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聽了四位專家學者的報告，我這里想談談個人的一些感想，算不上是總結。當然，這個感想不是以堅實的研究為基礎，而是因第一位報告者梁濤先生的題目，與最后的一位報告者薛柏成先生的題目，都是講“儒墨互補”的問題，我想就以此來談談自己關于“儒墨互補”的感想。
       儒墨互補，是今天大家普遍都接受的一個提法。在古代儒墨是對立的，梁濤先生在一開始引了韓愈的話，如果我們用古代的語言來表達這個意思，就是在古代“儒墨不相用”。今天不同了，如果今天我們以儒墨互補的觀點來表達我們的認識，那就是“儒墨必相用”的立場。從“不相用”到“必相用”，我覺得這恐怕是今天我們大家的共識。當然，對儒墨關系具體的討論，可能還有一些不同的解讀。

       1、剛才講的“儒墨互補”這個觀點，如果從歷史上、根源上來講，我的一個感想就是儒墨“本同一源”。墨子應該是出于儒家，那我們怎么論證呢？有兩個證據，首先就是墨子毫無障礙地大量地使用“仁義”二字，這些概念原本來源于儒學。因為我們知道道家長時間對“仁義”是很忌諱的，“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道家是明確反對“仁義”的。所以在與儒家不同的學派里面，惟有墨子沒有任何障礙地、很順理成章地大量地運用“仁義”，而且“仁義”的連用在孟子之前就運用了。很明顯，墨子的思想淵源是與儒家有一定的關系。
       其次就是如果看先秦各家各派的學術文獻，孔德立先生認為墨家同儒家一樣，也是喜歡引用《詩經》和《尚書》，有些語式都很相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墨子從根源上來講應該是出于儒家。所以他在思想概念和表達形式上與儒家有很接近的地方。
       因此，儒墨關系如果用兩句話來概括其根源性，第一句話叫“同出一源”，第二句話叫“別子為宗”?！抖Y記》講“繼別為宗”，后來牟宗三先生特別喜歡講“別子為宗”，就是“另外立宗”。我們借用這個話頭，墨子的情況很像是這樣，就是他本來是出于儒家，但是由于他對儒家有所不滿，所以他別立宗派，成為大宗，與儒家并稱為顯學。所以一方面是同出一源，另一方面是別子為宗，從根源上來講墨子很像儒之別子，但是他另外立宗了。所以我覺得從根源上來講，儒墨之間有一致的地方，所謂“同出一源”，這是我一個想法。

