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學” 是千百年來的浙江人的文化創造和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包含了浙江大地上曾經有的文化思想成果。這一“浙學”概念不是狹義的,而是廣義的大浙學的觀念。從歷史上看,宋代以后,“浙學”觀念變化過程是一個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大的過程:“ 浙學” 在宋代主要指事功之學,明代擴大為心學,清初進一步擴大為理學;經過全祖望、章學誠等人的論述,“ 浙學” 由原來只重浙東學術而變成包括浙東浙西、越來越寬的概念。這些為我們今天確立大的浙學概念,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
關鍵詞:浙學;事功之學;陸王心學;程朱理學
“浙學”并不是一個新的概念,而是一個宋代以來就不斷使用于每個時代描述浙江學術文化的概念。經過二十余年的梳理,如浙江學者吳光、董平等的研究,1已經大致弄清了浙學及與之相關的學術學派觀念的歷史源流,對我們今天總結這一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所理解的“浙學”,當然以歷史上的浙學觀念為基礎,但強調其在新時代的意義。今天我們講的“浙學”,應該是千百年來的浙江人的文化創造和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包含了浙江大地上曾經有的文化思想成果,因此這一“浙學”的概念不是狹義的,而是廣義的大浙學的觀念。
這樣一個大浙學的觀念,在歷史上有沒有依據呢?我認為是有的,從宋代以后,“浙學”的觀念變化過程就是一個外延不斷擴大的過程。
一、南宋的“浙學”
眾所周知,最早使用“浙學”這一表述的是南宋大儒朱熹。朱熹不僅提出并使用“浙學”的概念,而且還使用“浙中學者”“浙中之學”“浙間學問”等概念,這些概念與他使用的“浙學”概念類似或相近。朱熹最早提出“浙學”的概念,見于其文集:
浙學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于此?[1]2327-2328
潘叔昌名景愈,金華人,是呂祖謙的弟子,呂子約是呂祖謙的弟弟,可見朱子這里所說的“浙學”是指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下“是歲辨浙學”[2]121所列即朱子與呂子約書等,說明朱子最開始與浙學的辯論是與呂子約為首的婺學辯論。上引文集的話中朱熹沒有提到任何別人,這也說明,朱子最早使用的“浙學”概念是指婺學而言。
《朱子年譜》在“辨浙學”之后,“淳熙十二年”中又列了“辨陳學之非”[2]133,事實上,朱子與陳亮辯論持續了兩年。這也說明《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一開始所說的辯論的“浙學”不包括陳亮,以后才擴大到陳亮的永康之學。朱子也說:
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深可憂嘆。[3]4653
同父是陳亮的字,朱子還說:“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2]134用事功之學概括陳亮永康之學的宗旨要義。
《朱子年譜》“紹熙二年”有“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4]184,說明朱子與浙學的辯論到了紹熙二年,從呂氏婺學、陳亮永康之學進一步擴大至陳傅良之學。后又擴大至葉適之學,陳傅良、葉適二人皆永嘉學人,此后朱子便多以“永嘉之學”稱之,而且把永康、永嘉并提了。
《朱子年譜》本是朱子門人李方子等修,李本年譜已有“辨浙學”的部分,說明朱子門人一輩也已正式使用“浙學”這個概念了。
朱子談到永嘉之學:
因說永嘉之學,曰:“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他卻做得來高,不似今人卑污。”[5]3614
這是朱子晚年所說,他以張子韶對比永嘉之學,批評永嘉之說卑污,這是指永嘉功利之說?!吨熳诱Z類》記載:
“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6]1199
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個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7]3608
這里的“大不成學問”,也是指卑陋、專去利害上計較的功利之學。
以上是南宋“浙學”觀念的概述,朱子提出的“浙學”,原指婺州呂學,后擴大到永康陳亮之學,又擴大到永嘉陳傅良、葉適之學,最后定位在南宋浙江的事功之學。
二、明代的“浙學”
明代浙江學術最重要的是陽明學的興起。那么,陽明學在明代被視為“浙學”嗎?
