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著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標識，流傳至今的孔孟之道便是中華文化最具象征意義的源流所在。作為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孟子發揚光大了孔子的思想，使儒家文化得以更好地傳承發展?！睹献印芬粫?，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與政治行動，是儒家經典著作，集孟子思想之大成。

習近平總書記曾總結凝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即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其中的講仁愛、重民本，就與孟子思想有著特別直接的關系，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重要源泉，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孟子對孔子思想的傳承發展

班固《漢書·楚元王傳贊》中說：“自孔子后，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韓愈《進學解》也說：“孟軻好辯，孔道以明。”可見，孟子對儒家文化的傳承貢獻之大。近代馮友蘭先生則評價道：“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如蘇格拉底之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圖之在西洋史。”

位于山東省濟寧市的鄒城是孟子故里，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發祥之地”“東方君子之國，鄒魯圣賢之鄉”之美譽。根據《孟子注疏·題辭解》記載，孟子的遠祖可以追溯到周文王。此書中云：“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后。故孟子仕于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鄒興鄉古稱孟儒里、鄒儒里，距離先賢孔子的家鄉只有區區幾十里，故而孟子說：“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從司馬遷《史記》中的這段記載可以想見，當各諸侯國正致力于“合縱連橫”的攻伐謀略，把能攻善伐看作賢能之時，孟子卻稱述唐堯、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因此不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國家的時宜。于是，孟子回到家鄉與萬章等人整理《詩經》《書經》，闡發孔子的思想學說，寫成《孟子》一書，共七篇。

歷史上有許多人對孟子及其著《孟子》予以高度評價，韓愈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由此可以看出，韓愈認為孟子是孔子之道正統。

在《孟子注疏》中趙岐給予《孟子》以至高無上的評價：“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云。”上至帝王、下到士人，處在不同地位的人都能從《孟子》中獲益。在宋朝，理學家為繼承發揚“道統”思想四處宣揚孟子，歐陽修更提出“所謂道者，乃圣人之道也……孔子之后，唯孟軻最知道”。

北宋元豐年間，孟子配享孔廟，詔“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宣和年間《孟子》由“子”入“經”，被列入儒家《十三經》中，確立了《孟子》的經典地位。北宋諸儒承繼韓愈等開創之“傳道”話語，孟子的地位快速上升，此即經學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運動”。

孟子繼承孔子思想并發揚光大，主張講仁愛、重民本，其治國理政思想主要體現在推行仁政，比如“民事不可緩也”，民眾的事情是刻不容緩的；“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民眾的生活道理是，有固定產業的人就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沒有固定產業的人就沒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至今，這些思想仍然閃耀著睿智之光。

遍地豐碑滿壁詩 彰顯中華大一統

“古樹參天繞舊祠，遍地豐碑滿壁詩”，古樹和石碑成為孟廟兩大代表性景觀。立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大石碑贊頌著孟子“承先圣，正人心”的歷史功績。

要說孟子的功績，自然要從孔子說起。清朝康熙帝認為，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幾位圣王的功績遺風到春秋時期已盡消失，圣人之道近乎泯滅。幸好此時出現了孔子，集上古文明之大成，開儒學之先河，倡導仁愛大同，使陰暗的世界變得光明，孔子的學說歷經千百年都沒有被遮蔽。究其原因，是由于孟子在圣人之道面臨危機時刻挺身而出，以孔子為師，繼承并傳揚了圣人的學說。他正學修明，這是百世的期待。如果沒有孟子，圣人之道無人傳承，進而世間昏暗，萬物不得其所。孟子之書講的都是仁義，其思想給后世帶來的恩澤至今未曾泯滅。

康熙帝將此碑刻立于孟廟以向后人張揚孟子的功績，贊譽孟子的美德。正因為有了孟子的努力，孔子之道才能傳承至今，后世學者韓愈、蘇軾等都認為孟子之功績可以和大禹相媲美，程顥、程頤和朱熹亦尊孟子為正學之宗傳。除碑亭與石碑外，孟廟的碑林也是研究孟子學說、孟廟歷史以及我國書法藝術、民族交往、社會制度等的寶貴資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的《圣詔褒崇孟父孟母封號之碑》和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年）的皇元圣制碑即《加封孟子為鄒國亞圣公圣旨碑》。這兩幢碑都鐫刻有蒙古、漢兩種文字。后者的碑文上半部分所刻為八思巴文，這種文字在全國都極為少見，是由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師八思巴創立，當時稱為“蒙古新字”，尤為珍貴。石碑正中篆額“皇元圣制”四個字，碑文中稱孟子為“百世之師”，贊譽孟子“有功圣門，追配神禹者”，加封孟子為“鄒國亞圣公”，使“亞圣”成為孟子的專用封號，人們把至圣孔子與亞圣孟子合稱為“孔孟”。元朝文宗帝的誥封，對于當時的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孟子學說得到進一步廣泛傳播，孟廟也得到大規模的擴建和維修。