       2、另外一個感想就是關于大家所集中討論的“兼愛”問題，即“仁愛”和“兼愛”。我想“仁愛”和“兼愛”的緊張，如果說在孟子時代是把它的對立緊張推到最大的程度，應該說從漢代以來到北宋時期，這個緊張早已經大大緩解了。漢代董仲舒已經承認了“兼愛”的概念。北宋的儒學家，特別是理學，認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這與“兼愛”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才有楊時的提問。在宋代，除了在解釋《孟子》的時候需要提到這個問題，儒墨之間在“兼愛”問題上的對立緊張，應該說早已經大大消解了。北宋“萬物一體”的概念，肯定了“兼愛”的精神，不再像孟子那個時代，把它推到極端，加以否定。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在核心價值上，儒墨都共同肯定了這個普遍價值，這個普遍的“仁愛”是儒墨兩家共同確立為核心價值。在這點上應該說他們都對中國文化做了自己的貢獻。
      但是在理論上不等于沒有差異。差別我想是在一個價值的體系里面，不僅要有普世的“理想原則”，還要有能夠具體入手的“實踐原則”。理想原則與實踐原則怎么結合起來？不同的學派應該有不同的講法。剛才大家已經講了，現在大家不會再用“無父”這種極端化的，甚至歪曲對方的講法，來刻畫墨家的理論。但是“無父這個講法里面，也提示了孟子對于彼此在實踐原則上的一些差異的認識，而不僅僅是一個謾罵，一種極端化。什么意思呢？他雖然用了這個極端的“無父”的形式，但是他實際上是指出，墨家在實踐原則上是根本否定儒家“親親”的原則。梁濤先生在文章中講到，儒家從“孝悌”、“親親”之愛出發，到承認普遍之愛，具體實踐要從“孝悌”、“親親”出發。“親親”應該說是儒家實踐原則的第一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孟子“無父”的這個講法，如果我們加以一點重新的了解，他在那種將對手極端化的情況下，他要用“無父”這個講法，凸顯出墨家對儒家所強調的實踐原則的根本否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對“夏道”要有一個分析，就是關于說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問題。如果依照《禮記》的講法，夏道“親親”，周道“尊尊”。但是我們看墨子用的夏道其實不包括“親親”，而“親親”是儒家在講普遍“仁愛”理想原則的前提下所講的一個實踐原則。
       墨家的實踐原則到底是什么？大家還可以再總結。根據剛才大家的講法，我覺得應該是“互利”。如果在普遍之愛這個理想原則下，儒家比較強調“親親”，并作為實踐原則入手處；墨家應該是強調“互利”，“兼相愛，交相利”，或者說“交利”這樣的入手處。儒家對“仁”的理解，孟子講到“仁之實，事親是也”，所以“親親”是儒家對于“仁”的入手的實地的一種肯定。所以我想，儒家墨家的核心價值上，在普遍理想上是一致的，但雙方的實踐原則有所不同。這個是應該被承認的，沒必要否認。
       3、關于“兼愛”的原則的著眼點，在孔德立先生的報告里有一個講法，我覺得也是值得關注的。如果說兩家都是對普遍之愛這個理想原則做了肯定，那么墨家的這種肯定有什么特點？孔德立先生在報告中所表達的是：墨家對“兼愛”的肯定，它的直接意義上是面對當時的兼并戰爭。戰爭爆發的根源在于人們各事其親，有鑒于此墨子提出“兼愛”的主張。所以要說特點，墨子的“兼愛”更多針對的是當時的國與國的戰爭，因此這個思想的提出更多的是關注戰爭與和平，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所以這個原則應該說主要不是作為社會倫理問題來提出的。但是孟子可能把墨子的重點在理解上做了轉移，就把這個思想更多的是從血緣宗法社會的倫理來認識，提出了自己的批評，認為墨子的“兼愛”不能作為一個血緣宗法社會的基本倫理。
       在孔德立的報告中，他首先提出兼愛是針對當時戰國普遍的這種戰爭和被破壞的國際關系。儒家“仁”的觀念，孔子提出來的時候它可以包含國際關系，但不是著眼于國際關系，它是著眼于當時的社會倫理，這是一個重要的差別。

       4、從這一點上，我又對孔德立的這個報告提出一點疑問，就是孔子提出“仁”的時候，“仁”這個概念已經成為了一個超越了血緣宗法關系的普世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過分強調儒家講的是貴族的文化，墨家講的是平民的文化，過分強調這個對立，恐怕就忽略了兩方都具有的這種普世價值的意義。
       當然，孔子所講的這些文化理想里面，往往有很多貴族文化的東西，這是沒有疑問的。而墨子思想，毫無疑問它很多地方代表小生產者的思想立場。但是我們在看到這個的同時，還要能看到他們所包含的普世意義，僅僅過分強調貴族和平民的這種區別，是有見于別，但無見于同。因為在貴族文化里面也會見到普遍性價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是這樣的，在社會分工早期，只有在提供勞動剩余的情況下，只有在貴族文化里才能真正發展人類的智力和其他價值包括文學、藝術的價值。所以為什么在希臘的奴隸社會，在奴隸主的階層里才能夠產生那些偉大的藝術，而不是在其他的奴隸階層里面產生，這點馬克思、恩格斯早已講過。
       因此，在貴族文化里面，它發展出來的并不是僅僅代表貴族，它可以是代表人類的審美、道德意識。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墨家對周道的反對，有一些不能不說它是有所“蔽”。荀子講墨家的“蔽”，就是對文明和文化意義理解上的“有蔽”。他只看到對社會財富的這種大量的花費，比如說“非樂”，沒有正面看到“樂”本身作為人類文化發展的意義。包括厚葬，厚葬里面所累積的價值是人作為一個人對于親人的道德感情，對于父母“不忍”，“不忍”就是一種道德感情，它是人類社會歷史上不斷積淀出來的文明。
       應該說，墨家反對儒家更多的是儒家所傳承和贊成的“禮”的方面，即周禮的“禮”，周禮也是周道的一部分。但不是絕對的，墨家對《周禮》的反對里面，對于祭祀天這個“禮”，不管是由誰來祭祀，對于祭祀天的“禮”還是肯定的，他不是完完全全的反對。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雙方雖然有貴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區別，但是應該有一個辯證的判斷。一個就是我們講貴族文化里面也有普世的東西；另一方面在反對貴族文化的時候，有可能減損了貴族文化里面所代表的一般文化發展的意義。
       5、我想還有一部分問題，我認為儒墨雙方是“各有所見”。其中兩個比較集中的問題，一個就是“利”，孟子強調義利之辨，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墨子對“利”的肯定也有其道理。這是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問題，甚至不同的層次上，各有所見，所以要各自都有所肯定。再一個就是關于“命”，因為墨家對儒家“命定論”有很強的否定，體現了一種強力的精神，這種強力的精神我們也不能簡單說它代表平民還是生產者。強力也是一種很珍貴的精神。但是儒家關于“命”的觀念，是不是要完全否定？沒有意義？也不一定。“命”對必然性的一種認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直到今天我們還擺脫不了這個“命”的概念，可見這個“命”的概念也有它歷史的合理性。近代以來我記得梁任公給人家寫對聯的時候，就特別喜歡表達墨家的力命思想，如1926年，北師大的學生李任夫與楚中元來求字，梁給李任夫的對聯是“萬事禍為福所依,百年力與命相持”，就是以力抗命，命可能是有的，但是要用力與命抗爭，可見近代中國思想家很贊成墨家的思想。所以我覺得像包括“命”的問題，應該是不是也可以說各有所見？兩家的思想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屬于各有所見，因此不是簡單的誰對誰錯，誰是誰非。

