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離婁下》“符節”章將舜、文王分別視作東夷、西夷之人，認為這兩位圣人雖然身處的時空差異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國”則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據、義理兩個面相：前者側重東西五地與“夷”的歷史地理考據，后者側重先后千年與“圣”的儒家義理辨析。考據、義理同為重頭之戲，但重中之重又是義理。以“夷”為例，趙岐、朱熹等人將其與“中國”對言，解作“夷服”,表達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觀，旨在彰顯夷夏之辨；毛奇齡將“夷”解作“一邊”而與“中國”對言，表達了方位性的國家地理觀，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從內含到消弭，曲折地體現了中國文明如何擴展為世界大同的路徑依賴。以“圣”為例，這一路徑依賴鮮明地體現為圣人的中國之志：假如事事處處、始終如一地以舜、文王為符節，所有道德實踐主體均能成為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見《孟子》單章研究的學理價值及其必要性。
關鍵詞：舜；文王；夷；圣；考據；義理
《孟子·離婁下》“符節”章云：“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1]（P.170）西漢韓嬰（生卒年不詳）《韓詩外傳》卷3第29章匿名抄錄此段為：“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2]（P.114）翟灝（1712-1788）《四書考異》下編卷30《孟子·離婁下》“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條指出：“《韓詩外傳》述此二語，上題有‘孔子曰’三字。”[3]（P.354下）《韓詩外傳》刪“孟子曰”三字，增一“然”字，多“孔子曰”三字，補“《詩》曰”一句，其余同于《孟子》?！俄n詩外傳》重視《孟子》此章，僅是孟學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縱觀孟學史，對于此章的單章研究包含考據、義理兩個面相：前者從起句“舜生于諸馮”至“西夷之人也”,側重東西五地與“夷”的繁復考據；后者從“地之相去也”至“其揆一也”,側重先后千年與“圣”的精微義理。
一、東西五地與“夷”的歷史地理考據
以《孟子》此章為例，大凡名物、史地、制度，朱注多從趙注。先看《孟子正義》卷16《離婁下·一章》錄趙岐（?-201）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說：“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于酆、鎬也。”[4]（P.537、538）再看朱熹（1130-1200）《孟子集注》卷8《離婁章句下》：“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又說：“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5]（P.289）朱熹雖然遵從趙岐的注文，但又刪繁就簡、謹守體例，以免喧賓奪主、節外生枝，譬如不言趙注的“負海也”。趙佑（1727-1800）《四書溫故錄·孟子三》“諸馮、負夏、鳴條”條指出：“此注大鶻突，不詳其地所在之實而空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為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考負夏，衛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檀弓》之言蒼梧，足以知其不實。二地皆與海遠?！妒酚洝穭t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唯青、徐、揚三州，《禹貢》并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唯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6]（P.600上）
正因“負海也”隱含歧義，前人對于“諸馮”“負夏”“鳴條”三地的考證，就個體而言，分則霧里看花；就整體而言，合則莫衷一是。（一）首先看諸馮。趙佑《四書溫故錄·孟子三》“諸馮、負夏、鳴條”條指出：“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竊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為斷，遷、卒皆在后。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6]（P.600上）但是，焦循（1763-1820）《孟子正義》卷16《離婁下·一章》指出：“諸馮，不可考。”[4]（P.537）（二）其次看負夏。王夫之（1619-1692）《四書稗疏·孟子下篇》“負夏”條指出：“趙氏注及《檀弓》鄭注俱謂負夏衛地。按：舜，虞幕之裔，后雖降處，而仍居故封，故謂之虞舜。舜生長于蒲州平陸之境，未嘗一至山東濮、濟之地。雷澤者，雷首山下之澤谷也。河濱者，蒲州沿河之境也。流傳以歷城為歷山、定陶為雷澤，皆非也。