在孟廟的致嚴堂院內東西兩側，有一雌一雄兩株古老而巨大的銀杏樹參天而立，整個庭院綠蔭蔽滿，纏繞著銀杏樹干的是一株古老的紫藤蘿，旋轉曲折，宛如游龍，一直伸展到樹頂。致嚴堂是一座碑碣林立、雅靜秀麗的小庭院，院內四周墻壁間鑲嵌著50多塊碑刻。其中尤為珍貴的碑刻當屬宋朝元豐六年（1083年）追封孟子鄒國公的《尚書省牒文》、元豐七年（1084年）《重修鄒國公廟奏牒文》和宣和四年（1122年）《禮部太常寺榜文》。其余碑刻是歷代名人文士前來孟廟晉謁游覽后的詩詞題詠，如明朝著名書畫家董其昌的《題孟廟古檜一首》：“愛此孟祠樹，森然見典型。沃根洙水潤，含氣嶧山靈。閱世磨秦籀，參天結魯青。方知樗散壽，只入列仙經。”碑文以樹喻人，表達了董其昌對孟子的崇敬之情。此外，還有明朝集王羲之所書的《鄒縣重修孟子廟碑》及《勤廉公仁》官箴碑。

《勤廉公仁》官箴碑四面分別刻寫“勤”“廉”“公”“仁”四篇文章，論述了古代為官者做官、做人、做事的原則，處處體現了儒家思想對知識分子的浸潤和影響。

孟子思想及其義理邏輯

“浩然之氣”作為孟子最為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鼓舞了從古至今無數仁人志士為心中的理想而奮斗，早已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

“浩然之氣”自誕生之初即以道德立論，這股清氣有助于公民提升個人道德修養，激勵人民齊心協力攻堅克難，提升社會公德，增強價值認同。其所蘊含的現代價值，與當代中國所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脈相承，具有共同的目標。

在借鑒孔子“血氣三戒說”基礎上，孟子以義來戒除血氣中的欲望，繼承并豐富其內涵，從而創造了“浩然之氣”思想，并從勇、志角度加以探討。“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浩然之氣的內涵首先體現在大勇，它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所支配，所引導的“義理”之氣是受心志所支配的大勇之氣，體現為至大、至剛的巨大精神力量與高尚品質，可以幫助人充盈內心、積極修養道德品格，繼而達到人格上的堅毅與剛強。

何謂浩然之氣？孟子說：“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公孫丑上》）他認為，浩然之氣需要義與道相互配合，否則就失去了力量。義、道是兩種道德準則，要在符合“義”的基礎上追求“道”，成為個人立身行事之準則，體現為以天下為己任、擔當社會道義、無所畏懼的氣魄與勇氣，以及品質上的堅毅剛強、精神上的不屈不撓、天地之間的光明磊落。總之，浩然之氣是個人內在德性與最高道德準則的協調融合，是偉大的人格精神之美。

此外，孟子高度繼承了夏商周時期的“重民”思想和孔子的“仁愛”理念，將人性論作為治國理政的邏輯基礎，從人性善的本源性與內在性對賢人治理、禮樂制度的合法性進行論證，凸顯了以德配位、禮樂感化的重要性，并構建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和以民為本的“仁政”體系，“講仁愛”“重民本”思想成為歷朝歷代和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治國安邦思想，“民貴君輕”“制民之產”“推恩于民”等理念則為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之源。比如，經濟上要注重“富民”“惠民”，管理者要善于“推恩于民”，只有保證“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國家才會穩定發展。這些思想對于當今我們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關心幫助弱勢群體等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孟子既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主張“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明人倫”“大丈夫”，強調要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夯實道德之基。“性善論”是孟子思想中最具特色、最有創新、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在人性本善的大前提下，他系統闡釋了道德起源以及道德教育的作用、內容、方法。

孟子還對生命倫理有著極為深刻的思考。他認為“天命”是人之存在的根本因素，人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不在于去挑戰天命的權威，而是尋求終極意義上的一致，即“天之性”皆具于人心之中，人只要“發明”此心，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就能得以體現。天賦予人以“仁義禮智之性”，人積極開顯“善性”，人性就能完美表現，成就實際的仁義禮智之德行，人也就實現了天賦予人的生命。生命能夠“盡道”而終，人的本真生命歸結為精神生命，肉體生命長短將退居次要地位。

理解了孟子的生命倫理觀，就理解了他一直主張的“舍生取義”。這種主張使人們面對生死時比較超然，人終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生命意義不在于肉體生命時間長短，而在于人們對天命、天性的深刻領悟、欣賞與實踐。人不受自然生命限制，就能穩固生命的浩然之氣。有了生命的浩然之氣，人反而愈能樂觀從容地生活于人世間。

孟子對生命倫理的思考，是“性命攸關”的生命倫理思想。他在維護了人的“主體自由”的同時，強調順應天命過程中人如何“立命”“造命”。在中華哲學思想史上，論證人類自身存在“高貴”與“光榮”的，孟子大概是第一人。無疑，這一生命倫理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價值。

 

【作者簡介】

陳曉霞現任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員，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為多所院校特聘教授。長期致力于歷史文化、儒學發展史、文化產業發展、青少年教育研究，尤長于儒家文化等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研究。主持近20項國家、省、市社科規劃項目，出版《新時代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研究》《社會道德風尚研究——以鄉村振興戰略為視角》《游學三孔》《游學四孟》等12部個人專著，在《光明日報》《人民政協報》《孔子研究》《理論學刊》等發表學術論文及文學作品100余篇，多項成果獲國家、省、市獎勵。

原載：《中國民族》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