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2日，為開好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先后考察了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強調要“加強歷史典籍版本的收集，分級分類保護好。同時，要加強對收藏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做好典籍版本收藏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古籍整理工作，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強調“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古文字研究工作，2022年10月26—28日，黨的二十大閉幕后，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外出考察去了陜西延安、河南安陽，在殷墟博物館考察后指出，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漢文字是華夏先民的偉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紐帶。習近平總書記對古籍、古文字的重視，歸根結底是對中華民族歷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正如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重視學習歷史、汲取歷史智慧，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與漢文古籍一樣，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民族古文字所記錄的歷史文化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如果說“二十五史”是用漢文書寫的中華民族的歷史，民族古籍就是用民族文字記錄的中華民族歷史。尤其是那些曾經建立王朝的少數民族創制使用的“官方文字”，曾作為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啟蒙教化百姓的載體，在少數民族接受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融入中華文明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強對民族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與闡釋，無疑可彌補漢文史料的不足，從“他者”的視角呈現少數民族融入中華民族的過程，從而為汲取歷史智慧、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重要資源。

民族文字創制體現中華文化認同

漢字對很多民族文字的創制產生過重要影響，這些民族文字與漢字同根同源，充分體現了各民族對漢字所代表的中華文化的認同。在中國北方先后出現的遼、夏、金三個王朝都曾由政府下令推行了仿照漢字設計的全新文字，這就是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雖然這幾種文字只采用了漢字的筆畫和結構原則，沒有照搬現成的漢字形體，但毫無疑問，這些民族文字均是基于漢字的形體、利用漢字的結構方式創制而成的。遼、夏、金三朝參照漢字創制自己的文字充分體現了對漢字所代表的中華文化的認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契丹小字的創制，據《遼史》卷64《皇子表》記載：“迭剌，字云獨昆。……性敏給。……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后謂太祖曰：‘迭剌聰敏可使。’遣迓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可知契丹小字是耶律迭剌受回鶻人使用的突厥文啟發創制的，但從字形看，契丹小字并沒有改用突厥文字符，仍采用了漢字式的字體。這一現象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遼朝統治者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這種認同理念也體現在遼太祖及大臣商議如何“事天敬神”的決策上?！哆|史》卷72《義宗倍傳》：“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中原儒家復興運動從唐中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宋代，孔子被尊為“萬世師表”“圣人”。耶律倍認為“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完全遵循的是唐宋以來的儒家理念，這體現了遼朝士大夫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唐宋時代是中原儒學傳播的黃金時期，也是“漢字式”民族文字創制最為集中的時代，這些民族文字的創制與儒家文化的直接影響息息相關。

民族文字典籍對各民族的啟蒙教化

依托民族文字翻譯的儒家典籍，漢字及其承載的儒家文化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啟蒙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促進了少數民族的文明發展。在擁有自己本民族文字之前，少數民族往往借用漢字來記事和交流，《金史》卷66《始祖以下諸子》載：“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于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元史》卷202《釋老傳》載：“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幾種民族文字創制之后，統治者往往首先用于翻譯儒家經典，其最重要的目的用來教化百姓，使百姓“知仁義道德所在”。如金朝女真文創制后，統治者很快建立譯經機構，翻譯《周易》《尚書》《論語》等儒家經典?！督鹗贰肪?《世宗下》載：“[大定二十三年（1183）]九月己巳……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

在遼、金、西夏時期，真正熟悉治國之道的官僚階層，不僅要學習契丹、女真文、西夏文等，最主要的還要通漢文，服膺儒學，如《遼史》中曾記載契丹人蕭韓家奴：“弱冠入南山讀書，博鑒經史，通遼、漢文字。”西夏骨勒茂才在《番漢合時掌中珠》“序言”中曾明確表示：“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俱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如此則有逆前言。”即認為學會“番言”是漢人團結“番人”的重要途徑，學會漢語則是“番人”融入漢族的重要手段。而融入漢族，無疑是“番人”文明進步的重要一步。骨勒茂才在談及編纂該書的目的時，還作了如下闡釋：“凡君子者，為物豈可忘己？故未嘗不學；為己亦不絕物，故未嘗不教。學則以智成己，欲襲古跡；教則以仁利物，以救今時。”即只有通過學習古代先進的傳統文化，“襲古跡”、開啟智慧、自我修養，才能最終做到“以仁利物”“經世濟民”，成為真正的謙謙君子。

民族文字承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民族文字作為一種符號，往往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義，它們和漢字一樣承載的是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但古代少數民族創制文字的初衷并非單純為了記錄語言，尤其是所謂“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其在政權建立之初創制文字，往往是為了達到“完備制度”的政治目的?！哆|史》卷103《蕭韓家奴列傳》記載：“昔我太祖代遙輦即位，乃制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西夏開國皇帝元昊于宋景祐三年（1036）創制了西夏文，在向宋朝遞交的表文中，元昊把創制文字與“張禮樂”“備器用”相提并論：“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元史》卷202《釋老傳》載：“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字寖興，而字書有闕，于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于順言達事而已。”

盡管民族文字創制后，統治者極力推行，存世的碑銘文獻也不在少數，但目前為止，我們并沒有看到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記錄本族語的長篇文本。尤其是西夏文，大量存世文獻都是從漢文翻譯過去的儒家經典和佛教典籍。很顯然，這些民族文字仿照漢字而創制，其主要目的是想通過翻譯漢字所記載的儒家經典，學習儒家文化與典章制度，從而通曉“禮法”，對本朝實施文治教化。事實上，有些民族文字在民族政權存續時期并沒有得到真正通行應用，比如女真文，直到金世宗大定年間（1161—1189）采取了設立女真進士科選拔女真官員和組織人力翻譯漢文經書等一系列措施后才受到重視，金朝建立后相當長時間內一直使用契丹字和漢字，直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金朝國史院才罷專寫契丹字者。在金朝，女真文的政治象征意義大于文字本身的意義，人們往往直接學習漢字，從漢文典籍中吸取治理本朝的方法?！督鹗贰分性涊d金世宗對唐括安禮說：“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文字作為一種符號，承載和延續的是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民族文字文獻所記錄的歷史文化內容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民族文字所翻譯的漢文經典，有些漢文底本已經失傳，還可以彌補中原傳本的缺失。如西夏譯本呂惠卿著《孝經》、陳祥道著《論語全解》、陳禾著《孟子傳》等均是北宋“新經學派”的作品，可據西夏譯本復原漢文本，從而為研究宋代“新經學派”的觀點補充資料。

民族文字創制后，統治者往往以新創文字作為其政權的“官方文字”推行全境，為各民族所使用，因此，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眾多民族文字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民族文字具有與漢字共同繁榮中華文化的重要意義。借助翻譯手段，民族文字把儒家經典傳播到更廣的領域，使得邊地百姓得到教化。士大夫習得典章制度，服膺儒學，用之治朝理政，客觀上使得漢字承載的歷史文化逐漸成為維系中華各民族共同發展的紐帶。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參觀了“漢藏蒙滿文大藏經合璧”和“《四庫全書》合璧”展，并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歸根結底，中華文字承載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綿延不絕、團結奮進、發展壯大的源泉。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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