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直接論述教師的文字不多，也未直接提出“師道”的概念，但其言語及行為中實含著師道的精神。面對紛亂的天下，他欲以大道來相救，并自視為道之化身，故而與諸侯相處，既不愿“自鬻”，更不受其征召，而是以師的身份教導他們。對于求學的弟子，他不是“來者不拒”，而是有所選擇。他認為師職具有正當性，育才是人生的最大樂趣。概言之，師道既是他的教育哲學，也是他的政治哲學，更是其生存哲學，且上承孔子，下啟荀子，實為教育文化之關鍵樞紐。

關鍵詞：孟子  師道  教育哲學  政治哲學  生存哲學

 

或許有疑，孟子曾明確提出“君道”與“臣道”的命題，并對兩者的內涵有所闡述，至于“師道”，似乎要另當別論。因為盡管他有一些討論師者的文字，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上》)，如“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孟子 ·告子下》) 之類，但這離“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莊子 ·天地》) 的“道”，抑或“萬物之始，是非之紀”(《韓非子·主道》)的“道”，似乎都還有比較遠的距離，故而文題有拔高的嫌疑。然而，孟子雖未明確提出“師道”的命題，但其言語及行為卻時常體現出“師道”的精神，不僅是對弟子如此，對重臣也是如此，甚至對國君亦然，是故雖未言道，卻處處有道。只是此觀念從何而來，又有怎樣的表現，現今的研究不甚了了。一般的教育史著作或教材中，往往都辟有孟子教育思想的專章，但甚少談孟子的教師觀，抑或本著“古為今用”的思路漫談幾句，如“想教導別人，必先使自己首先明白，然后才去教別人明白”就算交代了，并不知曉孟子所言的“師”并非普遍意義上的教師，自然也就不能認識到孟子師道論的內涵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難題在于，究竟該怎樣來闡述呢？最古老的做法是先舉《孟子》的原文，后以箋注的形式發表自己的見解，宋儒司馬光就是這樣做的，他闡發得較為深刻。近人康有為也采用了這種方法，他闡發得要簡單一些，此可謂“歷史的作法”。相對的是一種“邏輯的作法”，將孟子師道論分為若干個方面，如孟子論尊師、孟子論為師、孟子論求師之類。兩法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第一種立論較有根據，但在《孟子》書外以及文字之外的部分就難以闡述；第二種雖有問題意識，但難以看出時間性的要素，是以成熟期或晚年孟子為分析對象，忘卻了孟子這些觀念的形成本身也是成長的結果。因此之故，本文擬結合兩法的長處，按照孟子的生命進程，以其與道的關系之轉變為分期標準，分為學道時期、通道時期、衛道時期和傳道時期，來考察孟子對師道的體認與建構。

一、學道者

孟子是戰國中期鄒(今山東鄒城市)人，名軻，字子輿，被統治者尊為“亞圣”，地位僅次于圣人孔丘。兩個人的家鄉相距不遠，所以孟軻自稱“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盡心下》)?？鬃拥乃枷雽λ绊懞艽螅裕?ldquo;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 ·公孫丑上》)  遺憾的是，孟子出生的時候，孔子已經死了近一百年，其嫡傳弟子也都已魂歸道山。漢儒曾言孔子的孫子子思是孟子的老師，但是從時間上推斷，兩人沒有什么交集，所以還是司馬遷的判斷“受業子思之門人”更可靠一些。

盡管無法得到孔子的親炙，但孟子還是愿以孔子為老師，《孟子》書中提到孔子者81次，另外還有6次提到孔子的字，即仲尼是也，而堯只有58次；他對孔子的評價也很高，說什么“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故而孔子的言語及行為都成為他學習的對象，孔子的部分言論也成為他的證據，如論及“君道”時，直引孔子“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之言，后述“不仁”之后果，“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上》)。他對于孔子的“極端”行為，尤其是世俗所不可認可者，也特別能夠理解。如孔子在魯國做司寇，得不到國君的信任，不被重用，不甚得志。當年度大戲祭祀大典開始時，孔子還是跟在國君后面出席了，畢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  嘛。然而令孔子感到詫異的是，“燔肉不至”，這未免太過失禮，于是匆忙退出了。不懂得實情的人，還以為孔子是為了一塊祭肉而賭氣，事實上是因為國君不重視禮，孔子才中途離開的。所以說是“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告子下》)

