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已經把“和”落實到生活的在在處處，“和為貴”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人生信仰和思維習慣之一。作為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范疇，“和”貫穿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和各家各派思想之中，積淀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它在處理人際關系、維系社會穩定、促進社會進步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指導作用。

　　關于“和”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現。最初字形寫為從龠禾聲的“龢”字，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道：“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龢”的本義是指從三孔定音編管內吹奏出來的標準樂曲，以便調和各種音響。到后來，該字形又演變為從口禾聲的“咊”或“和”字。“和，相譍也。”（《說文解字》）“和”的初義指音聲相應相和、韻律協調，后來便逐漸有了和諧、和合、融洽、調和的意思。

　　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的“貴和”思想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堯、舜等上古帝王就用“和”的思想來治國理政，之后在春秋時期由孔子及其弟子進行了系統闡發，遂正式確立。此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和為貴”思想跨越千年時光，生生不息，歷久彌新，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關于中華“和”文化的產生，有兩大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理論淵源，二是時代背景。

　　一、“和”文化產生的理論淵源

　　“和”觀念由來已久，其產生與遠古先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在遠古農耕文化中，就已滋生出“和”的樸素觀念。先民們認為，只有天地有序，順物之性，才能獲得自然恩澤，并成就事功；反之，若天地之氣失和，逆物之性，則會帶來自然災難，并危及生存。（于語和、劉志松：《“和諧社會”溯源——以傳統政治文化為中心》）同時，先民們還意識到，為適應和改善生存環境，人們必須聚族而居，人與人之間需要團結互助、和諧相處。此外，在遠古先民的巫術禮儀之中，也強調禮、樂的相應和諧。

　　最早關于“和”觀念的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堯帝時代。《尚書·堯典》中記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

　　意思是說，堯帝能發揚大德，使家族親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政事。眾族政事辨明后，又協調萬邦諸侯，使天下眾民也變得友好和睦起來，這就實現了“協和萬邦”。

《堯典》書影

　　在《國語·鄭語》中，還記載了商族部落始祖契的事跡：“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能把“五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加以結合整理，讓百姓安居樂業。

　　另據《國語·鄭語》記載，在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在與鄭桓公分析天下大事、討論國家興衰問題時，將“和”與“同”作了明確的區分，進一步加深了對“和”之內涵的認識。史伯指出：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就是說，和諧才能創造事物，同一是不能連續持久存在的。把許多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使它們之間達到平衡，這叫作“和”，只有這樣，才能使萬物豐盛而成長起來；如果把相同的東西簡單加合在一起，結果只能是被拋棄。所以，過去的帝王用土和金、木、水、火相互結合生成萬物。在這里，先人就已經提出：“和”是不同元素的結合，差異性是“和”的前提，這樣的“和”才能長久，生成的物才能豐盈。如果“去和取同”，那就會“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國語·鄭語》），這就離滅亡不遠了?？梢哉f，“和而不同”這一觀點自提出后，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在以后的中國文化發展中一再得到確認。

　　到春秋時期，關于“和”的討論就愈發多了起來。

　　齊國大夫晏嬰曾圍繞如何處理好君臣關系這一問題，對“和”與“同”的區別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

　　齊侯至自田，晏嬰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齊景公有一次打獵后回到遄臺，景公的近臣梁丘據（字子猶）也駕車飛奔來到了遄臺。景公說：“只有梁丘據與我‘和’啊。”晏嬰反駁：“梁丘據與您是‘同’，‘和’與‘同’有差別。‘和’就如羹，是由廚師用水、火、醋、醬、鹽、梅等來烹制魚和肉，用柴火燒煮。廚師調制味道，使其咸淡可口，酸甜適中。君子吃了，就會心平氣和。”晏嬰繼續說：“君臣關系，也如制作羹那樣，國君認為可以的言行中必有錯誤的成分，臣下要指出其錯誤，使國君改正；國君認為錯誤的言行中也會有可以接納的成分，臣下要摒棄其中的錯誤，吸收發揚其合理的成分。只有這樣才能政事平和，百姓沒有爭斗之心。”

晏子畫像

　　晏嬰比史伯的論述更進一步，他明確提出“和”的原則和方法：“濟其不及，以泄其過。”事物之間相互作用，要互為補充、互為制約，進而達到整體的和諧統一。（閆巧生：《和同論的歷史演變》）晏嬰還指出“和與同異”，只有雜多和對立的事物才是相濟相成的，所以君應該采納不同的意見，容納不同的觀點，防止偏執于一端。

