晉、衛的交往中態度要溫和得多。周人有親近同姓的傳統，盡管周王室此時已經失去了統御和羈縻的力量，但魯人身上仍體現著周人的這一宗法精神，“周之同盟，異姓為后”[17]一語即出自魯人之口。如外交中齊人、宋人不懂宴會中賦詩，魯人就加以譏諷、卑視。[18]《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曰：“魯之于晉，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日。”不僅如此，雖然當時列國間的慣例是“諸侯不相遺俘”[19]，但定公三年，魯卻使季桓子獻俘于晉。襄公三年，魯朝晉，“公稽首”。晉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魯孟獻子則曰：“以弊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20]為了求睦于晉，魯國行事幾乎達于超越禮儀的地步。而對于齊國，魯人的態度正相反。哀公十七年，魯公與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21]同一禮儀，對晉對齊，截然相反。

       魯國外交中與同姓較為親近，在與小國的關系上也表現十分明顯。如杞、邾、莒與其接界，但他們都是異姓，因此魯國常常侵奪杞國，并與邾、莒等國世代不睦。魯人也明白“結四鄰之援”的重要性，可魯國偏偏與邾國等“構怨”[22]。西周末年以來，周王室內亂頻仍，德威不濟，于是，迭然而興的“尊王”強霸以及號為“宗邦”、“望國”的魯國卻成為諸侯殷勤執禮的對象。就像眾多的小諸侯國那樣，邾國也一般不能自達于天子，便通過魯國盡其一方小侯的義務，如周簡王即位時，邾子不朝天子而到朝魯。邾國也常到魯國朝見，主動與魯國交好，但魯國對邾國的攻伐卻沒有因此而停止。除了魯與這些國家邊地相接而易為對手外，最為根本的原因可能還在于文化上面。[23]

       邾、魯兩國由于文化不同而相沖突的事情也有發生?！蹲髠鳌焚夜暧洠?nbsp;   “任、宿、須句、顓頊，風姓也，實司太昊與有濟之司，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封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昊、濟之祀而修禮、紓禍也。’”“興滅繼絕”的確是周人的傳統，于是，第二年（前638年），魯國伐邾，取須句，使須句之君返回國家。后來，因為這個緣故，邾人出師攻魯。由于魯僖公輕視邾人，“不設備而御之”，僖公的頭盔都被邾人獲去，并懸于邾國城門。

       魯人很是看不起邾國，稱邾國為“夷”，顯示了魯人在文化心理上對于邾國的卑視。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魯國伏擊邾軍，邾軍大敗，三位大夫被魯國所俘。次年，邾人告到晉國，晉國出兵討魯。魯派其卿叔孫至晉，晉人卻拘執叔孫，并讓他與邾國大夫坐在一起以論曲直。魯叔孫卻說：“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24]最終也沒有與邾國大夫坐在一起。周制崇其封國，魯國自在其中。魯秉周禮，在有利于自己時更是堅執周制。他們認為，根據周的規定，邾之地位應低于魯國，況且邾國為“夷”，邾國的大夫沒有資格與魯卿平起平坐，魯國之卿應與邾國國君平等。

       相對來說，邾國在意識形態方面受周禮影響較小，如邾國用人祭社、用人殉葬，  就都不符合周禮的要求。如魯僖公十九年（前641年），“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子，用之。”所謂“用之”，即殺之以祭于社；前507年，邾莊公在門樓上觀看院中景色時，看到守門人以瓶盛水灑于庭中，那人曾被大夫夷射姑欺侮，便說是在清理夷射姑的便溺。邾莊公好潔，因而大怒，最后，竟然因此而“自投于床，廢于爐炭，爛，遂卒”。下葬之前，“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25]杜預認為，墓中別有便房，先葬車及殉人，可能是邾莊公遺命?？追f達也解釋說：“邾子好潔，以人為殉，欲備地下掃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污履藏內；欲其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處之。”邾公死后以人殉葬，類似的事情在魯國是不會發生的。

  三

      關于邾國的文化，不少學者常常提到“鄒魯文化”這一概念，認為它可以作為一個區域文化。其實，“鄒”亦即邾國，如上所言，邾、魯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差異。 

     關于邾國稱“鄒”，以前已有人進行解釋，如清人考證說：“按《春秋》邾，公羊氏傳皆作邾婁。何休注：‘邾人語邾聲后若婁蓋方言如是，乃句吳于越之類，非因遷婁故謂之邾婁也。由邾而邾婁，由邾婁而鄒，蓋皆音之轉。鄒亦作騶，則又字之異也。”[26]王獻唐、楊伯峻、郭克煜先生也有類似的說法，認為邾國一名數稱，是因有漫聲、急聲的區別，乃是音變所致。[27]

