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儒學史上的關鍵人物，孟子對于儒學的貢獻主要在于繼承、守護并發展了孔子之學。孟子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居，以承續孔子之道為己任，在“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的艱難時刻，挺立起儒家的人格精神，“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為守護儒家之道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繼承孔子之學的基礎上，孟子還將其深化發展，如將“仁”發展為“不忍人之心”；將“為政以德”發展為“仁政”等?？鬃友灾疵髡?，賴孟子而明；孔子所未言者，賴孟子而發。孟子實為后人探求孔子之學的紐帶和橋梁，所以韓愈說：“求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①

　　但是自戰國以后，孟子之學一直處于隱而不彰的尷尬境地?！稘h書·藝文志》將《孟子》置于“諸子略”；漢代注解《孟子》者五家，分別是程曾《孟子章句》、鄭玄《孟子注》、高誘《孟子章句》、劉熙《孟子注》、趙岐《孟子章句》，如今也只有趙岐之著得以留存。一直到數百年后的唐代，《孟子》才逐漸得到重視。

　　唐代中后期興起的孟子升格運動，對于確立孟子在儒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意義非凡。韓愈“讀孟軻書，然后知孔子之道尊”②，主張復古崇儒，力斥佛老，引孟子為同道，繼承孟子的理念樹立起儒家道統，對于孟子地位的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到了宋代，孟子學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睹献印芬粫?，實現了由子到經的升格，孟子本人也得以受封襲爵，入孔廟配享。傳統的“孔顏”并提的說法被“孔孟”所取代，“亞圣”的稱號也由顏回變為孟子。孟子學價值在宋代的重新發現，深刻影響了宋代學術的發展。孟子有關性與天道的理論，為宋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孟子的道統論，也激發了宋代士大夫傳承儒學的自覺意識?？梢哉f，孟子學在宋代迎來了全面復興。

　　宋學的產生與發展受到了孟子的沾溉，這一點在學界已經是毋庸置疑的共識。但是漢代經學的興盛，往往被認為導源于荀子，而忽視孟子的作用。如皮錫瑞稱：“荀子開漢學宗派，其學篤信謹守，重在傳經。孟子開宋學宗派，其學廣大精微，重在傳道。漢儒多傳荀學，故孟子之學當時尚未顯明”③。這種論及漢代經學重荀而輕孟的觀點古已有之，幾成定見。然而以《詩》學為例，如果對漢代《詩》學與孟、荀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考察，則會對以上的問題產生新的看法。

　　李華教授的新書《孟子與漢代四家詩》（中華書局出版）在孟子與漢代《詩》學之間的關系上取得了頗多創獲。全書深入分析了漢代四家《詩》與孟子之間的繼承關系，總結孟子對漢代《詩》學的深刻影響，凸顯了孟子對漢代《詩》學乃至漢代經學的重要意義，提出漢代《詩》學傳承中“荀皮孟骨”的觀點，為理清漢代《詩》學的淵源，重新認識孟子學的歷史地位，以及漢代孟子學與《詩》學研究的推進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書緒論部分對孟子學及漢代《詩》學的研究現狀與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作了全面詳實的總結。在此基礎上，全書共分為五章。作者在首章交代了本書所研究問題的學術背景，對孟子與周秦兩漢《詩》學的發展關系進行溯源，指出孟子與《詩》都秉承著孔門之學的傳承，點明了《詩》《孟》在齊楚并行的地域聯系，強調《孟子》在漢代確立起輔經的重要地位，為后續的研究理清了淵源。

