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并回歸對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敘述，是郭齊勇先生一生最有價值和最有意義的學術工作之一。他認為，建構中國哲學之主體性應當包括三個方法論要點，即理解的歷史性與詮釋的相應性，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以及內在性的批評與思想的訓練。同時，他特別強調“內在理路”的原則及“同情的了解”的態度。郭齊勇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彰顯了他的學術追求，《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新書寫主要體現在天人性命之學是諸子百家思想所環繞的中心論域，及“仁”和“道”是中國哲學最核心的范疇等方面?！吨袊軐W通史·秦漢卷》的新書寫主要體現在徹底擺脫了舊研究范式及其話語體系的限制，直面秦漢哲學自身的觀念、命題、思潮、人物和著作等，并對秦漢哲學作了正面意義的梳理、發掘和詮釋，充分體現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關鍵詞：主體性 《中國哲學通史》 先秦卷 秦漢卷
一、百年中國哲學史的書寫
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與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迄今已逾百年，大約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前民國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民國時期，第三個階段是1949—1977年，第四個階段是1978—1989年，第五個階段是1990年以來一段時間。
前民國時期的中國哲學史書寫，其實主要是由日本學者完成的。日本長期受中華文明及漢文化的影響，近代之西方哲學傳入日本或者日人學習哲學，必然會導致部分學者反思中國思想，以“哲學”視角書寫中國哲學史。在本質上，這是日本學者基于東亞文明的內在精神對中國傳統思想的重新審視和敘述。日本學者的中國哲學史書寫包括內田周平的《支那哲學史》、松本文三郎的《支那哲學史》和遠藤隆吉的《支那哲學史》等。應當說，這三部中國哲學史著作都不太成熟，處于草創和初級階段；同時，它們對于當時的中國學者也幾乎沒有產生影響。1910年日本出版了高瀨武次郎的《支那哲學史》，一般認為，這部著作標志著日本學者書寫中國哲學史的成熟，且對當時的中國學者產生了一定影響。
民國時期的中國哲學史，主要由謝無量、胡適、馮友蘭和張岱年等人來書寫，其中胡、馮二氏著作的意義尤大。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是第一部用實用主義觀念寫作出來的中國哲學史，但這部著作只有先秦部分。馮友蘭先生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是第一部完整而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馮書的出版，標志著中國哲學學科的正式建立。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講義是以問題為綱撰寫出來的第一部中國哲學史，意義長遠。不過，胡、馮、張三氏的中國哲學史都以西方哲學為直接參照系，難免帶有強勢構造和生搬硬套的痕跡，以及存在中國思想自身之主題、范疇、內涵及發展線索不清的問題。除此之外，1930至1940年代還興起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書寫范式。郭沫若-侯外廬一系的書寫模式成為1949年后約30年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書寫的主導架構。
20世紀后半期的中國哲學史書寫，以1978年為界分為前后兩節。前一節是人們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完成其中國哲學史的書寫的，其中以侯外廬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思想通史》、任繼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教材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為代表；后一節是人們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完成其中國哲學史的書寫的，代表性著作有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只完成了前四卷）、楊憲邦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只完成了前三卷）、馮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蕭萐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對于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者而言，所謂“思想改造”，是指建立階級分析法及兩個對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敘述觀念和書寫觀念；所謂“思想解放”，是指打破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及兩個對子的敘述模式，而回到黑格爾—馬克思或者列寧的哲學史觀那里去，運用所謂邏輯發展和“哲學史是認識史”的新觀念去書寫。