     邾、魯近鄰，兩國時有爭戰，所控制的區域也在不斷變化。春秋后期，邾國的北部邊境逐漸南移。如襄公之時，“邾庶其以漆、閭丘奔魯”[28]，杜預注曰：“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清光緒十八年吳若灝纂修的《鄒縣續志》卷二《方域志·古跡》云在當時鄒縣縣城東北十里許有故漆城，并稱當地人曾得古鼎于此。又城西十許里亦有漆城，俗名七女城，當時故址猶存。其引《從征記》曰：“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可見，漆與閭丘二地即今鄒城城區西北不遠。

      關于魯國對三邾的侵奪，王獻唐先生說：“魯之疆域，包括三邾北境、東境、西北境，壤地相接，兵端一啟，首當其沖，禍結幾無寧日。小邾地小力微，不敢稱兵，濫國亦然。與魯戰爭最力者，莫如邾。邾之疆邑，先后入魯版圖者，為咸丘，為  ，為于余丘，為須句，為根牟，為  ，為闞，為訾婁，為  ，若漆，若閭丘，若茅，皆叛而附魯，濫更舉國歸之。蓋自伯禽以來，已為世仇，三家貪得奪求無厭，降至春秋末葉，邾之疆域已逐漸削小，非春秋初年比矣。”[29]

      春秋末年以來，特別是戰國時期，邾國已經遠遠弱于魯國，魯國不僅視其為“小國”[30]，對其侵伐也更劇于前。昭公十三年（前529年），邾國告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哀公七年（前488年），季康子率兵伐邾，魯軍打進邾國城中，軍隊進行了大肆虜掠，邾人被逼上嶧山。魯軍又于夜晚攻擊，俘獲了邾國國君隱公益，把他帶回魯國，還“獻于亳社，囚于負瑕”。邾國此際已無力與魯國對抗，幸賴吳國等的庇護，才得以殘存下來。而據《孟子·梁惠王下》，在戰國時的邾穆公時期，邾國嘗與魯國發生戰爭，邾國“有司死者三十三人”。魯國國力強于邾國一直沒有改變。

      關于邾國之亡，有的說滅于楚國，有的說滅于魯國。雖然事實上可能邾國不是亡于魯國，但魯國擁有滅邾的實力還是不用懷疑的。 

       邾國與魯近鄰，故邾君曾言“魯擊柝聞于邾”[31]，孟子也說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32]。戰國時期，孟子在鄒，此時鄒地是否屬魯，歷來存有爭議。但這里畢竟距魯國都城不遠，很容易受到魯國的影響。既然如此，邾國在文化上與魯國有一定的相近之處是很自然的。例如，邾君也有重民意識，邾文公于前614年卜遷于繹時，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公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33]這與西周尤其是春秋以來的重民思潮是一致的。邾也重君臣父子之道，邾定公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邾公稱是自己的過失，并說自己曾經學習斷獄，說：“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  其宮而潴焉。蓋君逾月而后舉爵。”[34]蓋臣忠于君，子孝于父，不獨儒家所提倡。

 

       邾人也施行禮儀，但往往受到魯人的指責。如邾隱公既即位，將冠。其行冠禮無可厚非，但其所行之禮可能不合規范，因此，邾隱公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時?？鬃釉唬?ldquo;其禮如世子之冠。”[35]魯定公十五年（前495年）春，邾隱公朝魯，“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36]自然，邾國也有自己的禮儀，如邾考公之喪時，徐君使人來吊，當時，邾國的官吏就表示希望不要違反規矩胡亂行禮。[37]

       戰國時代，邾國稱鄒，這里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濡染，孔子的孫子子思曾到鄒地講學，特別是孟子遷居鄒地后，更使這里名聲日隆，鄒地因而也具有了濃重的儒家文化氛圍。例如，鄒穆公鑒于民眾不為自己效力的慘痛局面，遂接受孟子的勸說而施行“仁政”[38]。以前，鄒、魯連稱，一般僅僅是因兩國土地相接。以后，在儒家文化這一點上，人們多將鄒地與魯國相提并論，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戰國時起，人們將兩地合稱時，還把“鄒”放在“魯”的前面，而稱為“鄒魯”。從史籍看，人們將“鄒”、“魯”連稱時，都是從明禮、好儒的角度來說的。漢代以前如此，以后也是這樣。因此，所謂“鄒魯文化”其實指的是儒家文化，與邾國的文化還應區別開來。這一點，筆者以前曾經論及，此不贅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