　　《詩》傳至漢代，分為四家。其中魯、齊、韓三家為今文，毛《詩》為古文。所以，在講明學術背景的基礎上，作者分章對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與《孟子》之間的關聯進行深入探討。針對影響最為廣大的魯《詩》，作者指出魯《詩》“四始”說所承載的王道政治思想與孟子將王道思想用于《詩》學傳播之間前后相繼的關系，論證魯《詩》“以美刺言《詩》”和“以三百五篇諫”繼承了孟子“以《詩》為諫”的用詩方式。在詩義闡釋方面，魯《詩》與《孟子》引《詩》的差別微乎其微；魯《詩》以字義釋《詩》的傳統也來自于孟子；在具體的詩義上，魯《詩》不僅承襲孟子的獨特釋義，還采納了孟子的哲學觀點。被視為魯《詩》學者的司馬遷不僅肯定孟子在《詩》學傳承中的作用，系統記載了孟子的生平，還在《史記》中繼承了孟子的史學觀，承襲了孟子關于堯舜故事的史料。同為魯《詩》學者的趙岐為《孟子》作注，并繼承孟子“以意逆志”的《詩》學觀。

　　對于西漢今文經學的代表齊《詩》，作者從地域關系上論證了其傳承孟子的可能性。齊《詩》以陰陽五行說《詩》，而陰陽五行思想正是秦漢孟子思想的組成部分；齊《詩》選詩和編排所傳達出的《詩》載王道觀念，與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的詩學實踐聯系密切。在詩義的關聯上，作者也作出了剖析，指出無論是對《詩》主旨的理解，還是詩義闡釋、用詩目的，齊《詩》都和孟子相一致。齊《詩》對政教性的強調以及用詩方式也都與《孟子》存在淵源。

　　至于韓《詩》與孟子的關聯，作者指出，不僅韓《詩》學者韓嬰尊崇孟子，韓《詩》的淵源也可追及孟子。在《詩》學觀念和實踐上，韓《詩》以《關雎》為“王道之原”，傳承了孟子“《詩》載王道”的《詩》學觀。韓《詩》“不專解《詩》”的特點也繼承自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論。在說《詩》范式上，韓《詩》“引《詩》以證事”的特點，正是源自孟子借《詩》構建自己思想的做法。對于孟子的思想，無論是王道觀、圣人觀、士人觀，韓嬰皆有承襲。除了韓嬰之外的其他韓《詩》學者，也在解說詩義、著述和行事踐履上，與孟子存在著繼承的關系。

　　毛《詩》是漢代古文《詩》學的代表。作者指出，《毛詩序》所體現的情志說與思孟學派的性情論相契合；《毛詩序》的“《詩》載王道”觀深受孟子對《詩》中所蘊含的王道政教意義的闡發的影響；在具體的文字上，《毛詩序》更是或直接或間接地襲取孟子。毛公的《毛詩故訓傳》，兼具故、訓、傳三種體例，“故”視《詩》為先王之法，欲“顯明亡之政教”；“訓”通過字義闡釋來理解全《詩》，訓釋簡明；“傳”注重引申闡發，都與《孟子》解《詩》相合。鄭玄用孟子之法治《詩》，通過《毛詩傳箋》最終將孟子的政教《詩》學在漢代的影響推至頂峰，還通過《毛詩譜》中對《詩》篇次的排列，貫徹了孟子“跡熄《詩》亡”的觀念。

　　作者通過以上涉及思想傾向、師承淵源、地域聯系、典籍流傳、學者構成等多個方面的探討，最終澄清了長期以來流行的忽視孟子與漢代《詩》學乃至漢代經學之間重要關聯的錯誤傾向，對孟子與漢代《詩》學的關聯進行了論證與確認。正如作者在本書結語中所指出的，漢代《詩》學對荀子的傳承，主要表現在詩義方面，而在關乎漢代《詩》學發展的核心問題上，包括經學化歷程、闡釋路徑的選擇、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以及思想淵源等諸多方面，呈現出鮮明的宗孟的傾向。