任繼愈先生說：“本書著眼于中國哲學邏輯的發展過程，所以稱之為《中國哲學發展史》。”而其所謂邏輯發展，具體指人類認識史，“哲學史的研究對象就是整個人類認識的歷史”，而中國哲學史就是中華民族的認識史。
本世紀以來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包括數套教材及郭齊勇編著的《中國哲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這些新編教材的撰寫，都與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國哲學學界內部的思想認同及中國哲學之主體性重建的思潮有關。其時，包括郭齊勇先生在內的一批青壯年學者勠力反思近百年的中國思想文化運動，力圖擺脫啟蒙心態、意識形態及其他思想意識的控制，而重新回歸傳統的正面價值，在中國哲學、文化的敘述中重新肯定、認同其特質和主體性。同時，在此一時期，熊、牟一系的文化立場及其學術思想對于大陸學術界的影響日增。本世紀以來的中國哲學史的重新書寫，正是在此一思想背景下發生的。不過，筆者認為，本世紀初出版的多種新編中國哲學史教材僅具有實驗性質。由郭齊勇先生主編的本套《中國哲學通史》則意味著在新時代對于中國哲學史應當如何書寫問題的正式回答，因此本書的出版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和社會價值。概括起來說，《中國哲學通史》的主要歷史功績是，同1990年以來出版的大量中國哲學史研究專著一起，共同彰顯和建構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二、主體性的彰顯：《中國哲學通史》的書寫觀念和方法
為何要撰寫長編《中國哲學通史》？這包括內因和外緣兩個方面。外緣很簡單，即江蘇人民出版社一直在計劃出版長編“通史”類著作，出版社方面找到郭齊勇教授，希望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承擔此重任。內因則大體上包括三點：一是主體性思維彌漫于近三四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史學術活動，因此所謂“中國哲學”在觀念上發生了巨變，而這個巨變即要求中國哲學必須以其自身的身份出場，并據此來敘述其歷史。二是近三四十來學術成果的積累及觀點的活躍已足夠豐富，這同樣要求今人必須寫作出一套新的《中國哲學通史》來。三是已往人們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偏見和負面論述亟待消除，其不足之處則亟待彌補。
郭齊勇先生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長編《中國哲學通史》各位作者的相關觀點和看法。郭先生關于哲學和中國哲學、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史的基本觀點、看法集中在《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導論》中。依筆者的經驗，郭先生關于“中國哲學史”及其相關概念的看法有三個來源：一是對上一代，特別是對于其師蕭萐父先生相關思想的繼承和突破，二是對于現代新儒學，特別是對于熊、牟一系哲學觀念及其相關學術成果的吸納和消化，三是他個人本身的人生經驗及在思想上的自我否定和綜合創新。
如在“中國哲學”的定義及其中心問題的認識上，郭齊勇先生強調了中國哲學的特殊性，且認為此特殊性盡管有別于西方哲學，但并不意味著不具備普遍性。或者說，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及其普遍性應當以這些所謂特殊性為基礎。他引用牟宗三的話說，中國哲學“是以‘生命’為中心，由此展開他們的教訓、智慧、學問與修行”；“它的著重點是生命與德性。它的出發點或進路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實踐成圣的道德實踐，是由這種實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的。”據此，郭先生說：“在這樣的哲學問題與問題意識下，中國哲學中的天人關系論、宇宙生成論、群己關系論、治身治國論、天道性命與心性情才論、德性修養的工夫論與境界論、知行關系與古今關系論、由道德直接到智性直觀等論說，比較發達。”很顯然，他首先同意港臺新儒家所謂中國文化為心性文化的判斷。