明代很少使用“浙學”一詞,如《宋元學案》中多次使用“浙學”,《明儒學案》竟無一例使用。說明宋人使用“浙學”一詞要遠遠多于明人,明代學術主流學者幾乎不用這一概念。不過,明代萬歷時的浙江提學副使劉鱗長曾作《浙學宗傳》,此書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該書仿照周汝登《圣學宗傳》,但詳于今儒,大旨以王陽明為主,而援朱子以入之。此書首列楊時、朱子、象山,以作為浙學的近源:
緣念以浙之先正,呼浙之后人,即浙學又安可無傳?……論浙近宗,則龜山、晦翁、象山三先生。其子韶、慈湖諸君子,先覺之鼻祖歟?陽明宗慈湖而子龍溪數輩,靈明耿耿,骨血相貫,絲絲不紊,安可誣也。[8]序2-4
按劉鱗長不是浙江人,他把南宋的楊時、朱熹、陸九淵作為浙學的近宗之源,而這三人也都不是浙江人。如果說南宋理學的宗師是浙學的近宗,那么遠宗歸于何人?他認為是堯舜孔孟。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發,就是我們把王充作為浙學的遠源應該也是有理由的。然后,劉鱗長把南宋的張子韶、楊慈湖作為浙學的先覺鼻祖,這兩位確實是浙江人。劉鱗長又突出王陽明、王龍溪,此書的意義是,他把陽明心學作為浙學的主流,而追溯到宋代的楊時、朱熹、陸九淵,以及張子韶和楊慈湖。這不僅與朱子宋代浙學的觀念僅指婺州、永康、永嘉之學不同,而且在學術思想上,把宋代和明代的心學都作為“浙學”,擴大了“浙學”的范圍。
此書的排列,在楊時、朱熹、陸九淵居首之后,在宋代列張子韶、呂祖謙、楊慈湖、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劉鱗長說:“于越東萊先生與吾里考亭夫子,問道質疑,卒揆于正,教澤所漸,金華四賢,稱朱學世嫡焉。”[8]序1何基及以下三人皆金華人,即北山四先生,這四先生都是朱學的傳人,說明在劉鱗長思想中的浙學也是包括朱子學的。這個問題下文再議。
此書明代列劉伯溫、宋潛溪、方正學、吳濬仲、陳克庵、黃世顯、謝鳴治、賀醫閭、章楓山、鄭敬齋、潘孔修、蕭靜庵、豐一齋、胡支湖、王陽明、王龍溪、錢緒山、邵康僖、范栗齋、周二峰、徐日仁、胡川甫、邵弘齋、鄭淡泉、張陽和、許敬庵、周海門、陶石簣、劉宗周、陶石梁等。其中的人物不僅是陽明學派,很多也是《明儒學案》中“諸儒學案”的學者,涵蓋頗廣。但其中最重要的應是王陽明和劉宗周??梢娡蹶柮鞯男膶W及其傳流是劉鱗長此書所謂“浙學”在明代的主干。在此之前蔡汝楠也說過“吾浙學自得明翁夫子,可謂炯如日星”[9]13,也明確把王陽明作為浙學中堅。
三、清初的“浙學”
朱子的“浙學”概念只是用于個人的學術批評,明代劉鱗長的“浙學”概念強調心學是主流,而清初的全祖望則是在學術史的立場上使用和理解“浙學”這一概念,他對“浙學”范圍的理解就廣大得多。
全祖望對南宋永嘉學派的淵源頗為注意,《宋元學案》卷六: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為儒志先生。……又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豈得已哉!”其言如此。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永嘉后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10]253
這是認為,在二程還未開始講學時,被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復、石介等講學剛剛產生影響,王開祖便在議論上和三先生遠相呼應而成為后來永嘉學派的奠基人。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周許諸儒學案序錄”中說:
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游,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今合為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11]1131
這就指出,在南宋永嘉學派之前,北宋的“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許景衡、沈躬行、劉安節、劉安上、戴述、趙霄、張輝、蔣元中)都是二程理學的傳人,南宋浙學的盛行,是以永嘉九先生為其開始。這就強調了二程理學對浙學產生的重要作用,也把二程的理學看作“浙學”的開創源頭。
祖望謹案:伊川之學,傳于洛中最盛,其入閩也以龜山,其入秦也以諸呂,其入蜀也以譙天授輩,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輩,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吳也以王著作信伯。[11]1053
這就指明伊川之學是由永嘉九先生引入浙江,“永嘉九子”是二程學說入浙的第一代。