另外，孔子弟子，即“仲尼之徒”亦是他取法的對象，書中曾子出現了 22 次、子貢出現了7次、子路有6次、子夏3次、宰我3次、有若3次、子張2次、子游2次，更晚一輩的子思則出現過7次。由此可見，曾子及子思是孟子心目中的主要取法對象。從他向弟子們解釋曾子與子思都遇見了寇，而應對不同、卻又是殊途同歸一事中亦可窺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蛟唬?ldquo;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子反。

子思居于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 ·離婁下》)

康有為認為此章意在闡明：“師道之尊在教誨，而不在守御；臣道在守御，各有責任。”概括得比較到位，只是說法較為凝練，今人不易明白，故而不得不予以贅述。據章中的意思，曾子是“師”，地位與“父兄”等同，越人來攻，若留在城內，武城大夫自然要重點照顧，既要分心，又要分兵，萬一城破，出現差池，那罪名可就大了，所以曾子遠避，不與其共赴難；子思就不同了，他是衛國之臣，國有難時，他必須共赴難。孟子以為若將曾子與子思對調一下，子思在武城遇見越兵，他也會選擇遠避；曾子居衛遇見齊兵，他也會選擇守城。孟子還以曾子不肯侍奉有若一事來做比較，批評勸他改弦易轍的陳相?？梢姡麑组T掌故的熟悉?？鬃蛹捌涞茏訉τ?ldquo;師”的看法及做法，自然也會影響到孟子。

孟子將上述這些經歷總結為：“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由此，他在教育史上也創造出“私淑弟子”的美名，對后世不少學者都有影響，如明代的羅洪先，自少年時代便崇拜王守仁，思想上也有所繼承，卻沒有機會成為入室弟子。王守仁去世以后，弟子錢德洪等為其修撰年譜，想將羅洪先列為門人，以了其心愿，不料羅卻拒絕了，他更希望尊重事實，“使仆有不得及門之嘆，將日俯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為私淑之助”。足見孟子思想之穿透力。

二、通道者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詳，各代學者們各有推測，各有說法，久而未決，已成歷史之懸案，如此只好采用錢穆的態度，“知人論世，貴能求其并世之事業，不務詳其生卒之年壽”。

孟子在鄒地出生及成長，發蒙識字，出就外傅，私淑孔子及其名弟子，終于貫通儒家的精義——《孟子》一書中引《詩》有26處、論《詩》有4處、引《尚書》1處，引《禮》亦有數次，還兩次提及孔子作《春秋》。因是書中未直接言《易》，故而有后儒認為“孟子不言《易》”。對此明人溫璜認為“當時楊、墨、莊、列之徒，已浸浸談玄說妙”，若孟子也說《易》，是“以空滅空也”。清人李光地則認為“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于《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但是也有人覺得“孟子真深于《易》者”，從表面上看孟子似乎不言《易》，然“孟子之言，無非《易》也”。近人唐文治亦持是說：“孟子不言《易》，而七篇中多寓有《易》理。” 李光地雖有誤會，但他也認可孟子的學問：“直溯源頭，掘井見泉，橫說豎說，頭頭是道。”

當然所舉這些是就孟子一生而言的，不能認為孟子在周游列國之前，學識就已經如此淹貫精微了。學者的成長，肯定是在與對手的辯論之中，在與弟子的討論之中，逐漸成熟起來的。但無法否認孟子在開門授徒及周游列國之前，對儒家基本的學術概念已經有了比較深的了解了，司馬遷說他“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后人考證出他首次到齊是在齊威王當政之時，兩說雖有幾十年的誤差，但可以相信的是孟子在道通之后，方才出游各國。