當然，他對中國傳統哲學之思想結構的認識比單純宣稱為心性文化要復雜得多。在先秦卷的《導論》中，他將中國哲學的主題概括為六個方面：一是天人、神人關系問題，二是人與宇宙天地的關系問題，三是自我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四是性與天道、身與心的關系問題，五是言象意的關系問題,六是古今關系即社會歷史觀的問題。這六個方面同樣體現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如在中國哲學的分期問題上，郭齊勇先生提出了四階段說，即創立期——先秦哲學，擴大期——漢唐哲學，融會期——宋至清代哲學，潛藏期——清末民初以來哲學（即現代哲學）。在其背后，這個分期法很顯然隱藏了一個“主體性”的邏輯，特別是從“潛藏期”的用詞及其補充說明來看更是如此。其補充說明是：“第四時期是西方文化作為強勢文化沖擊中國文化的時期，也是這兩種文化及哲學開始碰撞、交融的時期，中國文化及哲學在總體上處于劣勢并蟄伏的時期，是消化西方文化及哲學，再建中國文化及哲學之主體性的準備或過渡的時期。”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并回歸對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敘述，可以說是郭齊勇先生及其同好從事中國哲學研究一生所做的最有意義和最有價值的學術工作之一。
相對于蕭萐父先生而言，郭齊勇先生在方法論上作了很大改變。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蕭先生那一代突破了“左”的教條主義束縛，重視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強調普遍、特殊和個別的辯證聯結，探究了中國哲學范疇史的邏輯發展和哲學觀念史發展的歷史圓圈，他和李錦全先生共同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在敘述上使用了螺旋結構來代替對子結構。但對于郭先生來說，這些觀念進步還是很不夠的。郭齊勇先生在1990年代將其中國哲學史觀念逐漸演進到中國哲學之主體性的建構和敘述上來。具體說來，他認為應當包括如下幾個方法論要點：（1）理解的歷史性與詮釋的相應性。（2）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他引用牟宗三的話說，中國哲學的解釋應當“依義不依語，依法不依人”。（3）內在性的批評與思想的訓練。他認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一定要堅持“內在理路”原則，應持“同情的了解”的態度。缺乏同情的了解，是過去敘述中國哲學史之所以失敗的一大主觀原因。
郭齊勇先生又將中國哲學的特質或中國哲學的精神、特點概括為七點，即自然生機、普遍和諧、創造精神、秩序建構、德性修養、具體理性和知行合一。這七點是其長期從事中國哲學文化的教學和研究的產物，是真知灼見。它們同時是郭先生所謂中國哲學之主體性的基本內涵和價值。
三、先秦哲學史的新書寫
《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是由郭齊勇先生主撰的。除《導論》外，本卷共分十八章，它們是：第一章，《殷商時期的宗教和政治》；第二章，《西周的王道政治哲學》；第三章，《春秋時期的哲學》；第四章，《孔子的哲學》；第五章，《老子的哲學》；第六章，《墨子的哲學》，第七章，《孫子的軍事哲學》；第八章，《孟子的哲學》；第九章，《莊子的哲學》；第十章，《名辯思潮與惠施、公孫龍》；第十一章，《后期墨家的哲學》；第十二章，《〈易經〉與〈易傳〉》；第十三章，《〈管子〉與稷下學宮的學術》；第十四章，《〈禮記〉中的哲學思想》；第十五章，《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想》；第十六章，《荀子哲學》；第十七章，《法家商鞅、韓非的哲學》；第十八章，《戰國陰陽家的思想》。概括起來說，本卷的新書寫主要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其一，充分注意先秦哲學自身的主體性及敘述的相應性。所謂主體性，即我們對于先秦哲學的敘述不再自外觀之，不再被高度西方化或被高度意識形態化，而成為單純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應當是自內觀之，先秦哲學的敘述應當充分體現其自身所內含的問題、概念、線索、思想系統、獨特價值及其歷史背景。從本卷來看，郭先生不但主張應當如此，而且實際上做到如此。郭著同時注意先秦哲學史敘述的相應性，而這個相應性之義即體現在對先秦諸家思想之主次關系及其多元性、多樣性的充分尊重上。
其二，認為儒家哲學在先秦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點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得出，一是本卷認為孔子與儒家繼承了三代的大傳統——天命論，并在次序上將孔子哲學一章放在老子哲學一章之前；二是本卷認為儒家哲學以“天人性命”問題為樞紐，實現了天命、天道的下貫；三是本卷認為儒家哲學建立了彰顯人性尊嚴、人道自覺和人格獨立的仁學系統，解決了人的類本質是什么的問題；四是本卷認為孔子思想及其所創立的儒學是理解戰國諸子思想的前提。
