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是作者于2022年9月17日參加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當代儒學》編輯部主辦的“儒家思想之現狀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暨《當代儒學》創刊十周年紀念座談會的發言；刊發于《當代儒學》第23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第9?12頁。
轉瞬之間，《當代儒學》輯刊已創刊十周年，共出版了20輯，可喜可賀！不僅如此，實際上，《當代儒學》輯刊已經在學術界、思想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此何以故？當然與《當代儒學》的辦刊宗旨的自我定位密切相關。借此十周年紀念之機，我談談自己對“當代儒學”這個概念的理解。
從第一輯就開始發布的《征稿啟事》，其實具有“發刊詞”的意味，即宣布了“本刊宗旨”：
通過對當代儒學的研究與評介，推動儒學復興、中華文化復興的偉大事業。因此，本刊的著眼之點，乃在于儒家的“活的思想”，意在推進當代儒學的思想原創、理論建構，推出當代儒學的重要學派、代表人物。
就此宗旨，我想討論以下三點：
一、“當代儒學”不是指的前現代的儒學研究
輯刊在《征稿啟事》中指出：
近些年來，儒學研究的刊物紛紛涌現。但是，這些刊物的內容，往往是對傳統“儒學史”的某種對象化的所謂“客觀”研究；在這種研究中，儒家儒學成為了“歷史上的”東西，即“故紙堆里的”、“博物館里的”東西，而與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無關。
這就是說，當代人的儒學研究，并不一定就是“當代儒學”。
事實上，當今的許多儒學研究都與“當代”無關，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無價值立場的所謂“學術研究”，即是對屬于前現代的儒學史的所謂“客觀”研究；另一類則是有價值立場的研究，然而其立場恰恰是一套前現代的價值觀，乃至有人要為帝制時代的“三綱”招魂。[1]
這些當然絕非“當代儒學”。“當代儒學”強調“活的思想”，乃是對現實生活的趨向、人類社會的趨勢的回應，是對儒家思想的實質“推進”，而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不是津津樂道于前現代的所謂“學問”，更不是復古主義的、“原教旨”的所謂“回歸”。
二、“當代儒學”甚至不是指的現代性的儒學
所謂“現代性的儒學”，最典型形態是20世紀興起的“現代新儒學”[2]；它的時代本質，就是“現代性”（modernity），即是用儒學的話語來表達新文化運動的時代訴求，如“民主與科學”。[3] 所以，我稱之為“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4]。
當然，如果僅就中國而論，毫無疑問，“現代性訴求”仍然是時代的基本課題；[5] 但是，如果就整個人類世界而論，那么，后現代主義者所提出的“現代性反思”，則應當是“當代儒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不過，這種反思的前提，是要辨明“后現代”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關于這個問題，我曾提出：真正的后現代主義的“現代性反思”、“啟蒙反思”，本質上并不是現代性啟蒙的對立面，而是現代性啟蒙本身的一種深化，即對迄今為止的“現代化”結果的不滿，認為它還沒有真正兌現“啟蒙承諾”即“人的解放”。[6]
于是就有兩種不同內涵的“現代性”概念：一種是“反思現代性”所說的“現代性”，其實是在說迄今為止的“現代化”狀況；另一種則可以稱之為“后現代的現代性”，即作為現代性啟蒙的深化的“現代性”。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反思現代性”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性”。
我想，“當代儒學”的時代內涵，應當就是這種“反思現代性的現代性”。這仍然是一種“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或者說是“現代性訴求的儒學化表達”。
三、“當代儒學”乃是指的當下性的儒學
應當指出：“現代性”這個概念畢竟還是存在者化的觀念；這就是說，在當代哲學思想前沿中，它還不足以充當最為透徹的方法論概念。要獲得真正透徹的方法論，必須進入“前存在者”的思想視域。
輯刊在《征稿啟事》中指出：
本刊所稱的“當代儒學”，是指的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1世紀以來的儒學復興中所出現的新的儒家思想創造、新的儒學理論形態，這些思想理論的探索，旨在回應當今時代的呼喚、解決當今社會的問題。
那么，這種“新的儒家思想創造”、“活的思想”何以可能？這屬于當代哲學思想前沿的發問方式：存在者何以可能？
這需要理解“當下性”（immediateness）這個概念。這里的“當下”，并不是指的流俗時間概念中的、與“過去”和“未來”相對的“現在”，而是一個“前時間性”（pre-time / meta-time）的概念，意味著“前主體性”、“前存在者”的存在，這也就是生活儒學所講的“生活”。[7]
我想，“當代儒學”所說的“當代”，就是這個意義的“當下”。因此，我的理解是：《當代儒學》的“當代”并不是一個歷史學的概念，而是一個歷史哲學的概念；換言之，“當代”并不是一個與“古代”、“近代”和“現代”相對的概念，而是一個與“前現代”甚至某種“現代性”（詳上）相對的概念。
這樣的生活存在，其實就是全球化情境中的“共在”、“共同生活”。只有在這樣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視域中，才有可能生成新的存在者、新的主體性，包括作為當今世界人類的“我們”——“自我”與“他者”，也包括《當代儒學》輯刊所關心的“新的儒家思想創造、新的儒學理論形態”。
當然，這并不是說不能研究前現代的儒學，不能研究儒學史。但是，每當面對這樣的研究對象之際，我們應當心知肚明：它們都是既有的存在者化的東西，是前現代的生活方式的產物，因此首先應當接受“當下”視域的“解構”與“還原”，然后才可能有新的“建構”[8]，也才能夠真正適應于新的現代性的生活。
以上是我關于“何謂‘當代儒學’”這個問題的幾點粗淺的想法，以就教于各位朋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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