九先生之后,鄭伯熊、薛季宣都是程氏傳人,對南宋的永嘉學派起了直接的奠基作用。《四庫全書總目》說:“朱子喜談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永嘉之學遂別為一派。”[12]1379
祖望謹案: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13]1830
這是說,永嘉學派后來注重經制與事功,而其源頭來自二程;而永康只講事功不講經制,這正是因為其學無所承。
祖望謹案: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為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13]1690
照全祖望的看法,永嘉之學的學統可遠溯及二程,袁道潔曾問學于二程,又授其學與薛季宣,而從薛氏開始,向禮樂兵農方向發展,傳為別派。此派學問雖為朱子所不喜,被視為功利之學,但其程學淵源不可否認。
梓材謹案:永嘉之學以鄭景望為大宗,止齋、水心皆鄭氏門人。鄭本私淑周浮沚以追程氏者也。[10]11
王梓材認為,永嘉九先生之后,真正的永嘉學派,奠基于鄭景望,而鄭景望私淑周行己,追慕二程之學。
梓材謹案:艮齋為伊川再傳弟子,其行輩不后于朱、張,而次于朱、張、呂之后者,蓋永嘉之學別起一端爾。[10]10
王梓材也認為,薛季宣是二程再傳,但別起一端,即傳為別派,但根源上是程學。
黃百家《宋元學案》案語:
永嘉之學,薛、鄭皆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興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為學,俱以讀書經濟為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后談性命者,以為灰埃。亦遂為世所忌,以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為浙學。[13]1832
總之,傳統學術史認為,兩宋浙學的總體格局是以程學為統系的,南宋的事功之學是從這一統系轉出而“別為一派”的。
二程門人中浙人不少,在浙江做官者亦不少,如楊時曾知余杭、蕭山。朱熹的門人友人中浙人亦不少,如朱子密友石子重為浙人,學生密切者鞏仲至(婺州)、方賓王(嘉興)、潘時舉(天臺)、林德久(嘉興)、沈叔晦(定海)、周叔瑾(麗水)、郭希呂(東陽)、輔廣(嘉興)、沈僩(永嘉)、徐寓(永嘉)等都是浙人。
《宋元學案》對浙學的認識,其重要之點還在于,不僅強調周行己是北宋理學傳入浙江的重要代表,九先生是浙學早期發展的引領者,永嘉學派是程氏的別傳,全祖望更指出朱熹一派的傳承在浙學中的地位:
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為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14]2725
勉齋即黃榦,是朱子的高弟。北山即何基,魯齋即王柏,文安即金履祥,再加上許謙,這幾人都是金華人,是朱學的重要傳人,代表了南宋末年的金華學術。全祖望把永嘉九先生稱為浙學之始,把北山四先生稱為浙學之中興,可見他把程朱理學看作浙學的主體框架,認為程朱理學的一些學者在特定時期代表了浙學。這一浙學的視野就比宋代、明代的要寬大很多了。于是,“浙學”之中,不僅有事功之學,有心學,也有理學。
其實,朱學傳承,不僅是勉齋傳北山。黃震的《日鈔》說:
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為集大成?;掴旨葲],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13]2036
浙江的這幾位傳朱學的人,都是朱子有名的門人,如葉味道,“嘉定間,葉味道、陳埴以朱學顯”[11]1157,“永嘉為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13]2087。黃子洪名士毅,曾編《朱子語類》蜀類。潘子善名時舉。這說明南宋后期永嘉之學中也有朱學。
關于朱學,全祖望還說:
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為最?!度这n》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尬躺讲幌舱銓W,而端平以后……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為一支,東發為一支,皆浙產也。[14]2884
他把黃震視為四明地區傳承朱學最有力的學者,黃震出自朱子門人輔廣。全祖望指出,南宋末年,最能振興朱學的,一支是前面提到的金華的北山四先生,一支就是四明的黃震。他特別指出,這兩支都是浙產,即都是浙學?!端卧獙W案》“《序錄》底本”謂:“勉齋之外,慶源輔氏其庶幾乎!故再傳而得黃東發、韓恂齋,有以綿其緒焉。”[10]12
此外,全祖望在浙江的朱學而外,也關注了浙江的陸學:
