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初見端倪，之后經歷了漫長曲折的發展過程，逐步形成“以人為本、義以生利、尚中貴和、誠實守信、勇于創新、為政以德”等儒商文化核心理念。在新時代的經濟大潮中，儒商文化不斷為現代企業管理者提供修身資源與智慧，為企業管理營造良好的人際環境，促進市場經濟及企業信用體系建設，成為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重要精神支柱、中華民族經濟振興的強大動力源。
儒商文化的發展
儒商始于春秋戰國時期，儒商文化的發展則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即春秋戰國初步形成時期，宋代逐步發展時期，明清興盛時期，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管理思想、經營理念、經營模式、行為規范和行業準則。
春秋戰國時期商人群體不斷壯大，主要來自貴族、士人和部分農民，其中，一些商人受儒家道德價值的影響而形成了職業倫理觀，他們用儒家思想指導商業經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出現了子貢為代表的運用儒家思想經商事賈的商人群體，儒商文化也隨之出現。子貢之所以被后世稱為“儒商始祖”，就是因為他將儒家思想中的“儒”與經商致富相融合，并且運用此道在經商路上取得了成功，從而真正展現了商與儒道的合二為一。
秦漢至隋唐時期統治者多采取嚴厲的重農抑商政策，商人成為“四民”中最低賤的階層。由于東漢以后儒家獨尊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沖擊，儒商發展基本上陷入停滯狀態。宋代統治者取消了重農抑商政策，采取了較低的商稅，商人自由經商，土地自由買賣等利于商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取消了漢唐時期對商人著衣和乘坐車馬的歧視性規定，使商業發展獲得了新生，儒商文化漸漸復興 。
明清時期，人口數量迅速增長，商品經濟逐步繁榮，大量商品源源不斷地投入市場，商品流通的范圍與規模日益擴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極大促進了國內長途貿易的發展，形成了以長江中下游、東南沿海、運河沿岸等地區為中心輻射全國的區域商品市場。明清理學的發展，使意識形態領域日趨活躍，商品經濟不斷繁榮，大量士人秉持儒家思想進入商界，從事經商事賈，儒商逐漸成為社會的重要階層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
儒商體現的是“儒”與“商”的有機融合，儒商首先要信奉儒家思想，是以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為指導，從事經商活動的有知識與文化的企業家，不僅具有良好的傳統文化素養，而且有著較高的職業道德修養和管理技能，他們將儒家道德作為商業經營和個人修身準則，有著兼濟天下的情懷，在企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
儒商文化的內涵
以人為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儒家主張“仁者愛人”“以人為本”“天人合一”“仁民愛物”， 具有關愛生命的倫理思想，提倡尊重生命價值，尊重客觀規律，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友善、協調發展，主張經濟發展要與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一致。“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生財要取之有道，“仁”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財”是實現“仁”的手段，以財行仁而贏得民心。君子愛財，但要取之有道。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論語·里仁》），企業追求利潤是其本性使然，但不能在利益面前無所不為、唯利是圖，要考慮利益的獲取是否符合道義，是否做到了以人為本，有沒有擔負起經世濟民的社會責任?？梢姡迳涛幕粌H是企業的核心文化，也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經營的基本理念是以人為本，做到了以人為本就能生財有大道。
誠實守信。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孔子對“信”進行了非常形象的比喻，指出了“信”對人立世的重要性。孟子則豐富了“信”的內涵，將其進一步拓展，從道德約束具象為“五倫”之一。“誠”字最初與宗教緊密相聯，體現人們對于神靈的虔誠之意，隨著“誠”內涵的不斷豐富和擴展，進一步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人與人相交要真誠相待不相互欺騙。“誠”“信”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表里，奠定了我國誠信思想的基礎，誠信思想便作為儒家的主要思想被確定下來，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其內涵，使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并被世人作為自我規范的重要尺度。誠實守信被稱為商業的靈魂，作為傳統儒商文化的重要內容，繼承了儒商誠信經營的理念，成為現代企業經營行為的基本準則。
尚中貴和。尚中貴和體現了孔子“仁”學的基本精神，“中”是“中庸之道”，“和”體現“以和為貴”?？鬃诱f:“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在孔子看來，中庸既是一種道德境界，又是不偏不倚，過猶不及處理問題的方法。“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孟子發展孔子的思想指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荀子進一步發揚光大提出:“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時不得人和，則百事不廢。”（《荀子》），可見，尚中貴和是儒家重要思想，體現了中國人重視人際關系和諧。在民間就流傳著有“將相和、邦國興”“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等，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體現。“窮則變，變則通”（《周易·系辭下》），儒家重“和”，提倡以和為貴，卻反對不講原則的一團和氣。儒商把“和”的精神運用于商業競爭，就是要在注重道義原則的基礎上，做到人際關系和睦，合作經營，和氣生財。同時又強調重“和”但不僵化，處事要善于變通，經營中不能墨守成規，要因時因勢因事而變，使企業立于不敗之地。
義以生利。《禮記·中庸》:“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義”是指恰到好處，也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規，義是道義、正義和義務的統稱，是一種責任擔當，也是一種道德抉擇。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可見，“義”本質上是遵天道法的倫理追求，“利”則是在盡道義履行義務的基礎上而得到的利益。義與利是辯證統一的，義是核心，利是表層，堅持核心的義，才能獲得正當的利益。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論語·憲問》），“不義且富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孔子思想表明了對道德仁義的重視，但并不排斥對利的追求，只要利取之有道，是正當的，就無可厚非。儒商文化的義以生利，體現在利益的獲取要建立在道義的基礎之上，企業堅守了道義就能獲得生生之利。
勇于創新。子曰: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體現了君子勇于擔當，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儒家注重道德修養，既是謙謙君子，又是剛毅勇士，君子之勇，體現在面對道義擔當不遲疑、敢決擇的“勇”的境界。“勇”就是在信念驅動下，體現出的一種無所畏懼、敢于擔當的行為及勇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周易》）“自強不息”，是儒家“勇”的內在驅動力，是努力奮斗、永不懈怠的人生信念?！对姟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儒家主張趨時而動，與時俱進，其中庸之道包含著重要的時變觀念與創新思想，如“順時而變”“因變而變” “時中之變”“權宜而變”，主動應對時勢的變化而變化，抓住有利時機，乘勢而上，通過與時變化的措施途徑達到合適的目標，在恒常秩序中變而不亂、變而有節、變而有常、變而有效，從而使企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為政以德。儒商首先是儒者，把仁義道德放在首位，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言“留意于仁義之際”。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這里的“德”就是儒家的仁德。一個有仁愛之心的企業家，才能處理好企業與員工、企業與顧客、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愛人要體現出責任擔當和博愛之心，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論語·顏淵》）孟子曰：“仁者愛人 ，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 ，人恒愛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離婁下》）一個不懂得如何愛人的人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愛自己。仁，就要以仁愛之心關心愛護他人、尊重激勵他人，由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在人們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方針，亦即構成了這個民族的某種共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人之道德，端賴養成。儒商作為有道德的領導者，有德者在其位謀德政，才能真正做到“為政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