歷城、定陶去岐周將三千里，而孟子何言千有余里乎?諸馮、負夏與安邑之鳴條并言，則其皆在平陽，審矣。負夏蓋河東之夏陽，《春秋》謂之下陽，累代為虞國地，后入于晉，去衛千里，足知言衛地者之妄。河東謂之東夷，河西謂之西夷。自蒲坂抵岐周，適千有余里。孟子去古未遠，考證自實。后世傳說附會之謬，如‘卒于鳴條’既有明文，而云野死于九疑，以致列之祀典。何博而知要者之世乏其人也!”[7]（P.69-70）按：趙岐未言“負夏衛地”。毛奇齡（1623-1716）《四書改錯》卷2《地類錯》“東夷之人也”條指出：“若曰夷服，則必《禹貢》所稱要服二百里夷者，在甸、侯、綏一千五百里之外。將《史記》所云‘就時負夏’在衛地，《書》所云‘造攻自鳴條’在安邑之西者，皆不可通矣。”[8]（P.47）（三）最后看鳴條。朱熹《孟子或問》卷8指出：“曰：此以為舜卒于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于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9]（P.958）但是，翟灝《四書考異》下編卷30《孟子·離婁下》“卒于鳴條”條指出：“今檢《竹書》,卻無‘南巡不反’文。其紀有虞氏也，曰：‘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困學紀聞》曰：‘今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故《呂覽》又云：“舜葬于紀。”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如其所說，不但孟子無疑，即《禮記》言亦可不置疑矣。”[3]（P.354）
《孟子》“符節章”涉及兩組五地。如何看待第一組的“諸馮”“負夏”“鳴條”三地?權宜之計是摯信孟子必有所據，但不必、亦不可能將它們落實為具體、確切的某個地方，存而不論即可。如何看待第二組的“岐周”“畢郢”二地?基于“岐周”無甚疑義，“畢郢”即是先秦文獻所見的“畢程”,其考證簡易而清晰。以下展示“畢郢即畢程”的論證過程。
先看先秦文獻。一是《今本竹書紀年》卷上“帝辛”條指出：“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為師。（《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獵，遇太公望于渭之陽，立為師。’）”又說：“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逸周書·大匡解》：‘惟周王宅程。’）”[10]（P.74-75）二是《呂氏春秋·審應覽第六·八曰具備》指出：“今有羿、蠭蒙、繁弱于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于郼薄矣，武王嘗窮于畢裎矣，伊尹嘗居于庖廚矣，太公嘗隱于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后可成。”[11]（P.1225）三是《逸周書》卷2《大匡解第十一》指出：“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13]（P.144）同書卷8《史記解第六十一》指出：“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13]（P.962）
再看清人考據。一是王夫之《四書稗疏·孟子下篇》“畢郢”條指出：“郢，音以整切者，楚都也，未聞岐、豐之間別有郢邑。按：此‘郢’當作‘程’。《竹書》稱：紂三十一年己巳歲，西伯治兵于畢；三十三年辛未歲，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畢在豐東，程在豐西。言‘畢程’者，舉兩界而言之也。武王既有天下，以畢封畢公高，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皆為縣內諸侯。畢、程去岐不遠，故統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審矣。”[7]（P.70）二是劉臺拱（1751-1805）《劉端臨先生文集·釋畢郢》指出：“‘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逸周書》‘維周王季宅程’,徐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司馬相如列傳》‘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徐廣以‘郅’為‘郢’字之誤。）自來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則以文字不明故也。”又說：“然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又說：“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系岐而言之曰‘岐周’。（高誘《呂覽》注云：‘古公避獯鬻之難，邑于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下號也。’鄭氏《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為岐別，此足征矣。）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系畢而言之曰‘畢程’?！秴斡[·具備篇》云：‘武王嘗窮于畢程矣。’‘畢程’即‘畢郢’。