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13]2570
甬上四先生是陸學在浙江的代表,全祖望稱為“吾甬上”即包含了把浙江的陸學視為浙學的一部分之意。嚴陵雖在浙西,但在全祖望看來,是浙江陸學在甬上之外的另一大支,自不能不看作浙學的一部分,這就顯示出全祖望有關宋代浙學的視野是更為開闊的。
四、“浙東學派”
談到浙學就不能不談及“浙東學派”。浙東學派,指清初以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等為代表研究經學兼史學的經史學派。因這些代表人物均為浙東一帶人士,且學派“影響后來最大者”多在史學,故也稱“浙東史學派”。
浙東學派的提法,可以看作是歷史上與浙學觀念類似的、一個稍有局限的學術史觀念。因為浙東學派在名稱上就限定了地域,只講浙東,不講浙西。這和“浙學”不分東西是不同的。這樣一個概念的提出也是有理由的,因為歷史上浙學的發展,其重點區域一直在浙東,宋代、明代都是如此。
黃宗羲是浙東學派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者之一。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中他反駁了史館館臣“浙東學派最多流弊”[15]213的說法,這說明館臣先已使用了浙東學派這個概念,并對浙東學術加以批評。
黃宗羲認為: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乃刻乎?[15]213
黃宗羲認為陳白沙開有明一代學脈,至王陽明始大明,這說明他是站在心學的立場上論述明代思想的主流統系。他同時指出,陽明之后流弊充塞,劉宗周出,才將流弊救正過來。所以,他對于明代思想學術最看重的是陳白沙、王陽明和劉宗周,而王陽明、劉宗周被視為浙東學術的中堅。在這個意義上,他強調要看到浙東學派的功績,而不是流弊。黃宗羲是在討論浙東學派的歷史功績,但具體表述上他使用的是“學脈”,學脈比學派更寬,超出了學派的具體指向。從黃宗羲這里的說法來看,他對“浙東學派”的理解是儒學的、理學的、哲學的,而不是歷史的。而黃宗羲開其端,萬斯同、全祖望等發揚的“清代浙東學派”則以史學為重點,不是理學、哲學的發展了。
黃宗羲是浙東史學派的奠基人,全祖望述黃宗羲的學脈:“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16]8可見黃宗羲本人主張“綜會諸家”,而不限于南宋浙學的范圍。他把北宋理學周敦頤、二程也融合在內,這一點后來影響了全祖望對浙學源頭的認識。
清初全祖望在回顧北宋中期學術思想時即指出:
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10]251
這說明全祖望在回顧浙學發展之初,不僅強調安定湖學,而且重視明州和杭州的學人,就是浙東浙西不分的。
在全祖望之后,章學誠在《浙東學術》提出: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抵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于浙東,雖與顧氏并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17]51-52
章學誠認為浙東之學,出于朱熹,而從三袁之后(袁燮為甬上四先生之一,袁燮與其子袁肅、袁甫合稱“三袁”),多宗陸象山,但是宗陸不悖于朱。他總的思想是強調學術上不應有門戶之見,宗陸者應不悖朱,宗朱者可不詆陸,不相非詆,認為浙東與浙西正是如此,道并行而不悖。所以,他論浙學,與前人如黃宗羲不同,是合浙東浙西為一體,這就使其浙學觀較之前人要寬大得多了。
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游,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14]2856
《宋元學案》把兼治陸學、朱學、呂學,沒有門戶之見的狀態描述為“和齊斟酌”。章學誠用“并行不悖”概括浙學“和齊斟酌”的性格,也是很有見地的。
由以上所述可見,“浙學”的內容從宋代主要指事功之學,到明代擴大為心學,再到清初進一步擴大為理學,于是“浙學”已經變成一個范圍越來越大的概念。經過全祖望、章學誠等的論述,浙學由原來只重浙東學術而變成包括浙東浙西,越來越寬的概念。這些為我們今天確立大的浙學概念,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
五、浙學的性格與特色
