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一統”“道統”“人性善”“仁”“孝”等儒家核心理念中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曲阜孔廟碑刻文獻可見證“大一統”經儒家“道統”綿延不斷的事實。此外，“人性善”“仁”“孝”等從不同角度塑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關鍵詞：大一統；道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面對浩如煙海的儒學著作，如何抓住核心概念，塑造和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我們當代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任務。曲阜孔廟作為儒家文化的圣地，集中保存了一大批碑刻文獻，充分體現了儒家文化的價值、追求，其中“大一統”“人性善”“仁”“孝”等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可以為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提供借鑒。

 

一、“大一統”觀念內涵

“大一統”是我國自西周以來立國的基本觀念之一。《春秋》開篇：“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解釋說：為何要說成“王正月”?“大一統也”。大，意思是尊崇；大一統，就是尊崇一統，而不是“大而一統”。國家無論大小，人口不在多寡，只要歷法統一，政令統一，國家統一，民族統一，思想統一，禮儀統一，度量衡統一，以及“車同軌,書同文”等等，都是尊崇一統。“大一統”思想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五千多年歷史長河中，是維系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的基石。

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整體綿延不斷，從未中斷，其根本原因就是“大一統”。“大一統”觀念的形成和傳承體現在歷代王朝的各個領域，但主要方式是儒家道統。曲阜作為孔子故里，歷代帝王、賢臣、名士多有尊崇、拜謁，并留下許多碑刻，其中孔廟約有1170余通。其歷史跨度從西漢至民國，這里不僅承載著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更肩負著傳承國家“大一統”的神圣使命，

如何更好地傳承“大一統”？儒家提出了“道統”觀念。我們所熟悉的道統是唐代韓愈在《原道》篇中提出的：“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并指出儒家所傳承之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所言之道，概括起來說，實際上就是作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義道德”。后來的宋代大儒程顥、程頤、朱熹都在韓愈的基礎上闡釋、發展了儒家道統說。

道統的傳承主要是由儒家代表人物發揚光大?！都尉付觋慀P梧撰五圣贊碑》分別記載了《先圣文宣王贊》《兗國公顏子贊》《郕國公曾子贊》《沂國公子思贊》《鄒國公孟子贊》，分別贊頌了儒家學派的五位圣人即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其中，孔子為“至圣”，顏子為“復圣”，曾子為“宗圣”，子思為“述圣”，孟子為“亞圣”。孔子的學說經由曾子傳予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予孟子，又經后人代代相承，歷經荀子、董仲舒、王通、韓愈、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等，形成了儒家的“道統”。

事實上，這種道統不僅由來已久，更與政統融為一體，集中體現為文化認同基礎上的政治認同，共同塑造并鞏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著穩定社會、人心的作用。從孔廟碑刻文獻，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功能。

 

二、“道統”傳承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塑造

從孔廟碑刻來看，道統意識起源至少可以上溯自漢代。《建寧二年史晨前后碑》記載：

“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周）（流）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征。血書著紀，黃玉音景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雒》，卻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

當然，這塊碑帶有明顯的讖緯學痕跡，孔子由被人們推崇的“圣人”“素王”而逐漸神化。“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這里將孔子說成是天上五帝之一黑帝汁光紀所生。宣稱孔子是天生的“大圣”，以證明其所說皆為“先驗”。漢代帝王接受孔子為漢立法的角色定位,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掘儒家道統價值。

早期的道統傳承是靠血統來實現的。魏晉時期的《黃初年間魯孔子廟之碑》記載了魏文帝冊封議郎孔羨為魯縣百戶宗圣侯一事。“宗圣侯”并非孔子后裔奉祀之始。據《漢書·孔光傳》記載，在西漢元帝時，孔子十三代孫孔霸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至元始元年，漢平帝封孔均為褒成侯，這是孔子后代因為孔子受封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封號。歷代王朝加封孔子后裔，是為了顯示國家對文化傳統的重視，更是希望孔子后裔能繁衍接續孔子的血統和道統，為人們樹立一個實踐孔子思想的榜樣。

唐朝時，后世的道統觀開始出現并逐漸明晰。如，《大唐贈泰師魯先圣孔宣尼碑》載曰：“夫軒羲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漦起噪，箕服傳訞，憲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圣，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惟上哲，降生圯運。……言之不可極，其惟孔泰師乎。”碑文即從“軒羲已謝”開始講起，已有論及道統的含義。又如，《開元七年魯孔夫子廟碑》載：“吞沙薦虐，軒皇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述史，盛禮張樂。”李邕在此將孔子位列“黃帝”“堯”“禹”之后并加以稱頌。

