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階層研究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課題，早在20世紀20年代，日本學者玉井是博、宇都宮清吉對唐代階級結構的考察，開啟了這一新的研究主題。

中國大陸對唐代階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階級的劃分及其政治影響。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黃現璠、陳寅恪等以群體自身特性與職業為標準，對階級進行區分；在此基礎上，探究不同類別的統治集團之間的演變與斗爭。

20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侯外廬、韓國磐、胡如雷等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對唐代階層進行劃分；在此基礎上，考察不同階層的運行實態及政治地位。

20世紀80年代以后，李伯重、李曉路、馮爾康、徐庭云、張澤咸、寧欣等嘗試吸收西方社會學理論，以政治特權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并關注階層的社會生活與身份改變。

順應這一發展趨勢，《唐代特權階層仕宦與社會流動研究》再次完成唐代階級研究的社會學轉向，在吸納新的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在唐代階層劃分、特權階層的定義、社會流動渠道的探研、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流動對仕宦階層的拉動等方面，完成了這一課題研究的社會學敘事，在相關研究中尚屬首次。

唐代階層體系的社會學建構

“階級”一詞是舶來品，在拉丁文的語境中，多指古羅馬的財產分配、教會組織及植物分類等。17世紀以后，則與權威、教育發生聯系，社會層面的含義開始凸顯，多指具有社會經濟差異的社會群體。

現代意義上的階級，已經衍生出多重含義，不少學者依據沖突理論，把政治權力或經濟關系作為標準予以劃分與建構，凸顯其與政治斗爭、政治革命、意識形態革命的聯系。也有學者嘗試以多元標準來劃分階級，即將社會學理論引入群體區分中，關注群體意識、階級認同和文化表現。

馬克斯·韋伯和埃米爾·涂爾干的分層理論是其重要代表，前者主張經濟、聲譽、權力同樣具有分層屬性；后者認為社會分化和分工是合理的，各群體組成相互聯系的系統也是社會發展的平衡力量。

社會分層理論適應了唐代社會的復雜性，為重新構建唐代社會階層的結構提供了基礎。為此，突破傳統的法律視角，以多維度審視階層的劃分，成為唐代階級研究的發展趨向。

《唐代特權階層仕宦與社會流動研究》以官職、門第、財富為標準，重新構建唐代階層體系。官職對應的是權力，門第對應的是文化，財富對應的是經濟，三者互相倚用，又各有側重。

其中，權力屬第1位，文化屬第2位，經濟屬第 3 位，以權力為主導、文化為輔助、經濟為補充，將階層劃分為官員階層、士族階層、商賈階層、農民階層、賤口階層 5 類，各類又分不同子類，共計19種。

在此基礎上，尋求階層體系建設的突破，即建構了一個以官員階層為主導，士族階層、商賈階層為輔助，農民階層為基礎，賤口階層供服務的社會系統，關注系統內部的聯系、發展與動態變化。

唐代階層流動圖景的社會學書寫

階層跨越在社會學領域往往稱之為社會流動，個人或群體實現的地位變化或階級變化均屬于此，有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等不同形式，前者是指在同一分層上的橫向變化，后者則指不同分層的上下流動。

唐代社會流動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科舉制度的影響，潘光旦、費孝通、錢穆、吳宗國、傅璇琮、任爽等關注到科舉對于文人學士向上流動的意義，并強調科舉是士人階層的出現并凝固的重要推手。

科舉之外，張天虹以河朔藩鎮為案例，探討軍事才干與文化教育在社會流動中的效用，無疑是社會流動渠道研究的新突破。在此基礎上，該書在其它渠道上進行開拓，所涉范圍甚廣，包括門蔭、薦舉、辟署、軍功、流外、伎藝、納資等。

其中，科舉、門蔭、薦舉、辟署、納資、流外容易被高官與士族及商賈群體控制，進而發展成以血緣、門生、故吏、親友相為倚用的特權仕宦階層。而軍功與伎藝對農民、太常音聲人、雜戶、官戶、工樂戶、隨身、部曲、官私奴婢等向上流動有利。

眾所周知，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使得各類人群都在社會中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貴賤輪回慢，社會結構簡單，統治階層扁平化趨勢尤顯。相反，開放的社會風氣，急劇的社會變革，動蕩的社會環境推動社會流動的加速，造就了不同歷史時期社會階層流動的不同特點。

該書顯然關注到了這一點，分武德至永徽，顯慶至天寶，至德至大中，咸通至天祐5個階段進行探討，在總結各階層社會流動的基礎上，將其歸于特權階層的形成、發展、衰落和消亡。如果說，關注各階層的不同流動形式和流動渠道屬于空間研究范疇，那么探討各階層在不同時段的流動特點則為時間研究范疇，二者結合，可還原唐代階層社會流動的動態圖景。

特色階層社會流動的社會史關照

根據不同劃分標準，唐代階層可分為多種類型。誠如前論，按照社會分層理論大致劃分為官員階層、士族階層、商賈階層、農民階層、賤口階層5類，又細分為若干子類，其中農民階層和商賈階層的流動頗具特色。

就農民階層而言，多據沖突理論來審視這一階層的地位，葛金芳、張澤咸、張安福、張國剛等關注到農民階級內部的構成及其階層分化，為農民的社會流動研究提供參考。

該書獨辟蹊徑，將參軍視為農民階層流動的重要渠道。

武德時期因戰爭需要，貧民很快在政治經濟上實現了向上流動，有些人還步入了高官行列，統治者在策略上也使得這一階層向上流動的寬度和速度不斷增強。

貞觀至顯慶五年（660年），府兵的消費數額不斷攀升，進而成為中產家庭的重要負擔，好在有身糧的發放，勛田和官職的賜授，得遠大于出，參軍仍是中產以上農民向上流動的途徑。

顯慶六年（661 年）至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兵募始興，中產以上農民視參軍為畏途，月賜不僅得不到保障，死于王事者也是無人問津，中產農民和貧民參軍難免會向下流動。

開元二十五年后，唐代職業軍人體系的建立，對中產以上農民和貧民的虹吸效應截然不同，前者為避免向下流動會逃避軍役，后者會借此向上流動擺脫生活的困頓。

就商賈階層而言，楊德泉、肖建樂、寧欣等關注到市民階層的形成與分化，并嘗試研究其社會流動。在此基礎上，該書將商賈階層分為商賈群體和小商人群體，全方位研究其社會流動。

顯慶至開元時期，商賈群體多以納資進入仕途，也有花錢度為僧道實現向上流動。

至德至大中時期，受戰亂影響，財政疲弱，商賈納資入仕再興，還出現納資減稅、納資入軍籍的情況。納資之外，科舉、門蔭、軍功也向商賈群體敞開懷抱，這一群體向上流動途徑呈現多元化趨勢。

這一群體在市民階層中扮演了社會領袖的角色，可視為特權階層的一級，在國家經濟建設中起到重要作用。

當然，該書尚有可待提高之處，墓志資料鮮少運用，這與近年來墓志資料的規模性出土與研究并不同步，唐代特權階層與社會流動的歷史地位也可再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