有關儒學的普遍性與地域性,我一向認為,中國古代自秦漢以來,各地文化交流頻繁,沒有一個地區是孤立發展的,特別是在帝國統一的時代。宋代以后,文化的同質性大大提高,科舉制度和印刷業在促進各地文化的同一性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因此,儒學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辯證的關系,這種關系用傳統的表述可謂是“理一而分殊”,統一性同時表達為各地的不同發展,而地域性是在統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別,沒有跳出儒學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話語,也不可能有離開全國文化總體性思潮涵蓋的地方儒學。不過,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還不甚發達的時代,終究是不能忽視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現在什么層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區的不同發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傳統之影響,而不是各地的經濟和政治結構的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承認不承認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于如何理解、認識和掌握地域性因素對思想學術的作用。
近一二十年,全國各地,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或文化教育繁榮發展的地區,都很注重地域文化的挖掘與傳承。這可以看作是中國崛起的總態勢下,中華文化自覺的總體之下各種局部的表達,有著積極的意義,也促進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新開展。其中“浙學”的探討似乎是全國以省為單位的文化溯源中較為突出的。即與其他省份多側重“文化”的展示不同,浙江更關注的是“浙學”的總結發掘。事實上,“浙學”與“浙江文化”的意義就并不相同。換言之,其他省多是宣傳展示廣義的地域文化的特色,而浙江更多關注的是學術思想史意義上的地域學術的傳統。
當然,這與一個省在歷史上是否有類似的學術資源或論述傳統有關。如朱熹在南宋時已使用“浙學”,主要指稱婺州呂氏、永康陳亮等注重古今世變、強調事功實效的學術。明代王陽明起自越中,陽明學在浙江發展,學者稱為“浙中心學”。清初黃宗羲倡導史學,史稱“浙東史學”。明代以后,“浙學”一詞使用漸廣。特別是,浙東史學或浙東學派的提法,清代以來已為學者耳熟能詳,似乎成了浙學的代名詞。當代關于“浙學”的探討持續不斷,其在浙江尤為集中??梢哉f,南宋以來,一直有一種對“浙學”的學術論述,自覺地把“浙學”作為一個傳統來尋求其建構??傊?,這些歷史上的浙學提法顯示,宋代以來,每一時代總有一種“浙學”被當時學術思想界所重視、所關注,表明近世以來的浙江學術總是積極地參與中國學術思想、思潮的發展潮流,使浙學成為宋代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中的重要成分。“浙學”在歷史上出現及其影響的重要意義是,每一時代的浙江學術都在全國發出一種重要的聲音,影響全國,使浙學成為中國學術思想史內在的一個重要部分。
當然,每一時代的浙江學術及其各種學術派別往往都有所自覺地與歷史上某一浙學的傳統相聯結而加以發揚,同時參與著全國學術思想的發展。因此,浙學的連續性是存在的,但這不是說宋代永嘉事功學影響了明代陽明心學,或明代陽明心學影響了清代浙東史學,而是說每一時期的學術都在以往的浙學傳統中有其根源,如南宋甬上四先生可謂明代浙中心學的先驅,而浙東史學又可謂根源于南宋浙學等。當然,由于全國學術的統一性,每一省的學術都不會僅僅是地方文化的傳承,如江西陸氏是宋代心學的創立者,但其出色弟子皆在浙江如甬上;而后來王陽明在浙中興起,但江右王學的興盛不下于浙中,這些都是例子。浙學的不斷發展不僅是對以往浙江學術的傳承,也是對全國學術思想的吸收、回應和發展,是“地方全國化”的顯著例子。
對“浙學”的肯定不必追求一個始終不變的特定學術規定性,然而,能否尋繹出浙學歷史發展中的某種共同特征或精神內涵呢?浙學中有哪些是與浙江的歷史文化特色有密切關聯,從而更能反映浙江地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呢?關于歷代浙學的共同特征,已經有不少討論,未來也還會有概括和總結。我想在這里提出一種觀察,即南宋以來,浙江的朱子學總體上相對不太發達。雖然朱熹與呂祖謙學術關系甚為密切,但呂氏去世后,淳熙、紹熙年間,在浙江并未出現朱子學的重要發展,反而出現了甬上四先生代表的陸學的重要發展。南宋末年至元初北山四先生的朱子學曾有所傳承,但具有過渡的特征,而且在當時的浙江尚未及于慈湖心學的影響,與甬上四先生在陸學所占重要地位也不能相比。元明清時代朱子學是這一時期全國的主流學術,但在文化發達的浙江,朱子學始終沒有成為重點。這似乎說明,浙江學術對以“理”為中心的形上學建構較為疏離,而趨向注重實踐性較強的學術。不僅南宋的事功學如此,王陽明心學的實踐性也較強,浙東史學亦然。朱子學在浙江相對的不發達這一事實可以反襯出浙江學術的某種特色。