宋代時，道統與政統的論辯成為時人關注的命題。《太平興國八年重修兗州文宣王廟碑銘》記載：“是故有其位則圣人之道泰，無其位則圣人之道否。大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圣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圣人歟！”進而認為，道統與政統合二為一才能發揮作用，“繇是堯舜禹湯，苞至圣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于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仲尼有至圣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于季孟。……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羵羊辨土木之妖，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圣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于黎庶矣。”這不僅是對道統問題的進一步深化，也是對當時北宋社會現實的積極回應，

元代作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實現大一統的王朝，對道統問題表現出濃厚興趣。《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記載：“蓋聞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范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纘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圣文宣王。”這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出自《禮記·中庸》，朱熹注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不僅如此，《至大元年懿旨釋典祝文碑》記載了在“明君重道，高邁百王”的背景下，大長公主懿旨擇日致祭孔廟，依據此懿旨，于至大元年九月在孔廟立《至大元年懿旨釋典祝文碑》。之后又先后立有《至大元年皇妹大長公主祭孔廟碑》和《泰定四年皇姊大長公主降香碑》，此三碑參與祭祀主人公身份、性別的特殊性，從而備受關注。元代對顏子及其父母的追封，主要突出他們對孔子之學的傳承之功，《元統二年加封顏子父母制詞碑》載曰：“朕惟孔子之道大矣。學之以復，諸圣傳之，而得其宗者，其惟顏氏乎。”這與中國古代文化中的道統觀，特別是唐宋以來流行的儒家道統說相一致?？组T后儒對孔子之道有傳承之功，顏回為其正宗。在碑陰中也有“所貴乎圣賢之學，傳之于前者有所宗，授之于后者有所統。統宗之正，炳如日星”的說法。由此可見，元朝雖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執掌中原，但是在思想文化中深受儒家影響。

在歷代曲阜碑文中，明代對孔子之道推崇到了極致?！吨煸芭c孔克堅、孔希學對話碑》記載朱元璋與孔克堅的對話：“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為爾祖明綱、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很顯然，朱元璋尊孔的目的就是“其道不可廢也”。

《成化四年御制重修孔子廟碑》中記載：“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于天下后世者，信無窮也。”此碑高度贊揚了孔子之道，治理天下一日也離不開孔子之道，因為它與“生民之休戚系焉，國家之治亂關焉”，它能使“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它還關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關乎民生日用，即“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它是“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于六經者是已”，經孔子“從而明之，以詔后世耳”，是對先哲思想的繼承和發揚。當然，在具體道統的源流上，記載不盡相同?！逗胫卧甏竺髦匦扌R記》記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倡明斯道于前，孔子申明斯道于后。倡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抑豈小哉。”孔子之道是自覺以三代文明為精華沉淀，自覺繼承、復興與發揚堯舜周孔以后的中國文化之主流傳統。

孔子及其后儒，有其道而無其位，如何實現“政統”“道統”合一？從孔廟碑刻看，清代康熙帝是有清晰認知的?？滴醵晔辉掠H臨曲阜孔廟，舉行了拜謁孔子祀典，宣讀御制祝文，并賜手書“萬世師表”四字匾?！犊滴醵迥觋I里至圣先師孔子廟碑》記載康熙二十三年謁孔之事，碑文記道：“朕惟道原于天，弘之者圣。自庖犧氏觀圖畫象，闡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逓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敻乎尚矣?？鬃由苤?，韋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圣焉而帝，禹湯文武之圣焉而王，周公之圣焉而相也，巋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喆，紹眀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是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朕忝作君，啟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郅隆曷所依據哉。因勒文于石，彰朕尊崇圣教。以承天治民之意。”康熙祭孔時行三跪九叩之禮，是前所未有的。他通過祭孔過程中一系列儀式、祭辭的編排，通過祭孔典禮所蘊含的道統內涵，使清初“政統”連接上文化“道統”，這樣祭孔祀典的帝王便成為“道統”的“繼承人”。

康熙從小熟讀經典，研經究史，“體諸身心，措諸政事”，以弘揚道統、政統為己任，主動踐行儒家王道思想。在《康熙三十二年御制重修闕里孔子廟碑》也再次表露其心跡：“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啟中天之盛，禹湯文武紹危精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刪定、闡精義于六經。祖述憲章、會眾理于一貫。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丕著于宇宙，與天地無終極焉。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康熙帝希望作君作師為一體，最終實現政道合一，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以孔子生活的時代為分界線，向前我們可以回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向后我們可以發現孟子、董仲舒、朱熹和王陽明。道統鞏固發展了國家“大一統”觀念，這種“大一統”觀念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積淀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可分割。