其三，重視對道家、墨家、名辯和陰陽等家思想的敘述，不持學派偏見和隨意貶斥的態度，盡量客觀而平允地加以梳理和表彰。這一點對于郭齊勇先生來說是難能的，因為他本人是儒家文化的信奉者和推崇者，是一名活著的當代新儒家。他認為，道家繼承了上古與春秋有關“天”的叩問、“氣”的傳統及其相關的“陰陽”觀念，形成了連續而整體的宇宙觀和宇宙生成論。老子和道家創立了凸顯天道與超越境界的“道”學系統，側重解決了在天人之際問題中“天是什么”及萬物所以為萬物的問題，提出了“自然”的存在理念和“無為”的政治原則。又認為，墨家與儒家同源，墨子與老子、孔子一樣反思文明源頭，思考天人性命問題以及文化制度對于人的限制問題。不過，墨子繼承的是民間小宗教的傳統，其學因自身的限制而未能成為大統。這不是說墨家沒有價值，而是中國社會歷史的選擇使然，它需要儒道思想作為補充和救弊。
其四，重視對簡帛思想和《禮記》思想的敘述，專門撰寫了《〈禮記〉中的哲學思想》和《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想》兩章。出土簡帛思想是近三四十年來漢學界的研究熱點，出土簡帛材料對于解決先秦哲學問題及其思想的構成問題都有巨大作用。在大部頭中國哲學史著作中，本書是首先列專章來專門敘述出土簡帛思想的，值得充分肯定。而由于郭店簡、上博簡等的發現，《禮記》大部分篇目作為研究先秦思想的可靠材料已得到證實，本書因時而動，單列《〈禮記〉中的哲學思想》一章，這也是值得肯定的。
其五，認為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環繞天人性命之學這一中心論域展開的，又認為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是中國哲學最核心的范疇，且儒道兩家不是絕然對立的，而是相互影響和滲透的。這些觀點都值得肯定，都體現了本卷的新意。
總之，郭著《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進步和成績，特別是它彰顯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筆者認為，它是先秦哲學研究的一個新里程碑，是學者今后探討先秦哲學的重要參考書。
四、秦漢哲學史的新書寫
《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由丁四新、龔建平教授主撰。這兩位作者都是在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思維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除《導言》外，本卷共分十六章，它們依次是：第一章，《從秦國到秦朝：以法家為主導的政治哲學》；第二章，《雜糅與會通：〈呂氏春秋〉的哲學思想》；第三章，《漢初的思想斗爭與黃老思潮》；第四章，《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哲學》；第五章，《〈淮南子〉的哲學思想》；第六章，《諸子分派觀念的演進與司馬遷的哲學思想》；第七章，《西漢周易哲學與讖緯思潮》；第八章，《劉向、劉歆的哲學思想》；第九章，《嚴遵與揚雄的哲學思想》；第十章，《桓譚與張衡的哲學思想》；第十一章，《〈白虎通德論〉的儒學理論系統與思想貢獻》；第十二章，《王充的自然哲學》；第十三章，《王符、崔寔、仲長統、徐干哲學思想合論》；第十四章，《荀悅的哲學思想》；第十五章，《漢末易學與易學在漢魏之際的轉變》；第十六章，《道教的形成與〈太平經〉〈老子想爾注〉的哲學思想》。本卷的新書寫主要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其一，以正向的積極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心態來看待、發掘和梳理秦漢哲學思想，徹底拋棄了曾經長期籠罩在秦漢思想論述上的啟蒙心態和買辦心態。清末民初以來，啟蒙思潮和文化上的買辦心態泛濫。反映在傳統文化的研究上，秦漢思想，特別是漢代經學和儒學遂成為替罪羔羊，受到啟蒙思想家及受啟蒙思想影響的學者的大肆詆毀、攻擊、踐踏和近乎謾罵式的批判，致使秦漢哲學淪為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史敘述中最薄弱和最負面的環節。本卷《中國哲學通史》的書寫一掃“救亡圖存”時代意識給人留下的心靈陰影，擺脫了中國人給自己布下的迷魂陣，而直面秦漢哲學的思想和精神本身，并予以正面而積極的梳理、發掘、闡揚和總結。此種觀念即決定了本卷在性質上迥異于過往的同類著作，而超越于它們之上。
