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的時代，正是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開始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鐵器、初稅畝、新興地主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土地兼并、繁刑重斂、戰爭頻發的戰國時代即將到來。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局面，孔子把“仁”確立為人的本質、人生意義和社會理想，賦予“仁”哲學本體論意義，對個體生命人生意義的確立和國家治理提出了系統的解決方案，彰顯了深邃的人文考量和深遠的歷史眼光。

較早出現“仁”字的儒家典籍有《尚書·金滕》《詩經》《周易》等，《說文解字》認為“仁，親也。從人從二”，也有學者認為西周金文中“仁”字字形從“女”從“二”。因此，“仁”字本義是二人或者說多人，實際上指代了整個人類社會，指明了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從而確立了個體生命的人生意義在人類社會本身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當然，這個人類社會首先是家庭，因為一個人出生后，他（她）所面對的第一個社會關系是他（她）的家庭關系。家庭是儒家學說實踐的主要對象，孝悌也自然成為仁的核心方法論，“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等儒家賢圣均對“仁”研究甚深，結合各自時代條件做出了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闡釋，賦予“仁”深厚的人文精神，把“仁”確立為儒學的核心范疇，以至于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稱為仁學。“仁”字在《論語》中多次出現，從孔子與其弟子對仁進行的較為全面的闡發來看，仁的基本內涵是愛人，其實現路徑是克己或者說自愛、自律，“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記·中庸》《禮記·表記》《孟子·盡心下》提出“仁者人也”的觀點，認為“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朱熹也認為“仁”是人之所以為人之理（本質），做到私欲凈盡，天理流行，便是仁，從而將仁與理聯系起來，為自己的理學提供理論支撐。孟子將仁與心聯系起來，認為惻隱之心是仁之端，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所以“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王陽明提出良知的哲學命題，良知是仁的集中表現，仁的實現路徑是“致良知”?？梢姡鍖W對仁的重視，實質上是對生命的重視，由此出發，儒學產生了人是天地之心、最為天下貴以及民為邦本、有教無類、民胞物與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韓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博愛之謂仁”的觀點，而“博愛”最早出自《孝經·三才章》“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由于儒學奉行以孝治天下，具有平等思想的博愛沒能成為儒學的重要范疇，盡管如此，博愛還是為中學、西學交流互鑒搭建了橋梁。由于博愛與仁聯系在一起，因此，儒學中的博愛首先是自愛，體現在個體生命層面上要克己、慎獨、自律，然后由己及它、由親及庶、由近及遠但無邊界，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天地萬物。

宋明以來，隨著儒學西傳，儒學仁愛觀對歐洲產生了深刻影響。上世紀40年代，在《世界人權宣言》起草的過程中，中國代表張彭春堅持加上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仁”，但由于沒有合適的對應的英文單詞，最后將接近“仁”的“良心”（conscience）寫入，從而譜寫了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一段佳話。

千百年來，儒學倡導的“仁者愛人”為無數的個體生命帶來了人文關懷和心靈溫潤，從而使“仁者愛人”具有了穿透歷史、貫通中西的精神力量。愛人是仁者最核心的品質，仁者肩負著愛自己、愛親人、愛眾生、愛世界的使命和責任。為了實現這一使命和責任，仁者任重而道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同時，由于知曉自己的使命和責任，仁者無論面對多么惡劣的處境，都能堅守仁心，樂天知命，不怨天，不尤人，“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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