　　道家創始人老子在構建思想體系時，也十分注重“和”的意義。老子認為，從最高的“道”到萬物的生成，就是一種“和”的狀態。他在《道德經》中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作為最高統一體的“道”，其中蘊含著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相互作用，就衍生出宇宙間萬事萬物。而世界的產生就是陰陽二氣相互激蕩而產生的和諧穩定狀態。陰陽二氣雖然有對立和沖突，卻始終處在“道”的和諧統一之中。這種狀態的形象化就成為后來的陰陽太極圖。

　　此外，在“五經”之中，還有諸多關于“和”的論述。據學者統計：在《詩經》中，有十三處涉及“和”，多取聲樂平緩和順、和諧相應之意；《尚書》中的“和”則上升到國家治理、邦固民和的范疇；《易經》中“和”的意義一般較為抽象，從形而上的角度加以使用，有時“聲音相和”的古意也在繼續使用。（胡靜：《論孔子思想中的“和”》）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不難發現，從西周末年至春秋這一歷史時期，各家各派越發關注對“和”的研究。到了孔子，他和弟子繼承并發展了前人對“和”的認識，通過系統梳理和闡發，創造性地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鬃蛹捌涞茏雨P于“和為貴”思想的明確提出，留待下文探討。現在，我們有必要對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和”文化興起的時代背景進行簡要分析。

　　二、“和”文化產生的時代淵源

　　正如上文提到，在西周末年，具體來說，是周幽王八年（前774），史伯和鄭桓公曾在縱論天下形勢時，探討了“和”的問題。那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講“和”呢？基于歷史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和”文化在西周末年引起人們關注，是有其社會政治背景的。

　　西周末年的最后一任王是周幽王。周幽王為政貪婪腐敗，整日沉湎酒色，不理國事。他在位期間，各種社會矛盾急劇尖銳化。同時他還重用奸臣虢石父主持朝政，加重對百姓的剝削，激起百姓怨憤，政局不穩，最終致使西周滅亡。關于幽王，最著名的一個故事就是“烽火戲諸侯”了：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后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史記·周本紀第四》）

　　據史料記載，當時周幽王寵幸愛妃褒姒。褒姒很漂亮，但是整天愁眉不展，就是不肯一笑。周幽王為了能使她開心一笑，可謂用盡了手段。這時，佞臣虢石父替幽王想了一個主意，提議用烽火臺一試，就是讓周幽王去點燃驪山烽火臺上的烽火，戲耍諸侯，以此來博得褒姒一笑?；栌沟闹苡耐醪杉{了虢石父的建議，登上烽火臺，命令守兵點燃烽火。一時間，狼煙四起，烽火沖天，各地諸侯一見警報，以為犬戎打過來了，急速帶領兵馬趕來救駕?？墒堑搅梭P山腳下，連一個犬戎兵的影子也沒看到。諸侯們始知被戲耍，懷怨而回。褒姒見千軍萬馬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如同兒戲一般，覺得十分好玩，禁不住大笑起來。周幽王大喜，立刻賞賜虢石父千金。周幽王為此數次戲弄諸侯，諸侯們漸漸再也不來了。真正到了犬戎發兵，直撲鎬京時，周幽王再放烽火，卻沒有一個諸侯來救他了。最終，幽王被殺，褒姒被擄，西周滅亡。

　　作為周幽王司徒的鄭桓公看到君王如此昏庸無能，便預見到西周時日不多，即將滅亡。于是，他問史伯怎樣能夠避免這樣的災難。由此，史伯發表了前文的論斷，并進一步論述了古人是如何建立國家且延續很長時間的。像唐堯、虞舜、夏禹、周棄等賢明之人，能建立功業的很重要的原因是都特別注重在天地、人事之間營造和氣。而西周之所以快要滅亡，就是因為周幽王不重視“和”，搞“剸同”，即專制同一。周幽王在國家治理上專信佞臣虢石父，排斥周宣王時的正直大臣。史伯說：

　　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國語·鄭語》）

　　一種聲音，如果只有一個單獨的音調，那是噪聲；一種東西，如果只有一種顏色，那不是美色；一種食物，如果只有一種味道，那也不是美食。史伯認為西周之所以亡國，就是因為周幽王喜“同”，而不貴“和”。

史伯塑像

　　到了春秋時期，戰爭愈發頻繁。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當時的各家各派都在努力思考這樣一個中心問題：如何制止戰爭？他們經過思考，得出了基本一致的意見：那就是要樹立“和”的觀念，以“和”為貴，而不應冤冤相報、互相仇恨。

