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四年（745），開啟了一個洋溢著酒精與豪情、推崇詩歌和遠方的時代。

　　當年深秋，34歲的杜甫與45歲的李白經歷了去年暢游梁宋后的暫短分別，再次相遇于魯郡東石門（今山東曲阜）。兩位詩人度過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日子，在魯郡一帶的名勝古跡亭臺樓閣留下了登臨歌詠的足跡。瀟灑之余，杜甫隱隱擔憂：人生除了詩和遠方，難道就沒有其他追求了嗎？他便寫下《贈李白》，以詩代問：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橫亙在李白和杜甫之間的，除了11歲的年齡差，還有不同的人生閱歷和階段。

　　一年前（744年），兩人首次邂逅之時，杜甫科舉落第、無人問津，年逾而立還一無所成，對已經名滿天下、幾乎執詩屆之牛耳、正蒙玄宗皇帝賜金放還的“李翰林”充滿崇拜之情。二人攀登了高聳峻拔的王屋山，回到平原時，“莫愁前路無知己”的高適也加入了進來。失意三人組的雅集，在深夜醉舞的梁園、在仗劍而行的宋州、在吟詩切磋的席間，書就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璀璨盛事。不過，始終有一個幽靈縈繞在文學盛典之上。那就是：仕途功名。盡管科場失意、入仕無門，落魄的杜甫和高適二人胸中熾熱的仕進之心絲毫沒有冷落，對各自的仕宦前程依然抱有信心與幻想。三人雅集的離散，也是因為杜甫、高適分別去試探入仕門路了。李白揮揮手，折向東南，翌年北返山東又遇“小迷弟”杜甫。他發現杜甫的仕進欲望和努力沒有絲毫改變。

　　對于杜甫的心情，李白感同身受。他何嘗沒有一顆奮進官場兼濟天下的心？

　　終其一生，李白都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充沛著仗劍走天涯、執筆寫江山的激情，面對挫折和困境“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上天賦予李白文采與抱負的同時也限定了他商人家庭的出身。后者導致李白無法通過門蔭或科舉入仕，正常的仕途大門向他緊緊關閉了。李白無奈選擇了干謁權貴、游歷博名的途徑，終于以鼎盛文名得到了大明宮的青睞，進入翰林院。在金鑾殿內外奔走的歲月，李白深切感悟到一個文人的功名事業由兩大因素塑造：一是自身與政治體制的契合程度，其中包括個體文采和能力，也包括個體對體制的認知；二是外力的幫襯，既有家族門第的助力，也有達官顯貴的蔭庇。二者對文人的成功缺一不可。遺憾的是，李白二者都不具備，他悲哀地發現自己始終只是唐玄宗的文學侍從，一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宮廷點綴?；实圪p他的“翰林供奉”一職甚至不是王朝官制的職事官，沒有品級，沒有正式職掌。李白完全達不成參預政治的雄心壯志，又適應不了大明宮的做派，身心俱疲之后，幸好落得賜金放還的和平結局。

　　這是李白離建功立業最近的一次，到光芒萬丈的皇權邊緣走了一遭后無奈承認自己并不適合仕途。如今，杜甫孜孜以求的，恰恰是李白剛剛放下的。然而，他不能撲滅杜甫的進取心。這個年輕人有著李白不敢企望的門第，杜家連續十余世都有仕宦經歷，而且同樣文采飛揚，“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同樣雄心勃勃，渴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或許能成為朝堂的明日之星。

　　于是，李白避開正面回答，以《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相贈：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

　　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

　　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飲下杯中酒，杜甫西去洛陽再戰功名，李白再下江東，繼續詩酒買醉、江湖泛舟的瀟灑生活。從此，李、杜再未重逢，萬般情緒只能付諸筆端。

　　李白與杜甫的選擇，折射出文人對于事功與學問的取舍。無知者有無知的快樂，識字者有認知的煩惱。學得文武藝的唐代文人，總有抑制不住的入世抱負，積極實踐治國平天下的先賢教誨。踐志的道路卻日趨狹窄，除了入仕當官幾乎沒有他途?？上?，他們的文武藝并不必然導向現實的成功。正如上述李白用生命體悟出來的道理，錦繡文章僅僅是導向成功的一個分量很輕的因素，面對體制、門第、權貴等不堪一擊。承認這一點后，文人們緊接著直面另一個殘酷的現實：尊嚴同樣不值一提。他們必須奔走于權貴門閥，溫恭自虛、謙卑伺候，行卷求薦舉、求蔭庇。在浩大的長安洛陽都市，多少飽學之士渺小如塵埃，耗盡家財、尊嚴和生命，依然求一官而不可得，乃至尋一門路而不得法。

　　揮別李白的杜甫，絕想不到前方迎接自己的會是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的十年長安歲月。他直到44歲才謀得第一個官職：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時為天寶十四年（755），這一年，杜甫正是東石門相別時李白的年紀；這一年，大唐深處的所有陰暗、隱憂以安史之亂這一極端形式噴薄而出。