曲阜孔廟的碑刻文物，正是“大一統”觀念的承載和見證，也是中國古代維系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政治理念。始于春秋時期，發展到清代達到了一個高峰，伴隨著清朝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的發展，“滿漢一家”“華夷一體”成為時代的主旋律，進而塑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實現了中華民族從自在共同體向自覺共同體的轉型，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今天，通過曲阜孔廟碑刻，回望五千多年中國文明，要思考如何讓文物“活”起來，如何做好新時代的道統傳承，這是時代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其他儒家要素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多種思想共同建構的結果，僅從“大一統”觀念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不全面的，儒家還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想基礎。其中，“人性善”基礎上的“仁”“孝”觀也發揮著獨特的價值和作用。

（一）“人性善”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價值基礎

在中國思想史上，孔子提出“性相近”，在此基礎上，孟子提出人性善的觀點，他的仁政學說就是基于性善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孟子提出性善論的目的是行不忍人之政。為政者的“不忍人之心”放大落實到整個社會和國家治理層面，就成了“仁政”。將人性人心推及政治層面，是孟子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極大貢獻。文化意識不落實到實在的物質生活層面，最終很難形成一個真正的統一體。

（二）“仁者愛人”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架構溝通橋梁

“仁者愛人”是“基于不同主體之間的建構，彼此之間有效性的交流與溝通成為必要條件”。早期“仁”字形結構，上面是“身”，下面是“心”，后來逐漸演變為“忎”，直至變為現在的“仁”字。東漢許慎將“仁”字解釋為“親也，從人從二。”“仁”是表示的人與人之間一種相互關系的范疇?？傊?ldquo;仁”指做人的基本規范和協調人際關系的準則，它要求人與人之間應相親相愛，這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來源之一。

儒家講仁愛并不是無差別、無原則的愛一切人，而是愛人必須要符合一定的原則。“愛人”有兩條原則，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忠恕之道”。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種能夠在心理上相互溝通、思想上能夠相互理解和體諒的協調和諧的人際關系共同體。

（三）“孝”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密切親情紐帶

儒家所講的“仁”是一種充滿真情實感的感知之心，而血緣親情又是一種最本源、最真切的情感，這種情感就是孔子強調的“孝”。

孝的本質是敬。“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女要從內心發出對父母的孝敬、尊敬之情，讓父母能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使他們心情愉快?？梢娦⒌闹匦脑谟趯Ω改敢凶鹁粗椤＞床荒苤皇潜砻嫔系?，只有發自內心的尊敬，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孝。人生在世，自然都有父母，孔子提出的對父母的孝敬，成為中國人共同的認知，這種無需論證的愛，植根于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

不僅如此，“孝”還表現為動態同構性。“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在儒家看來，父母賦予了我們生命，父母與自己是最近的，因而要最愛自己的父母，對父母的愛就是“孝”。“悌”即是指恭敬兄長，反映的是兄弟姐妹間的血緣關系。這就是說任何人一生下來就處于家庭的親情當中，并由此形成一種親人之愛。這種愛的具體體現就是“孝悌”。在人類的所有情感中，血緣親情之愛無疑是最為根本的。儒家的仁愛是從家庭血緣親情中逐漸引申出來的，即“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一個人只有在先愛自己的親人之后才能向外擴展從而愛其他人?？鬃铀^的“愛人”并不是局限于親親，這里所愛的人已經超出了家族的范圍。這種“愛人”是要愛一切人，而不是只愛社會上的某一個或是某一部分人。孔子就是把存在于人的生命中的這種普通的親情之愛升華為人類之愛。孔子所講的“愛人”其實是一種由近及遠、推己及人的差等之愛，這樣的“愛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泛愛眾”。新時代，這一思想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希望各族兒女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就是把家庭親情擴展到了整個中華民族。

扎根血緣的“孝”，必須是動態發展的，才能生發出家國意識。“孝”的同構性使得無數小圓重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大圓，共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簡介

路則權，男，1975年生，山東汶上人，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國際交流部研究員，《中國儒學年鑒》欄目編輯。首屆濟寧市“尼山學者”。社會兼職有：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國范仲淹研究會理事，中國周易學會理事，浙江省越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史學史及史學理論、儒家經典和禮儀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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