（刻本‘程’誤作‘裎’,高誘注云：‘畢程，畢豐，非也。’）《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繇是推之，則‘畢郢’之名之所起，遠矣。”[13]（P.9）三是孔廣森（1752-1786）《經學卮言》卷5《孟子》“卒于畢郢”條指出：“金氏《前編》以為‘郢’與‘程’通。按：《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為周所滅，文王遂居之?！洞罂锝狻吩唬?lsquo;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后人多改從‘阝’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于‘郢楚’之‘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于畢’,以為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于豐’,而言‘卒于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14]（P.101）
綜上所述，一方面，依據《竹書紀年》《呂氏春秋》《逸周書》,可證“畢郢”即是“畢程”;另一方面，依據清人考據，可知“畢程”有王夫之的“畢在豐東，程在豐西”、劉臺拱的“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孔廣森的“就據其葬地言之”三說，分別可稱作“東西”“大小”“葬地”之說。
第一組的“諸馮”“負夏”“鳴條”三地，直接關聯舜為“東夷之人”;第二組的“岐周”“畢郢”二地，直接關聯文王為“西夷之人”。何謂“夷”?趙岐、朱熹的解釋是“東夷”為“在東方夷服之地”,“西夷”為“在西方夷服之地”。所謂“夷服”,既與古代禮制相關，又與夷夏之辨相關。
首先看古代禮制。一是《禮記·王制第五》指出：“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5]（P.1338中）二是《爾雅》卷中《釋地第九》指出：“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276-324）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16]（P.133）三是《周禮·夏官司馬第四·職方氏》指出：“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15]（P.863中）四是《春秋左傳》卷5《桓公二年（前710）》錄孔穎達（574-648）疏：“周公斥大九州島廣土萬里，制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15]（P.1744中）（按：“要”對應“蠻”,“番”對應“藩”。）四夷為夷、狄、戎、蠻，九服為侯、甸、男、采、衛、蠻（此六服為中國）、夷、鎮、藩（此三服為夷狄）。由此可知趙注、朱注所謂“夷服”,取義于九服第七等夷服。
其次看夷夏之辨。一是神智從義（1042-1091）《法華經三大部補注》卷12《止觀·輔行三》“李仲卿著《十異九迷》、南山作《十喻九箴》等”條指出：“孟子云：‘舜，東夷人也；文王，西夷人也。’豈以人出于夷而不用其道耶?況佛所出本非夷國，何得妄指佛是夷耶?”[17]（P.412上）二是張商英（1043-1121）《護法論》指出：“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圣人也，為法于天下后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18]（P.635中）三是康有為（1858-1927）《孟子微》卷1《總論第一》指出：“舜為太平世民主之圣，文王為撥亂世君主之圣，皆推不忍之性以為仁政，得人道之至以為人矩者?？鬃幼媸鰬椪?，以為后世法程。其生自東、西夷，不必其為中國也；其相去千余歲，不必同時也；雖跡不同，而與民同樂之意則同。孟子所稱仁心仁政，皆法舜、文王，故此總稱之。后世有華盛頓其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茍合符舜、文，固圣人所心許也。”[19]（P.15）既然舜、文王先后為圣，所以夷人、夷地亦有大道、至圣；凡是大道、至圣，均不會因其夷夏、中外而有高下、軒輊。但是，從夷夏之辨詮釋《孟子》“符節章”中的舜、文王，顯然不占孟學史的主流。
《孟子》“符節章”一言“東夷”“西夷”,且與“中國”對言。將“夷”解作“夷服”而與“中國”對言，這是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觀，此說以趙岐、朱熹為代表（如前所述）;將“夷”解作“一邊”而與“中國”對言，這是方位性的國家地理觀，此說可以毛奇齡為代表。與朱熹針鋒相對，《四書改錯》卷2《地類錯》“東夷之人也”條指出：“夷，裔也，邊也。東夷謂東一邊也。戰國分東、西，以關為界。凡關以東者，皆謂之東一邊。”又說：“若夫‘得志行乎中國’,則‘中國’即土中。《召誥》所稱‘王自服乎土中’者，正對四裔言。蓋中與邊、裔對，不對夷服也。猶之齊王請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與四境對，不對齊外國也。”[8]（P.47）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觀內含夷夏之辨，方位性的國家地理觀消弭夷夏之辨，這是二者的根本區別。消弭夷夏之辨，何嘗不是文明擴展為世界大同的基本目標呢?
