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現代化的文化模式

 現代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傳統與現代，所謂現代化，簡單地說，就是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然而，什么是傳統社會，什么是現代社會，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與社會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是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在世界歷史進程中飽受關注的課題。早期現代化理論的最大局限性是從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去理解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對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闡釋也是以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西方國家文化資源和社會結構作為標準。這就產生了一種片面的現代化觀，認為非西方國家的傳統等于落后，現代化等于進步，所有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模式都要走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特別是主張非西方國家要將自己的傳統文化拋棄、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亞洲國家19世紀以來的追求現代化過程中影響最大的觀點就是這種觀點，1950年代流行的早期現代化理論也是如此。

早期現代化理論認為歐洲發展起來的現代化方案將為所有的社會所接受，西方式的現代化將在全世界復制流行。七十年代以來這個理論不斷遭遇反思。經過三十多年的面對各國現代化實踐的研究，晚近形成了建立在對1950年代現代化理論的批評、修正基礎上的“多元現代性”理論，亦即的新的現代化理論，以艾森斯塔德為代表。此種理論一方面強調現代化作為一種文明的特性，另一方面強調現代化中制度和文化的巨大差異性。艾森斯塔德認為，西方現代化確實蔓延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但卻沒有產生一個單一的文明，或單一的制度模式，而是產生了幾種現代文明，或多種文化模式，也就產生了多種社會或文明的發展。它們盡管同源、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卻有迥異的意識形態、制度模式、文化價值。他舉了一個例子，人們假定，歐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會在美洲重復上演，但實際上北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從一開始就以截然不同于歐洲的模式發展，在美洲我們看到了“新文明的成形”。由此可見，在現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內產生的也并非一種而是多種的現代化模式。從這里可知，今天我們說創造文明新形態，和多元現代性理論所說的北美的新文明成形在理論上是一致的，即現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明形式。

二、東亞現代化的文化解釋

現在來看東亞。東亞是人類文明發祥最早的地區之一，東亞的發展在16世紀以前不僅自成體系，而且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近數百年以來，以科學和大工業生產為特征的近代化率先在西方發展，通過殖民和霸權擴張，成功地展開了一場世界性的征服運動。東亞世界的傳統文化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19世紀后半葉以來，東亞國家先后竟起，奮起追求近代化。日本二戰后在美國的支持下，迅速實現了現代化，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臺灣、香港地區經歷了70-80年代的經濟起飛，亦已完成現代化的基本建設。“工業東亞“的概念就是八十年代初出現的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現代化地區。由于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歐洲資本主義產生關系的研究以及他對中國儒家與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使得工業東亞的解釋一開始就與韋伯命題有密切關系。韋伯主張，儒家倫理與新教倫理不同，與作為理性化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協調，一是缺少個人主義，群體性過強；二是注重完整人格培養，缺少進攻性人格；三是強調體驗智慧，而非定量知識。韋伯認為，在西方新教徒因不知能否作為上帝選民而內心充滿緊張，故一方面禁欲式節儉，一方面勤勞致富以榮耀上帝，這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精神，而傳統中國由于缺少這樣一種心態故未能產生資本主義或近代工業文明。帕森斯在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也是以儒家文化為現代化的障礙。但是，這種儒家倫理觀從70年代以來不斷受到巨大挑戰，即，1960-1970年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現代化起飛。

面對“東亞的奇跡”出現了兩種解釋，結構的解釋和文化的解釋。前者認為東亞的發展主要得力于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后者認為東亞企業精神滲透了一種非個人主義的精神、集體團結、工作紀律，認為這是新教倫理的東亞代用品即儒家倫理。彼得﹒伯格進一步指出，這種儒家倫理不是經典教義上的，而是實際支配人的日常生活的行為規范的儒家倫理，即生活化的儒家倫理，促進東亞現代化的就是這種儒家倫理，包括對家族的無條件的承諾、節儉等。儒家文化不再是現代化的阻礙，而成為助力。

 三、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文化

 早在八十年代我們就指出，工業東亞提供的經驗事實和對韋伯命題的再思考的一個直接啟示是，認為儒家文化與現代化是絕對排斥的觀念是難以成立的，在中國文化熏陶下成長并接受儒家價值的人在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可以創造出卓越的經濟成就。九十年代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確立以后，中國這條大龍的快速發展成了日本和四小龍之后的另一巨大奇跡，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中國已經走上了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在關于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文化的關系方面，我們認為可以分成兩個方面。首先，在新舊現代化理論中，有關現代化的文化方面都是接受韋伯的影響，著眼在“工作倫理”，即經濟活動與企業家倫理。從這個方面看，中國文化體現的經濟生活的倫理規范有勤勞、勤儉、忍耐等，這在中國南方尤為明顯。特別是勤勞的態度，雖然不是西方式以宗教禁欲主義為基礎的，但正如韋伯說的“把勞動本身作為人生的目的”，至于克制、敬業、誠信、耐勞精神、善于學習的素質更是儒家文化的特征，合于韋伯所說“資本主義無法利用那些信奉無紀律的自由自在的人勞動”。儒家的家族主義不僅為個人從事經濟活動提供了合法動機，而且為現代化早期企業提供了共同體倫理。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取得歸功于中國人民的勤勞與創造，歸功于中華民族的文化與價值。

第二，與西方學者觀察西方現代化過程不同，我們認為中國文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性不僅在于由工作倫理體現的生活價值觀，還在于執政黨政府領導的政治價值觀。前者所影響的是經濟活動，后者所影響的是中國現代化的全面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是由政府統領部署、規劃領導、統籌組織，優化協調，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中華優秀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性。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植根于自己源遠流長的文明體系，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文化，蘊含著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等。2014年習近平在國際儒聯大會的講話指出，中華優秀文化蘊藏許多重要啟示，比如關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于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于以民為本、安民富民的思想、關于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等等。這些中國文化的思想內容廣泛涉及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治國理政、道德建設等方面，這些都會在執政黨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下全面體現在政策領導的諸層面。中共二十大以后，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這些都將塑造中國式現代化，形成新的現代文明，即政府的這些領導籌劃，將伴隨著倡導、傳承中華文化的世界觀、價值觀等，從而塑造中國現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內涵。百年來中國已經逐步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我們正在創造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現代文明的新形態，讓我們共同努力，發揚中華文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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