孟軻一生的軌跡與孔子的軌跡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開門受徒、周游列國、宣傳思想、閉門著書等。不過，正如孔子所言“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語·子罕》)，孟子周游列國時，“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而且處處受到禮遇，比孔子當年的境況要好得多。然其時也，“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孟子對此非常擔憂，“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  這真是一個大變革、大混亂的時代，上一次的天下大亂，即夏商鼎革之時，伊尹本“耕于有莘之野”，以堯舜之道為個人的快樂，后覺此舉不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伊尹自認乃是“天民之先覺者也”，得用堯舜之道使人民也能夠有所覺悟，并且這件事情他若不去做，又有誰去做呢？(《孟子·萬章下》) 先賢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給了孟子以莫大的鼓舞，他自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 他也曾自信：“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對如何為政確有不少精到的見解。如子產主持鄭國時，用自己的專車幫助別人渡河。孟子認為這種小恩小惠偶爾行之還行，若一直依靠的話，顯然沒有掌握行政的精髓，因為能幫的人終歸有限，最好的辦法是修橋，百姓就不會再為渡河而發愁了。行政者只要能真正解決民眾生活上的難題，出行之時哪怕鳴鑼開道，大家也不會有意見 (《孟子·離婁下》)。孟子言土地、人民、政事才是寶貝，如只認珍珠美玉為寶，那么災禍一定會到來 (《孟子 ·盡心下》)。從這幾個例中可見孟子對于為政的理解，非泛泛而談，而是能夠抓住背后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

三、衛道者

經過百年新學的激蕩，“衛道”及“衛道者”已成貶義詞。然在古人觀念里，衛護儒家道統乃是正義之舉，其人亦是有功之人，實為一褒義詞，如宋人劉爚就認為朱熹“衛道之功莫大焉”。眾所周知，道統的論證是由韓愈完成的，但實濫觴于孟子，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孫丑下》) “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 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 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  隱然以繼承者自任。在與諸侯的交往中，更是滲透著這一理念。

(一)以師教君

孟子處在紛亂的歲月里，欲以大道來挽救天下，但自己只是一介書生，身邊也只有一些慕名而來求學問道的青年學生，若想實現心中的理想，必然要借助于各國的諸侯。然他對諸侯的態度頗曖昧——欲迎還拒。所拒者，有二：

一是不主動兜售于諸侯。萬章曾拿民間盛傳的百里奚自鬻于秦國牧人，后被秦穆公以五張黑公羊皮換回一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說，這是好事之徒捏造的，在晉人兜出借道伐虢的計劃后，百里奚已經察覺到了其中的陰謀，但他沒有像宮之奇那樣去勸阻虞公不要接受，并不是他不愿盡臣子的本分，而是虞公眼界太低，嗜財如命，肯定會全盤接受晉國的主張，虞國注定是要亡了的，于是早早地抽身離去；在秦國得到重用時，也已經是一把年紀了，但他知道秦穆公是能夠有一番作為的，于是不顧年老體衰而前來相助，建立了功勛；他的所行所為，無不滲透著智慧，可以說是一位賢人。“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萬章上》) 孟子亦不愿“自鬻”，但是對于國君贈送的給養，他是接受的，因為這是應該的。至于贈送金錢，孟子則是看情況而定，如齊王送了一百上等金，孟子拒絕了，因為沒有任何的道理；宋王送了七十金，孟子接受了，因為宋王是以盤纏為名，孟子正準備遠行；薛君送了五十金，孟子也接受了，因為路上不太平，孟子準備買些兵器，薛君也是以 此為由來贈送的 (《孟子·公孫丑下》)。

二是不接受諸侯之征召。他與諸侯相處，如果對方待之以禮，他亦回之以禮；如果對方有所輕視，他亦有所抗拒。其書中載，齊王派人來傳話，“我本應該來看您，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風。如果您肯來朝，我也將臨朝辦公，不曉得您是否愿意讓我看到您呢？”孟子對來使宣稱：“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第二天，孟子準備去東郭大夫家里吊唁，公孫丑提醒道：“先生昨日托辭有病，謝絕王的召見，今天又出去參加，恐怕不妥吧？”孟子答道：“昨天病了，今天好了，為什么不能公開活動呢？”從中似乎又見到了百余年前孔子是如何來應付陽貨的——“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鬃訒r其亡也，而往拜之。”(《論語·陽貨》) 與孔子被陽貨截在路上一樣，孟子亦被堵在歸家的路上，不過不是國君所派，而是孟仲子，他帶話給孟子，無論如何，一定要趕緊上朝去。孟子無奈，只好躲到了景丑的家中。景丑也來勸解孟子，并且搬出了《禮》中“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的說辭。孟子解釋道，行為之所以如此“孟浪”，乃是因為“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什么要事需商量，應該走到臣子那里去。如商湯之于伊尹，再如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學焉而后臣之”，自然是“不敢召”(《孟子·公孫丑下》)。后來萬章問他：“不見諸侯，何義也？”因是師徒之間的交流，孟子說得就比較直白了：“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孟子·萬章下》) 也就是孟子是以師的身份來看待自己的。