二、先后千年與“圣”的儒家義理辨析
《孟子》“符節”章指出：“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這里既有作為空間的“千有余里”,又有作為時間的“千有余歲”,如何理解?先看具體而言，《孟子正義》卷16《離婁下·一章》錄趙岐注：“土地相去千有余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焦循《孟子正義》卷16《離婁下·一章》指出：“《禮記·王制》云：‘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文王所生之岐周，在西河之西，而未至流沙；舜所生之諸馮，在東河之東，而未至東海。約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故云千有余里也。舜生于帝堯四十年內外，壽百有十歲，歷夏十七帝，并浞之四十三年，共四百四十二年。文王生于商祖甲時，約五百二三十年。自舜之生，至文王之生，約計一千一百年之內。趙氏言舜至文王千二百歲者，蓋自舜生之年數，至文王之卒，當商紂時也。”[4]（P.540-541）再看總體而言，張栻（1133-1180）《孟子說》卷4《離婁下》指出：“‘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獨舉舜與文王言之者，蓋舜與文王，其地相去為最遠，而世之相去為最久故耳。”[20]（P.366）此類理解可謂妙解：“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言其最遠；“約計一千一百年之內”,言其最久。
《孟子》《荀子》皆一言“若合符節”,不妨略作比較。先看《孟子》“符節”章：“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孟子正義》卷16《離婁下·一章》錄趙岐注：“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吨芏Y》有六節。”[4]（P.540）朱熹《孟子集注》卷8《離婁章句下》：“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5]（P.289）再看《荀子·儒效篇第八》：“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茍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荀子集解》卷4《儒效篇第八》錄楊倞（生卒年不詳）注：“既無所疑怍，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為驗也。”[21]（P.140-141）經過后人的解釋，有“以玉為之”“以全竹為之”者，這是說符節的用料；“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合之以為驗”,這是說符節的用途。各自在細節的解釋中敞開，彼此在綜合的比較中發展，此即孟學史、荀學史，此即孟荀學史。
陸九淵（1139-1193）的心學淵源于孟子，《孟子》“符節章”有現成的佐證。《陸九淵集》卷36《年譜》“紹興二十一年（1151）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指出字義，篤志圣學”條指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22]（P.483）呂留良（1629-1683）《四書講義》卷37《孟子八·離婁下·孟子曰舜生于諸馮章》指出：“合符節者，心之理也。”[23]（P.829）唐文治（1865-1954）《孟子大義》卷8《離婁下·第一章》指出：“《記》云：‘東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得志行乎中國，則此心同也；若合符節，則此理同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此言仁義之至，即古圣之志也。而其事固不必盡同，亦不能盡同也。”[24]（P.242）呂留良、唐文治以象山解云：“得志行乎中國”為心同，“若合符節”為理同，心同理同之義和盤托出。
《孟子·離婁下》有三個單章志同道合、同聲相應：“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如何會通?在楊時（1053-1135）、馬世奇（?-1644）看來，“若合符節”是會通這三個單章的思想密碼?！稐顣r集》卷8《孟子解》“若合符節”條指出：“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25]（P.187）《四書遇·孟子·離婁下·符節章》引馬世奇（字君常，明亡首位殉節官員）曰：“讀此知《平世章》不單指禹、稷、顏淵，《武城章》不單指曾子、子思。會得圣賢真符節，則節節皆活。”[26]（P.458）正因“若合符節”,所以“節節皆活”;正因會通《孟子》,所以真有自得。