　　為了這一頂遲緩而低微的冠冕，杜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付出與所得似乎是不相稱的，卻是大多數唐代文人的常態。一代文宗、“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也在長安蹉跎十年，汲汲于功名富貴，四處求官不得，生活陷入困頓，“終朝苦寒饑”。多年后，已經取得世俗意義成功的韓愈仍舊對這段凄慘的“付出”無法忘懷：“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馬燧）于馬前。”（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志》）年輕的韓愈在長安權貴馬前低三下四，極盡諂媚，令人赧顏。尤其是他吹捧攀附的李尚書（李實），是一個壞事做絕、聲名狼藉的奸臣，連累韓愈的人品也遭世人質疑和后人詬病。這或許是韓愈追求功業的代價，不得不吞下的人生苦果。

　　千辛萬苦的求職僅僅是宦海沉浮第一站，來之不易的官職考驗著受官者的長遠實力。并不是所有讀書人都能適應漫長的仕途。杜甫的性格中有過于剛正、不近人情的一面，這給他的仕途困頓埋下了種子，伴隨著他從一位灑脫浪漫的翩翩公子變為一個身形瘦弱、眉頭緊鎖、后背佝僂的老頭。杜甫的仕途終于節度使幕僚、檢校工部員外郎。大歷五年（770）冬天，在江河日下的大唐晚暉中，杜甫病逝于湘江的一條扁舟之中。

　　李白的一個過人之處，在于他能夠壓制住仕宦欲望，在事功之外開辟了一條新路：鉆研文學或研究學術來實現個人價值。“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舍棄仕途成功，李白獲得了自由，并在江河山林之間創作了豐碩成果。

　　李白不是生而為李白，而是在一輪輪的攀附、求告和失敗、屈辱中錘煉出來的。一個傲氣沖天的李白，也要因為沖撞州縣長官而卑躬屈膝地公開道歉：“白，嵚崎歷落可笑人也……白孤劍誰托，悲歌自憐，迫于凄惶，席不暇暖……白妄人也……白之不敏……如能伏劍結纓，謝君侯之德……辭旨狂野，貴露下情，輕干視聽，幸乞詳覽。”（李白《上安州李長史書》）一個飽經風霜的李白，也會在年過半百之后，因為永王李璘的征辟而重燃仕進之心，幻想仗劍平定中原、力挽安史狂瀾，出任幕僚。李白終究昧于時局，永王李璘在與唐肅宗的權斗中失利，以叛逆身份亡入史冊。附逆的李白鋃鐺入獄。下獄之后，李白的生花妙筆被迫創作一封封求救信、乞討書。

　　命運是如此吊詭與無常，當年一道暢游山水的故人高適此時正是鎮壓永王的主帥，官拜御史大夫、淮南節度使。在大唐詩人中，高適是極少數手握藩鎮大權、平衡好舍與得的著名詩人，《舊唐書》甚至夸贊：“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李白第一時間向高適求救。他還自信于二人昔日的私交。在《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并序》中，一貫心高氣傲的李白不得不奉承微時的好友高適：

　　高公鎮淮海，談笑卻妖氛……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云。

　　遺憾的是，沒有任何材料證明高適對李白施以援手。如果說高適在附逆案懲辦高峰的敏感時刻不方便干涉案情，那么，在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千里江陵一日還”后，他依然沒有任何幫助身陷谷底的李白的痕跡，就相當令后人寒心了。

　　最可能的解釋，或許是高適已經不是剛入仕時那個“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的感性之人了。如今，政治成熟的高適極可能無法理解李白一以貫之的天真。要想追求事功就必須舍棄文人的思維做派。而宦海的一大行為準則是穩重、圓滑和以靜制動。高宗武后時期宰相楊再思，歷事三主，知政十余年，除迎合皇帝，阿諛奉承之外毫無作為。“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茍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舊唐書·楊再思傳》）對高適而言，十余年前的友情和當下的榮華富貴、一個落魄的犯罪嫌疑人和唐肅宗的好惡喜怒，孰輕孰重，毋庸多言。

　　李白體悟不到這一層，注定無法取得世俗的成功。幾年后的寶應元年（762）隆冬，身無分文且久病纏身的李白逝于宣城，結束了傳奇而坎坷的一生。

　　士大夫在世，除了報效朝廷追逐功名事業外，也就會舞文弄墨、著書立說。前者求事功，后者做學問，前者是顯性的、是主流，后者是隱性的、是末流。一個成功的文人士大夫要兼顧事功和學問，既平步青云，又詩書傳家。如此完美的成功者，在實踐中是極少數。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要面對二者的取舍。這種取舍是極不平衡的，學問創作要求天賦、勤奮和思緒，以上都是個體自身能夠擁有的；追逐事功的門檻則要高得多，除了衡量追求者的標尺外，還索取追求者的忠誠、尊嚴，并附帶諸多說不清道不明的要求。顯然，追逐事功之路更崎嶇難行。人生糾結之處，在于這條路不好走，又不得不走。因此，讀書人的人生取舍，準確地說是如何獲得仕途的成功，以及在仕途困頓之后如何或主動或被動地在文字中尋求內心的平靜。不同的取舍，決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和結局。

　　李白、杜甫在人生終點線前，應該都會感慨事功無成、抱負難伸。好在，李白在世時便有“詩仙”美譽，盛名遍傳天下，籍籍無名的杜甫則要等到病逝半個世紀后才被人發現價值，后來居上，成為我們民族的“詩圣”。二人并稱“李杜”。

　　當年，那些李杜仰望并乞求的達官貴戚早已完全為歷史淡忘，他們在李杜那一聲聲沒有尊嚴的乞求中連帶的姓名，反而成為了留在人世間的唯一痕跡。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