　　除了這些政治家、思想家，當時的平民百姓更是渴望有和平安寧的生活環境，因為戰爭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正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和”的思想被愈發重視起來。

　　三、儒家“和為貴”思想的明確提出

　　春秋時期，孔子及其弟子繼承并發展了前人關于“和”的理論，明確、系統地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主張。

　　在記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一書中，直接提及“和”的記錄共有五條。（胡靜：《論孔子思想中的“和”》）其中，有四條是孔子親口說出，或者是其弟子描述孔子氣象時的用語：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論語·述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孔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

　　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論語·子張》）

　　還有一條關于“和”的理論，是孔子弟子有子說的：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

　　在這一條中，有子明確提出了“和為貴”這一用語，后來成為現代漢語中的常用用法。不可否認，有子“和為貴”這一說法的明確提出，是受到了孔子貴“和”思想的深刻影響。通觀孔子構建的思想體系，“和”是其重要理論之一，也是其哲學的精髓所在。

有子畫像

　　長期以來，學者們圍繞“什么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這個問題爭論不休——到底是“仁”，是“禮”，是“中庸”，還是“和”？其實，孔子的思想包羅萬象，以上都是孔子思想的不同側面之體現，是孔子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說到孔子思想的最高目標或最終追求，那就非“和”莫屬了?？鬃犹岢龅母鞣N主張，無非是想實現家庭的和諧、社會的穩定、天下的安寧，而這些說到底，就是一個“和”字。“和”，既是調節各種關系的手段，也是最終要達到的理想狀態。孔子所渴望的理想社會，應當是一種和諧、和合、和平、和洽的狀態。在這個社會里：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

　　大同在孔子的心目中，便是充滿著“和”的社會。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孔子提出了一系列以“和”為基礎的道德準則，筆者在這里簡要列舉一二：

　　比如，孔子提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認為只有具備獨立的立場和思想，謙和而不盲從的人，才是真正剛強正直的君子。從此，“和”之與否，成為區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標準。

　　再如，在治國理政上，孔子提出“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主張，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肯定了“和”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國家，若是財富分配公平，便無所謂貧窮；百姓和諧團結，便不會覺得人口少；境內和平安定，國家便不會有傾覆的危險。

　　此外，孔子還以身作則，努力成為其弟子及后世效法的“和”之楷模。比如，孔子很注重音樂的和諧之美。平日里，孔子與人一起唱歌時，如果歌曲很好，他一定請人家再唱一遍，自己和聲而歌。

　　還有一次，陳子禽夸贊孔子弟子子貢時說道：“子貢你太謙虛了！孔子哪能比你更賢明呀？”子貢反駁：“君子說一句話就能表現出他的智慧，說一句話也能表現出他的無知，所以說話不可不謹慎呀！我們夫子之不可及，正像天一般，沒有階梯可以爬上去！我們夫子若得國而為諸侯，若得采邑而為卿大夫，那真是教民立，民就立；導民行，民就行。經他安撫，百姓自會從遠方來投靠；經他動員，百姓自會和諧相處、同心協力。他生得光榮，死得可惜。這樣的人，如何能夠趕得上呢？”

　　正是這樣一位偉大的道德楷模，在他的弟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便有了孔子弟子有子在談論“禮”的問題時，說出的流傳千古的話語：“禮之用，和為貴。”

　　由孔子及其弟子明確提出并系統闡發的“和為貴”思想，被后世儒家學者不斷地繼承、完善。如戰國時期的“亞圣”孟子，就把“人和”看作比“天時”“地利”更重要的因素，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孟子認為戰爭的成敗取決于人心向背，只要國家內部人民和諧團結，上下齊心合力，就能無往而不勝。到荀子，則從更積極的意義上提出“和則一，一則多力”的主張。他認為，在一個組織內部，人們和諧相處就能取得一致，取得一致，國家就會變得強大起來。此后，“和為貴”思想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出現愈加豐富的內涵，但這已不在本文的論述范圍之內，茲不贅述。

孔子研究院“和為貴”刻石

　　可以說，“和為貴”思想對燦爛悠久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形成與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中國之所以被稱為“禮儀之邦”“文明古國”，筆者認為，追根溯源，“和為貴”思想功不可沒。

　　作者簡介：

　　劉曉，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孟學、中西文化比較等方面的研究，在各類刊物發表研究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