在與國君的交談中，更是如此。首見梁惠王，王問：“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的答話并沒有順著梁惠王的邏輯走，也沒有先讓梁惠王暫時滿意、再敘述自己的主張，而是直接反駁：“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接著說了一通行政唯利會帶來的弊端。在朝堂之上如此對答，足見孟夫子的耿直，但言之有理，故還有機會。二次交流，梁惠王換了地方，從眾臣相伴的朝堂之上移到了只有隨侍在旁的花園之中。這花園有樹、有水、有鳥、有獸，梁惠王還是很滿意的，帶有幾許得意之情問道：“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答道：“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 ·梁惠王上》) 接著以文王和夏桀之事，一正例、一反例來告誡君王之樂應該建立在百姓之樂的基礎之上，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齊宣王也在名為“雪宮”的別墅里接見過孟子，宣王也帶著幾許得意問道：“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答道：“有。”但孟子的認識與宣王不同，乃是“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孟子·梁惠王下》)。他與齊宣王在討論音樂與治國時，對此有詳細的闡述，宣王承認自己愛好音樂，但只好“世俗之樂”，不好“先王之樂”，孟子說：不妨礙，您愛好音樂，齊國還是有富強希望的。這樣的回答，倒引起了齊王探究的動機。隨后話鋒一轉，孟子問道：“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宣王答：“不若與人。”孟子追問：“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王再答：“不若與眾。”接著孟子闡發了一通“與民同樂”的高論 (《孟子·梁惠王下》)。他與齊宣王的另一次對話，弄得宣王無法應答，留下了“顧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的成語。還有一次對話，討論“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的異同，弄得宣王勃然變色，幾乎無法談下去(《孟子·萬章下》) 。今日再看這些談話，幾乎都是在教導宣王如何正確為君。

孟子為何把關注點放在國君身上呢，主要是因為其相信“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這是當時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孟子將自己定位為賓師，他以師的身份來教導君主，難免有時令人不快，書中就有“王變乎色”(《孟子·梁惠王下》)“王勃然變乎色”(《孟子·萬章下》)  的記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 ·離婁上》)  一句為孟子親言，理學家多視為警醒之語，王夫之則認為此乃是閱世之評。然此言未嘗不是孟子晚年之自嘲，他與國君如此相處，“迂遠而闊于事情”的評價自然也就難以擺脫了。頗為可惜，這些諸侯似乎不懂得“得師者王”(《尚書·仲虺之誥》《荀子·堯問》)的歷史經驗，也不明白“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荀子·儒效》) 的道理，孟子付出的一番熱忱也就難免付之流水了。

(二)以師待臣

孟子在大國宣傳他的思想，除了獲取國君的信任之外，朝中重臣，甚至佞臣的支持也很重要。然夫子非俗人，更不會為了行道而自降身段，仍保持著賓師的作風，所以有時難免會遭遇阻礙。他的弟子樂正子在魯國做事，極力向魯平公推薦孟子。平公心動了，準備依禮來拜訪孟子，結果被佞臣臧倉以“孟子之后喪踰前喪”為由加以阻礙，孟子也很無奈，只好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似乎不善于處理這種關系。