其二，徹底擺脫了舊的研究范式及話語體系的限制，對秦漢時期的哲學觀念、命題、思潮、人物、著作等作出了直截了當的梳理、歸納、詮釋和省思?；仡欉^往的秦漢哲學史研究，由于受到各階段時代風潮和政治風向的嚴重影響，研究者常常將其濃重的主觀意見和刻板的批判意識作為立論前提，于是秦漢哲學或思想一方面遭到嚴重掩蓋和扭曲，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另一方面又成為一面破鼓，而任人捶打。反觀本卷的寫作，已完全跳出了上述“陳規陋習”。從此卷的《導言》來看，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完全是站在新的哲學及哲學史觀念的立場上來開展其研究工作的。而秦漢哲學的主體性，近百年來首次得以在本卷《中國哲學通史》中出場，并彰顯其正面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價值。
其三，將秦漢哲學的主題定位為“政治哲學”，認為“政治哲學是秦漢哲學的重頭戲”。此一判定不僅為讀者正確認識秦漢哲學指明了方向，而且避免了由于問題錯位而造成對秦漢哲學的誤讀，以及因此而導致的有失公允的負面評判。這些情況在過往的中國哲學史敘述中十分常見，例如，1970年代，牟宗三認為“兩漢經學之中較少哲學問題，因此我們略過不提”；勞思光則認為漢代儒學背離了原始儒家的宗旨，致使孔孟心性之精義不傳，其“思想混雜之結果，使中國哲學思想退入‘宇宙論中心之哲學’之幼稚階段”。這些先生根據他們所持有的哲學定義，而徑直宣稱秦漢時期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泥潭和低谷。本卷以“政治哲學”為本期哲學的核心議題，在筆者看來，是符合實際的。本卷對于秦漢思想的相關梳理和描述呈現出一幅恢弘畫卷，大大提高了人們對于此期哲學思想的認知境界和研究興趣。
其四，重視對于漢代經學哲學的梳理和研究，特別是易學哲學的梳理和研究。本卷《中國哲學通史》指出蓋天說和渾天說為漢代經學的宇宙論背景，又指出律歷之學是漢儒天道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蓋天說和渾天說，以往的哲學史著作也有論及，但一般只停留在探討其真理性的層面。本卷《中國哲學通史》所作的推進主要在于，進一步探討了這兩種宇宙論學說對古人哲學思考的影響。作者指出，“渾天說最為直接和最為重要的影響表現在歷法上”，并且在漢代宇宙論的發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蓋天說則扮演了價值觀念建構之基礎的角色。具體而言，“由蓋天說所導致的天上地下、天陽地陰和天尊地卑等觀念”，被理解為“天道”的基本內涵，而“人道世界的價值基礎”和“人倫世界的基本秩序”，就是在這種天道觀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作者的這些說法，是以往同類著作幾乎未曾言及的。關于漢代經學哲學的具體內容，本卷高度重視對漢代易學哲學的敘述和研究，這是本書的又一大特色。本卷第七、第十五兩章即分別闡述了西漢和東漢的易學哲學，特別在后一章，作者關注的重心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易例（象數解易方法），而是漢代象數易學建構的符號邏輯及其背后所隱藏的思想主旨；同時，作者高度關注漢末象數易學與王弼易學的批判性關系，指出：“漢末易學在著重建構一個宇宙圖景的同時，力圖建構一個人文化的世界。”筆者以為，作者的此一論斷揭示了漢末象數易學的深層內蘊，對于整個象數易學史的研究也具有啟示意義。
其五，重視“天道觀”的概念，筆者似乎感到，本卷暗中以“天道觀”為總攝，來觀照和梳理秦漢時期的哲學思想。作者指出，“在漢代，‘天道’成為一個表示‘普遍原理’的概念，它貫穿于古人的宇宙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之中，而漢人即以‘天道’作為人事的根本依據和原理”。結合漢代黃老學和儒學等思想流派及其代表性著作來看，作者的這種見解，確實把握到了漢代哲學與思想的核心。也正因為如此，本卷一改過去同類著作的沉冗、散漫，而使得敘述變得有趣、有序和明亮起來。
除以上所論五條，本卷還有許多其他的特點和優長。例如，在章節的安排上，新著打破以往的慣例，將《呂氏春秋》的位置調后，以“從秦國到秦朝：以法家為主導的政治哲學”為全書的第一章。這種安排不僅更貼合歷史自身與思想發展的順序，而且更加凸顯了政治哲學作為秦漢時期首要議題的特殊地位。又如，在材料的選用上，新著不僅對傳世文獻做了細致的遴選，對出土文獻（如馬王堆帛書《經法》《十六經》《稱》《道原》與帛書《易傳》等）也進行了積極、合理的運用。另外，本卷在總體上除了以秦代、西漢和東漢為主導線索外，還輔之以漢代經學發展的邏輯，這也是本書寫作很成功的原因之一。
總之，與以往同類型著作相較，《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無論是在研究心態、觀念、方法還是在章節設置、具體敘述和詮釋上都取得了明顯進步，有了質的變化。毫不夸張地說，通過本卷的敘述，秦漢哲學不再是以往所顯示的那種可憎可惡的邋遢、塌陷形象，而是換了一副新面孔，具有新時代氣象。而本卷因此可以成為中國哲學史，特別是秦漢哲學史書寫的一個新范本，并為以后的秦漢哲學史研究提供新的起點。
作者：丁四新，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原載：《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本文前三部分由丁四新撰稿，第四部分由馮鵬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