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兩條線索。備受學界關注的“從周”與“正名”的思想線索，接續的是春秋霸政時期以禮維護層級秩序的傳統，并非單一維護君主集權。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線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現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層擔負政治責任，以實現良好的政治局面。與孔子維護“君主本位政治”的傳統看法不同，這兩條思想線索皆為“君子本位”。它們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視的一個面向。
關鍵詞：孔子；“從周”；“正名”；小邦君子政治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孔子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往學界已有豐厚的成果，并形成了經學、史學、政治學等多種研究路徑。這些路徑的共同特點，是關注孔子維護君權、向往“大一統”政治的思想面向。傳統經學自是如此，受中央集權政治模式的影響，帝制時代的學者多將孔子視作為天下立法者，并把維護君主政治權威當作孔子政治學的不二宗旨。
20世紀現代學術研究興起后，儒家經典的神圣地位雖被打破，但將維護大規模國家統治秩序作為孔子政治思想重心的觀點仍占主流。如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是以政治學的方法梳理中國政治思想脈絡的典范之作。書中便認為“從周”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出發點、“正名”是孔子實現周政的具體主張。【1】在馬克思主義學者中，匡亞明、蔡尚思等先生皆將忠君尊王、恢復周禮置于孔子政治思想的首要地位。【2】
近現代以來有關孔子學說的研究不勝枚舉，以上代表了學界對孔子政治思想的一般認識。向往中央集權政治、倡導尊王尊君，可稱為“君主本位”的政治學主張，將此作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線索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
但各家論說均有從《論語》以外的儒家典籍中尋找論據的問題。如在古典經學界，今文學家以《春秋》為孔子所作，將孔子視作“素王”，主要依據《公羊傳》來闡發孔子維護“大一統”政治之義；古文學派雖不以孔子為素王，而以至圣先師視之，但也將《周禮》《毛詩》等書中強調王國統治秩序的思想因素視為孔子所本有。
近現代學者雖已淡化了儒學原典的神圣性，但仍會結合戰國時代流傳的“孔子作《春秋》”等說法來討論孔子的政治學說。學者分析孔子政治思想時需求諸其他經典，蓋因《論語》內容較少，且語錄體形式所呈現的思想不甚成體系，不足以支撐起宏觀的政治理論建構。而《公羊傳》《周禮》等文獻，或重視義理闡發，或長于制度設計，顯然可以彌補《論語》的上述缺陷。
憑借《論語》之外的早期儒學原典討論孔子思想，并非完全不可取，但若將這些文本作為重要材料，很容易舍本逐末，將《論語》置于其他文本的附屬地位，從而偏離思想史的真實面貌。周予同先生在反思傳統經學的研究時曾謂：“研究孔子，在今天比較可靠的史料，只有《論語》，——可以說，除《論語》外，其他都有問題，要仔細審查。”【3】現代學術研究應有清晰的文獻起點，周先生關于孔子思想研究的看法頗值得重視。
細檢《論語》文本便可發現，能夠印證孔子維護“君主本位政治”的內容并不占多數，孔子申述國家層面的政治治理主要是答復高層執政者的詢問，很少主動宣講；而《論語》中占比更多的孔子與其弟子關于治理問題的對話多不側重上層政治，而是關注底層小邦的治理。受經學傳統及以往成說的影響，學者處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這兩條線索時，多將底層小邦的治理統歸于王國治理之中。如在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等先生合著的《中國思想通史》中，將復興禮治和承認國民階級參與國事的合理性共同作為孔子政治論的重要線索?！?/span>4】
“國民階級”是與“貴族階級”相對立的概念，前輩學者敏銳地觀察到春秋末期底層政治勢力（士階層）的興起，但將國民階級參政的著眼點放在“國事”層面仍是“君主本位論”的延續。在學界近年的研究中，梁濤先生指出早期儒學政治思想的根本不在于“王權至尊”，從而引出了民、士、君的關系問題。【5】