孟子對待季任和儲子的態度不同，也可為一例。當時孟子還居住在鄒國，任國的季任送來禮物和孟子交友，孟子接受了，但沒有回報。后來孟子遷到平陸居住，齊國的卿相儲子送來禮物，想和孟子交友，孟子也接受了，同樣沒有回報。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孟子從鄒國來到任國，回拜了季任，從平陸到臨淄時，卻一直沒有回拜儲子。孟子的區別對待，弄得弟子們莫名其妙，故而有所質疑：是不是季任為任國的國君，而儲子只是齊國的卿相？孟子答道：“不是的?！渡袝防镎f：‘享獻之禮可貴的是儀節，儀節不夠，禮物再多也沒有意義，因為進獻的人并沒有把心思放在上面。’我不回拜儲子，是因為他沒有遵照享獻的規矩。”聽到這番引經據典的解釋，屋廬子非常開心，可還有弟子不太明白，于是屋廬子解釋道：“季任雖代行國政，但畢竟是一國之君，要鎮守一方，有保民守土之責，不能擅離職守，因此派人來送禮是可以的；而儲子是臣子，可以因國事去到其他國家，但他也派人送禮，而不親自過來，足見其缺乏求教的誠意，他既然誠意不足，也就沒有必要回訪了。”(《孟子·告子下》) 孟子此舉后被宋儒陸九淵引為奧援，拒絕婺源郭氏邀其坐館的動議：“某家居，乃欲坐致于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為師者，在來學與往教之間的取舍，有時能夠反映其自尊的程度。

齊國大夫公行子遭遇喪子之痛，大臣們都去吊唁，孟子也去了。時任六卿之長、齊王身邊炙手可熱的權臣、右師王驩也來了，當他剛進門，就有人走上前與之打招呼，待其坐定之后，又有人走到他身旁與之說話，只有孟子沒有任何表示。而高高在上的王驩大人居然對這點非常在意，更是當場表達出了不滿：“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也。”認為孟子是故意簡慢他。孟子聽到了之后，表示自己的做法完全依據的是朝廷之禮，“不歷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右師卻以為“我簡慢了他，不是很奇怪嗎？”(《孟子·離婁下》) 其實二人始終不大合拍，王驩沒有高升、還是蓋邑大夫時，曾與孟子一道出使滕國，二人朝暮相見，往返于齊滕兩國之間，卻沒有一起談論過公事。公孫丑不解，于是向老師求教，孟子也借機稍微發了點牢騷：王大夫喜歡一個人獨斷獨行，“予何言哉？”(《孟子·公孫丑下》)

齊國蚳蛙去職的風波中，也可見到孟子所持之師道。蚳蛙是齊威王的至親心腹，在西北邊邑、軍事要塞靈丘擔任邑宰。蚳蛙對孟子的思想有著濃厚的興趣，并在靈丘加以試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靈丘畢竟是邊陲，蚳蛙想要獲得更大的成績，于是“辭靈丘而請士師”，到都城去做典獄官了。這個職務跟齊王接觸較多，能夠有機會向威王進諫。孟子與他做了個約定，可是幾個月過去了，蚳蛙還是沒有進諫，所約之事自然毫無進展。孟子行道心切，批評了蚳蛙。蚳蛙深感慚愧，不愿辜負孟子之托，于是向齊王提出諫言，但齊王并沒有接受。加上蚳蛙進諫時比較直接，惹惱了齊王，只好辭官歸家。齊國人知道了這件事情后，有所議論。有人譏諷道：“孟子為蚳蛙想得頗為周到，但是他怎樣替自己考慮呢？我們就不知道了。孟子為推行仁政之道，害得蚳蛙進諫不成，辭官而去，而孟子屢屢進諫，威王始終不肯采納，可是他為何還賴在臨淄，而不速速離去呢？”公都子聽了之后，十分氣憤，便將這些議論加以轉告。孟子說：“我并不是厚顏無恥，死皮賴臉，我的做法都是有憑有據的呀。我曾經聽說過：處在官位上的人，如果無法盡他應該履行的職責就應該辭官不干；既然作為一個有進言責任的人，如果他的進言不能夠被國君采納，他的計謀也得不到國君的重視，就應該辭職不干。至于我，既無官位，又無進言的責任，那我的進退去留，豈不是非常寬松而有自由的回旋余地嗎？”(《孟子·公孫丑下》) 這是孟子對“師—君”與“臣—君”的關系不同所作的解答，不意千余年后，宋代學者為此事起了爭執，甚至打起了筆墨官司。