　　本書大致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不溺舊說，勇于是正 

　　漢代《詩》學導源于荀子，這種觀點自兩漢時期已顯其端。班固《漢書·楚元王傳》將魯《詩》學者申培公視為荀子的再傳弟子，孔穎達《毛詩正義》憑借《毛傳》秋冬為婚的訓釋與《荀子》的契合，認定毛公為荀子弟子。清儒汪中還根據《韓詩外傳》多出引用《荀子》，將韓《詩》認定為源于荀子。俞樾甚至稱：“讀毛《傳》而不知荀義，是數典忘祖也。”④由此可見，此觀點由來已久，影響甚巨，即使在今日的學界，依然存在著廣泛的影響。

　　但是作者不囿于學界成見，對此觀點進行了深入的考察。一方面，作者承認漢代《詩》學對荀學有所繼承，這是歷代舊見形成的根源；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并沒有止步于此，而是進一步研究漢代《詩》學與荀學之間的互通之處，指出漢代《詩》學對荀學的繼承以詩義傳承為主，而不是全方位的繼承與接納。因此，并不能將漢代《詩》學的淵源完全歸于荀子。通過以上的努力，作者糾正了過去觀點以偏概全的錯誤，厘清了錯誤產生的根源，為進一步的探究打下了基礎。正因作者不迷信前人舊說，勇于質疑與探究，才能最終得出合理的結論。

　　二、承襲舊說，深化推進 

　　在破除“荀子為漢《詩》淵源”舊見的基礎上，作者深入研究漢代《詩》學與孟子學的關系，探究漢代《詩》學的淵源，指出與繼承荀子的詩義不同，漢代《詩》學對孟子的繼承更加全面，這種繼承體現在經學化歷程、闡釋路徑的選擇、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以及思想淵源等核心領域，由此坐實了漢代《詩》學與孟子之間的繼承關系與緊密聯系。作者的創見并非完全自出機杼，而是淵源有自。漢代《詩》學與孟子的關系，清人已有相關的論述，在民國時期又得到了發展，如傅斯年認為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的《詩》學主張，“簡直是漢初年儒者的話”⑤又如蒙文通《漢儒之學源于孟子考》，指出齊《詩》、公羊學淵源于孟子。作者承襲前人舊說，又將其全面推進，發前人之未詳，從思想傾向、師承淵源、地域聯系、典籍流傳、學者構成等方面入手，一一證實了漢代四家《詩》與孟子的密切關聯，最終實現了對前人的全面超越，深化了漢代孟子學與《詩》學的研究。

　　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漢代《詩》學的“荀皮孟骨”理論。所謂“荀皮孟骨”，即是漢代《詩》學所呈現的“表面師法荀子，而實則繼承孟子的《詩》學現象”。這一提法，不僅是對漢代《詩》學淵源的高度凝練總結，也是本書研究的精髓與核心，更是作者通過此書對學界所作的最大貢獻。

　　　三、結合新出土材料進行研究 

　　本書綜合運用二重證據法，在充分利用傳世文獻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出土文獻研究成果。作者不僅對傳世文獻進行了深入研究，還吸收亡佚材料的輯佚成果，憑借吉光片羽的斷簡殘篇，發掘其中的學術價值。更為難得的是，作者的眼光并沒有局限于紙上之文獻，對于近年來出土的文獻資料，如阜陽漢簡、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簡、安大簡、銀雀山漢簡等，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傳世文獻經過千百年的整理與研究，其內容多已成定論，可供研究者發揮的空間較小。然而新材料的出現，為學術研究帶來了清新的源頭活水。作者在研究中，大量使用新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研究成果相對照，為傳統的孟子學與《詩》學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如作者將齊《詩》以陰陽五行說《詩》的特點與孟子聯系起來，如果單純從傳世的孟子文獻來看，這種聯系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正是憑借馬王堆帛書和郭店簡中思孟五行的概念，這種聯系才顯得合理。作者又結合《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類中的《孟子》一篇相印證，從而將此聯系證實，順理成章，令人信服。陰陽家類的《孟子》早已失傳，如果不是依靠出土文獻，是不可能解開歷史上思孟五行的謎團的。正是因為作者能夠將出土文獻及其研究成果運用于自己的研究領域，才證明了齊《詩》與孟子的聯系。在論證《毛詩序》所說的《詩》“發乎情”與孟子性情論思想的淵源時，作者同樣利用了郭店簡《性自命出》中的相關論述，由此證明了《毛詩序》的情志說與思孟學派性情思想精神的契合。