對于“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朱注的義理部分有別于趙注，人們如何選擇呢?這里以“揆”的釋義為例，略作說明。先看注疏?！睹献诱x》卷16《離婁下·一章》錄趙岐注：“揆，度也。言圣人之度量同也。”[4]（P.540）朱熹《孟子集注》卷8《離婁章句下》指出：“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5]（P.289）再看辨析。張岱（1597-1685）《四書遇·孟子·離婁下·符節章》指出：“未節‘揆’字，注訓為‘度’,‘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是我去揆度二圣，非也。‘揆’乃二圣得志所行之根宗處。今言政府謂之‘揆地’,孟子言‘上無道揆’,‘揆’字皆同。”[26]（P.458）趙佑《四書溫故錄·孟子三》“其揆一也”條指出：“揆，從志出，在行先，包許多經權常變。其謂圣，故注：‘言圣人之度量同。’今‘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則似為人之揆圣，講家誤認背矣。揆必以道，乃《集注》補義。明人經筵直解，因之言道統，不切。”[6]（P.601上）趙注將“揆”解釋為圣人自我度量，朱注將“揆”解釋為他人度量圣人，但張岱、趙佑推崇趙注而貶抑朱注，這也可以視作孟學史具有豐富性、復雜性的體現。
《孟子》兩言“揆”字，均見《離婁篇》：“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對此，《孟子集注》卷7《離婁章句上》指出：“道，義理也。揆，度也。”又說：“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5]（P.276）《孟子集注》卷8《離婁章句下》指出：“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5]（P.289）與上述張岱、趙佑貶抑朱注不同，呂留良、唐文治則是申說朱注。
先看《四書講義》卷37《孟子八·離婁下·孟子曰舜生于諸馮章》指出：“‘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無不同，正于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疏矣。”[23]（P.829-830）再看《孟子大義》卷8《離婁下·第一章》指出：“愚按：揆，道揆也。上篇首章‘上無道揆’,朱《注》：‘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然則此經不言‘其道一’,而言‘其揆一’,何也?朱《注》：‘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蓋地之相去也，風俗不能不異也；世之相后也，人情不能不變也。故不言道而言揆者，道其體也，揆其用也。揆者所以行其道，而因時以制宜者也。周公于三王之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即所謂揆也。然則揆者，先圣后圣之心法，而孟子不言心也；先圣后圣之道統，而孟子不言道也。所以見政治之貴因時以制宜，而實事以求是也。”[24]（P.243）如果說朱熹偏重訓詁，要在疏通文脈，那么，呂留良、唐文治偏重義理，要在發掘深意。“道揆”不是“揆一”,但又如行云流水而事事無礙。以道揆之，因時制宜，就能其揆一也，道無不同。所謂“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所謂“先圣后圣之心法，而孟子不言心也；先圣后圣之道統，而孟子不言道”,凡由訓詁而至義理者，莫不別開生面、耳目一新。
從單章研究看，考據、義理是《孟子》“符節”章的重頭之戲，但重中之重是義理。《孟子正義》卷16《離婁下·一章》錄趙岐注：“《章指》言：圣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4]（P.542）《孟子集注》卷8《離婁章句下》引范氏（范祖禹，1041-1098）曰：“言圣人之生，雖有先后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5]（P.289）張栻《孟子說》卷4《離婁下》指出：“孟子謂‘若合符節’者，其何以見之邪?蓋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為，則萬殊矣。”又說：“學者讀此章，當深究其所以一者。于此有得，則先圣后圣之心，可得而識矣。”[20]（P.366-367）呂留良《四書講義》卷37《孟子八·離婁下·孟子曰舜生于諸馮章》指出：“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為舜、文。”[23]（P.830）義理之外，亦有詞章。譬如，李贄（1527-1602）《四書評·孟子卷之四·離婁章句下》尾批：“借舜、文為話柄耳，非實說舜、文也。”[27]（P.224）《孟子文法讀本》卷4《離婁》錄吳闿生（1877-1950）眉批：“發端詼奇俶詭，不知從何處來。‘得志’二句道出二圣，實際又以自見其生平真實本領也。‘地之相去也’二句，極力騰挪。”[28]（P.10-11）義理因其上有詞章、下有考據，故能頂天立地。做人也是如此。古往今來，自西至東，只要事事處處、始終如一地以舜、文王為符節，在有限的生命中達至精神的無限，所有道德實踐主體都能成為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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