記錄顯示，孟子在齊國并不是一直都是“無官守，無言責”，他也出任過卿，正如公孫丑之言“齊卿之位，不為小矣”(《孟子·公孫丑下》)，但這并非孟子之本意，他是為了行道方才出仕。對于這一職務，他自己定位：“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 也就是絕不戀棧。后來齊宣王不聽孟子之勸，軍事上遭遇重大失利，宣王表示“吾甚慚于孟子”(《孟子·公孫丑下》)，孟子只好辭職，宣王不舍，但孟子之意甚堅。宣王想另尋他途，繼續留孟子在齊國，請人傳話“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丑下》)，孟子也拒絕了。

四、傳道者

當是時也，“天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然而孟子卻一再宣揚三代之德，又自居賓師之位，自然難以被當世所用。于是乎，他與孔子一樣，回到家鄉一心教學和著述。

(一)最大樂趣

孟子對于教職也抱有一些特別的認識。當其盛年帶著弟子周游列國時，“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這些人的吃飯問題基本上都由對方負責。時間久了，名為彭更的弟子不太好意思了，孟子表示“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彭更表示自己只是對“士無事而食”感到羞愧，孟子指出社會是有分工及交換的，我們的工作是“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學者”(《孟子·滕文公下》)，自然應該有屬于份內的報酬。公孫丑也問過相似的問題，與彭更不同的是，公孫丑搬出來經典，《詩》中有“不素餐兮”的說法，而他們卻是“不耕而食，何也？”孟子告訴他：“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孟子 ·盡心上》) 也就是說，這個職業作用很大，正當性很高，各位不用懷疑。

晚年對此認識似乎更進一步，他說人生有三大可喜之事情，一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也就說子欲養、親尚在，且兄弟手足都全，可以充分享受天倫之樂；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這三大可喜，即便是“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 ·盡心上》)，也就是說人生的最大樂趣了。前兩個作為普通人亦能獲得，但第三可喜一定是教師才能享有的。

孟子門下的弟子也有很多，其中著名的有萬章、公孫丑、樂正克、屋廬子等，是當時一位 杰出的教育家，堪稱傳道者也。這是他愿學孔子的又一大表現。

(二)“來者有拒”

孔門之教一直被視為“有教無類”，連帶著孟子之教亦被認為是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此說書中確實載有明文，即“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茍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 ·盡心下》) 但問題在于這話是孟子自言還是滕國館役所言，是贊揚還是批評，存有爭議。雙方爭議的焦點在究竟是“夫子之設科也”，還是“夫予之設科也”，“子”與“予”字形太接近了，而表達的含義完全不同，在沒有更早的出土材料面世前，似乎很難下一定論。但從《孟子》書中的其他事例中倒也可以獲得一些相關信息，孟子似乎并不是“來者不拒”，而是“來者有拒”。如他曾當面拒絕過曹交的拜師之請。

關于孟子為何拒絕曹交，經學家也有過分析，說法各異，也難以查證。其實這并不特別重要，關鍵的是在這里似乎又見到了孔子行事的作風：即使孔子真持“有教無類”的主張，但他拒絕過孺悲，且比孟子做得還要過分，他先推脫有病，后“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孟子至少還勸曹交“歸而求之，有余師”。夫子之門并不是那么容易進的，更不可能是想進就能進的。

孟子即便是對已經入門的弟子，有時也拒絕回答及指導。如公都子就說：“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答道：“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勛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盡心上》) 也就是說，孟子對于弟子是否講求師道也是在意的，滕更雖然是滕國國君的弟弟，但他不能虛心求教，所問有挾，故而孟子不答。

(三)“教亦多術”

孟子的一生，從政方面并不成功，但在教育實踐方面卻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他在長期的私學教育中，積累了深厚的教育與教學經驗，所以他在為師之道上是有相當的發言權的。

孟子還繼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注重根據不同學生的具體情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說：“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盡心上》)  針對修養好、悟性高、才能優的學生，應及時點化，用春雨潤物般潛移默化的方式來進行教育。針對品德好的學生，應注重道德修養教育，使之成為德行完美的君子。針對有才能的學生，應注意其才能的特別培養。對于善于思考的學生，采用問答模式，釋疑解難。對于不能及門受業的學生，應注重身教。