　　四、打破學科界限 

　　作者在本書的研究中，不拘泥于學科的限制，打通文史哲，以綜合的眼光和路徑研究孟子與《詩》學的問題。如在考察孟子與魯《詩》的關系時，作者指出魯《詩》從字義入手進行詩義闡釋的特點，并將此種詩義闡釋的方法追溯到孟子，認為魯《詩》的此種特點，應是以孟子為淵源。這種由訓詁進行考察的方法，是典型的文學方法。又如作者探究《詩》與《孟》在傳播地域上的關聯，用歷史的方法，詳細考察了《詩》《孟》在齊、楚并傳的淵源，由此論證了孟子與漢代《詩》學的關聯淵源。再如作者考察《詩大序》情志說與思孟學派性情思想的關系，即是從哲學角度入手，分析二者中的“情”這一概念的相似，由此論證出二者的契合。這種全面綜合的研究視角與方法，有利于打破學科局限，沖破舊的研究藩籬，實現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也是在當下的學術環境中謀求突破的必由之路。

　　本書雖在漢代孟子學與《詩》學研究上取得了難得的突破，但是囿于現實的困難，仍不免有令人遺憾之處。先秦兩漢文獻，由于年代久遠，更兼歷代文厄，往往百不存一。以漢代四家《詩》論之，齊《詩》亡于三國，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入南宋唯余《外傳》，只有毛《詩》流傳至今。典籍的亡佚給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只能求之于輯佚所得。然而這種零散的片段也難以提供完整的信息。如本書引魯齊韓三家《詩》，皆用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雖然王書在輯佚上用力甚巨，但仍有未曾收錄的佚句。另一方面，即使王書將目前所能看到的散佚材料完全收錄，這些零散的語句能體現幾分三家《詩》的原貌，仍然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正因為文獻的殘缺，導致很多問題難以找到確鑿的證據，只能依賴有限的材料進行猜測與想象，妨礙了本書取得更大的突破。雖然作者努力在現有的材料中爬羅剔抉，構建起漢代孟子學與《詩》學的關聯，但是書中仍有一些論證，還有可完善的空間。

　　所以，只能期待有更多出土文獻和新材料面世，為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新的證據和思路。江西海昏侯墓的發掘，或許能將已經亡佚的魯《詩》公諸于世。若能將其運用于孟子與漢代《詩》學的后續研究，或許能使此研究的結論更進一步，論證更加堅實可靠。

　　注釋： 

　?、佟蔡啤稠n愈：《送王塤秀才序》，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匯校箋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115頁。

　　②〔唐〕韓愈：《讀荀》，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匯校箋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11頁。

　　③〔清〕皮錫瑞：《經學講義底稿》，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第8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09頁。

　?、堋睬濉秤衢校骸洞涸谔萌珪浺罚队衢腥返?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頁。

　　⑤傅斯年：《〈詩經〉經義稿》，《傅斯年全集》第2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頁。

　　參考文獻： 

　　[1]韓愈.韓愈文集匯校箋注[Ｍ].北京：中華書局：2010.

　　[2]皮錫瑞.經學講義底稿[Ｍ].北京：中華書局：2015.

　　[3]俞樾.俞樾全集[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4]傅斯年.傅斯年全集[Ｍ].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本文系國家重點文化工程“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子項目“《新編佛法大明》整理與研究”（HBZ202101）階段性成果】 

　?。ㄗ髡邌挝唬荷綎|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