       6、最后一個我想提的問題，也是需要厘清的問題。這個要厘清的問題，一個方面是指在原始文獻里面，儒墨的相互理解是不是恰當的？比如說孟子對墨子、墨學的理解是不是恰當的？《墨子》書里面，各個篇里面所反映的對儒家的認識是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今天如果從學術研究上來講，很容易找到一些問題，當然這個是很難免的。因為當時某一個儒家，他面對的那個墨者是一個具體的，那一墨者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墨家。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他可能只是那三派中的一派，一派中的一個人，也不能代表整個墨家。對他的批評也不能簡單地說他就是對整個墨家的批評，他可能是對墨家里面的一派，或者這派中的某一個人的一個觀點所作的批評。所以我認為這個需要厘清。一個墨家面對的也可能是一個具體的儒者，與其他的儒者有差別。所以在相互理解的方面，這是需要厘清的，當然，除了在這種認識上的限制，個別不能代表全體的限制以外，再就是由于學派的紛爭，他把對方有意地或者無意地對對方做了歪曲、做了曲解。那么今天我們在分析的時候，需要厘清這個問題。
       另一個要厘清的問題，就是孟墨關系中，我覺得有許多問題，孟、墨不能簡單地說誰汲取了誰的思想。因為我看了這次好幾篇論文，都在講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汲取了墨家的思想。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需要進一步討論、證實。因為孟子當時所面對的傳統文化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因為他自己直接引用的就是《尚書》，特別是《泰誓》，《尚書》里面有很豐富的民本的思想。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資料，可以說他的民本思想直接來源于墨子。因為孟子自己明確講是從《泰誓》來的，這是儒家思想最明確的來源。所以很多關于相互影響的說法，還需要再做具體的研究，進一步厘清。
       包括“尚賢”，我覺得其實“尚賢”是戰國初期各家各派共同的一個思想，也不能說道家或者孟子直接汲取了墨家關于“尚賢”的主張。我們現在看傳下來的子思子的思想里面很多都有關于“尚賢”的主張，這只是那個時期大家共同的要求。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有了“尚賢”的思想，只不過以前大家不是很關注。應該說春秋時代，在“親親”的同時，它的整個治國理政的結構里面早就有“尚賢”這一條，若沒有“尚賢”這一條，春秋也不可能維持200多年之久。所有異姓以軍功成為貴族者，都是根據“尚賢”的原則進入這個貴族制體系，完全靠“宗法”和“親親”是不可能的。所以從春秋一開始，在政治實踐上其實就已經運用了“尚賢”的原則，到戰國初期就更明顯了。所以我想孟墨之間這些相互的具體的影響，若要講得清清楚楚，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證明，不能簡單地說“這是非常明顯的”、“這是很清楚的”，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
       總而言之，我聽了幾位專家的報告還是很有啟發的。因為我看到專家的報告比較晚，有的內容還不能完全消化，我相信在接下來我們繼續的討論活動里，大家會在這些問題上做更充分地交流。我就簡單講這么幾點，謝謝！

202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