對于如何引導弟子，他也是富有經驗的。一方面是樹立規矩，規本是制圓的工具，矩則是成方的工具，能干的工匠教人學藝，一定要用規矩，學者也必須用一定的規矩，否則，方圓也就沒有了標準，孟子覺得教人也必須有規矩。公孫丑曾抱怨：“先生的道很高、很好，但像登天一般，不可企及，為什么不把要求降低一點，使人覺得有盼頭，因而每天努力去爭取呢？”孟子答道：“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孟子·盡心上》)。工匠師傅不能因為徒工笨，而改變或廢棄用來劃直線的繩墨，因為如果棄其繩墨，舍其規矩，不堅持標準，一定是教不好的。另一方面，孟子又覺得“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 ·盡心下》)  如何才能夠變得巧呢？關鍵還在于學習者的努力，而教導者要做的是“引而不發，躍如也”(《孟子·盡心上》)，即張滿弓，做出躍躍欲試的樣子，卻并不把箭射出去，讓弟子自己去主動。孟子還提出“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這一觀點充滿了辯證的色彩，當然，若對方不能領會到背后的良苦用心，只怕會加劇“師徒相與異心也”(《呂氏春秋·誣徒》)。

(四)“不應倍師”

孟子在周游列國時，與陳相有過一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中，即可以見其與農家觀點之不同，也能窺見其師道的另一重要主張，即不應倍師。

陳相與他弟弟陳辛都是陳良的弟子，陳良是楚國人，卻羨慕周公、孔子之道，不遠千里來到北方求學受教，當時北方學者求學更方便些，行動上卻沒有陳良迅速，所以他是一位“豪杰之士”。二陳跟著陳良學習十年，收獲應當不小。可是老師死后，二陳聽說滕文公能行圣人之政，于是自楚至滕。當時農家后學許行也慕名而來，帶著他的幾十個徒弟“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二陳一見，頗為傾心，思想上也起了大變化，于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到了后來更是成為其學說的鼓吹手，陳相還跑來勸孟子改弦易轍，受到了孟子的強烈批評：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后 歸。子貢反，筑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后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 道，子倍子之 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矣。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遏旐灐吩唬?ldquo;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孟子 ·滕文公上》)

孟子對二陳的轉變——由儒家后學成為農家的信奉者，自然也是不滿意的，他以曾子維護孔子的故事為例，說明師道的重要，不可倍師。晚于他的荀子亦持這種觀念，且表述得更加直白：“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涂不與言。”(《荀子·大略》)問題在于，孔子之門亦曾“三盈三虛”，全靠為師者的相互競爭，而不是詛咒謾罵，這一點上孟荀似乎不如孔子。再有孟子的“用夏變夷”保守思想，在清末劇烈的社會變化中，常被保守者引為證據，用來阻擾變革，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結語

孟子對中華文化有巨大影響，是史學研究里不可或缺的部分，誕生了不少成果；惟多年來，限于學術分科的視野，學者們更樂于探究其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經濟思想等，稍具綜合性質的哲學，亦往往喜歡談其人性論，這些成果對認識孟子自然有幫助，然有時也會對認識真正的孟子產生妨礙。以師道來觀，我們能夠發現孟子視己為先王治國安民大道在現世的化身，即得道者也，甚至喊出“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孟子 ·公孫丑下》)  他也向國君兜售自己的政治思想，但始終保持著“師”的自尊與體統——“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孟子·萬章下》)與國中重臣、士大夫相處時更是如此。這一觀念的形成，孔子、曾子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時，他也會像孔子那樣，為了行道而出仕，當發現“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孟子 ·萬章下》) 之時，深以為恥，絕不戀棧，這是“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的又一表現，堪稱衛道者的典型。他愿學孔子還有一大表現，就是在政治理想不見當世之用后，想念家鄉的“狂簡小子”，通過退修詩書、相互問難、如切如磋等方式來教導后進，也借機將政治理想傳之后世、以待來者，是為傳道者也。只是其傳道并不像傳說中“來者不拒”，而是“來者有拒”，且“有挾不答”，開“師嚴道尊”之先河。因之，師道之于孟子，既屬其政治哲學之一端，亦是其教育哲學之一端，更是其生存哲學之寫照，對于后儒頗多啟發，千載以后亦有生命力，可謂是傳統師道中的重要一環。如此敘述，也就有別于一般的教育史及文化史中的探討，不知方家以為然否？

作者：張禮永，教育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基礎教育改革與研究所專職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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