從這一點來說,雖然朱熹最早使用浙學的概念,但我們不能站在朱熹批評浙學是功利主義這樣的立場來理解浙學,而是要破除朱熹的偏見,跳出朱熹的局限來認識這一點。對此我的理解是,與重視“理”相比,浙學更重視的是“事”。黃宗羲《艮齋學案》案語:“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13]1696這個對永嘉之學的概括,是十分恰當的。南宋時陳傅良門人言“陳先生……教人讀書,但令事事理會”,并言其教導“器便有道,不是兩樣,須是識禮樂法度皆是道理”。[18]3534此說正為“事即理”思想的表達。故永嘉之學的中心命題有二:一是“事皆是理”,二是“事上理會”。這些應該說不僅反映了永嘉學術,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浙學的性格??傊?,這個問題的思考和回答是開放的,本文目的之一,正是為了促進大家更好地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
浙學是“浙江大地上曾經有的文化思想成果”,浙學在歷史上本來不是單一的,而是富于多樣性的。這些成果有些是浙江大地產生的,有些是從全國各地引進發展的,很多對浙江和全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學者指出的,南宋的事功學、明代的心學、清代的浙東史學是“浙學最具坐標性質的思想流派”,是典型的根于浙江而生的學術思想,而民國思想界重要的浙江籍學者也都繼承了浙學的“事上理會”“并行不悖”“和齊斟酌”的傳統,值得不斷深入地加以總結研究。
參考文獻
[1] 答程正思//朱熹.朱子全書:第22冊.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王懋竑.朱子年譜:第2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3] 答黃直卿//朱熹.朱子全書:第25冊.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王懋竑.朱子年譜:第3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5] 陳君舉//黎靖德.朱子語類:第8冊.2版.北京:中華書局,2020.
[6] 論語十九//黎靖德.朱子語類:第3冊.2版.北京:中華書局,2020.
[7] 呂伯恭//黎靖德.朱子語類:第8冊.2版.北京:中華書局,2020.
[8] 浙學宗傳序//劉鱗長.浙學宗傳.刻本,1638(明崇禎十一年).
[9] 致張按察使浮峰先生//蔡汝楠.自知堂集.刻本.
[10]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11]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12]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13]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14]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15]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0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16]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17] 章學誠.文史通義.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18] 朱子十七//黎靖德.朱子語類:第7冊.2版.北京:中華書局,2020.
注釋
1參看吳光:《試論“浙學”的基本精神—— 兼談“浙學”與“浙東學派”的研究現狀》,《浙江學刊》1994年第1期;《簡論“浙學”的內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再論“浙學”的內涵——兼論當代浙江精神》,載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編《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5—98頁。董平:《浙東學派之名義及其內涵》《浙學、浙東學術、浙東學派與浙江人精神》,載《宋明儒學與浙東學術:董平學術論集》,貴陽:孔學堂書局,2015年,第282—301頁,第302—317頁。錢明:《“浙學”涵義的歷史衍變》,《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作者簡介:陳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