顏世安先生將孔子的“君子之學”與政治理想相結合，初步還原了底層君子負責小邦政事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應有地位，其所揭示的社會分層與君子擔負政治責任的關系尤其是一條值得注意的線索?！?/span>6】順此線索，孔子關注底層小邦治理的思想史性質則值得重新考察。本文即從《論語》文本出發，對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這兩條線索進行梳理，探討二者產生的歷史情境及相互關系，并對孔子的政治學思路提出一點新的看法。
二、“從周”與“正名”
“從周”與“正名”是《論語》中孔子的原語，蕭公權先生將此當作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頗具概括性，并代表了古今學界的一般理解。本文需要辨析的是，孔子所“從”之“周”是否就是后世學者心目中禮樂繁盛的西周景象；所“正”之“名”又是否可以理解為單一地尊崇君主權威？在以往學界看來這似乎并不是問題，但經過戰國之世劇烈的社會變革，至帝制時代，社會性質較春秋已發生巨大變化。后世學者理解孔子的思想極有可能會因時代錯位而出現偏差，是故仍有討論的必要。
在西周的治理模式中，承擔政治責任的主要是周王，天下政治的良性運轉系于天子一人。傳世文獻和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幾乎見不到臣子要對天下政治負責的記載。彼時臣子所要負責者，一是宗族，二是上級官長。這種統治理念稱為“君主本位政治”是恰當的?？鬃又^：“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下引《論語》僅注篇名。）
孔子欲“從周之文”，但是否意味著他贊同將天下政治的責任系于天子？雖然歷代經說均如此闡釋，但《論語》其他章節能印證此說者極少。由于文獻本身未有翔實依據，此章確詁暫且懸置。至于“正名”，孔子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子路》），一切政事都要始于“正名”。何謂“正名”？《論語》中以下幾章有所解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論最可作為“正名”注腳。但不能以儒學經學化以后的“三綱”之說來看待這一論點，孔子只謂國君要有國君的樣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樣子，并非單方面強調臣子對君主的服從；上舉1、3兩條也是在說君與臣要各盡其責，互相之間要有對稱關聯，亦非單一維護君權。事實上，孔子時常對執政者不能盡責而有所批評，上引第3條便是如此。
孔子的“正名”，只是強調不同層級中人要對自己的身份有清楚定位，做事名正言順，政務才能良性展開。這顯然不是西周時期的政治思路，其所承接的是春秋霸政的政治傳統?？鬃訒r代霸政已然式微，各國貴族間僭越成風，不再講求層級秩序，孔子重提“正名”所針對的正是這種現實局面。以往學界對此也有所認知，但大都將禮制敗壞看做春秋時期的常態，認為自西周滅亡、春秋伊始便是如此。其實孔子也這樣認為，所以他要“從周”，希望回到“郁郁乎文”的西周盛世。但若將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結合，則可發現情況并非如此。
與周公制禮作樂的傳統觀點不同，考古證據所指向的結論是，西周初期并沒有完善的禮制，系統的禮樂制度是在西周中后期逐漸形成的?！?/span>7】西周時期禮制權威掌握在周王室手中，各諸侯國僅是周王朝的附庸。若將《左傳》當作反映春秋歷史的可靠文獻，則可發現禮的觀念與禮儀規范真正大規模流行、成為貴族之間交往處事的準則，是在齊桓公創建霸政之后的一百余年間。
錢穆先生因謂“古代的貴族文化，實到春秋而發展到它的最高點”“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8】是深研文獻后得出的精確論斷。春秋是禮樂文化繁盛的時代，各種禮制規范都在形成、完善之中，與后人所認為“禮崩樂壞”大為不同?！?/span>9】
后世這種刻板印象主要源于春秋時人的想象。春秋貴族多認為西周是禮樂盛世，而自身處于禮樂文明的衰退期，他們在討論禮制時，多將完善的禮制托為西周本有，以增強論說的可信度，孔子也是如此。霸政時期，禮才真正作為政治準則和行為規范為各國貴族所遵守，各諸侯國內政、外交事務都會將禮的規范作為正當性依據，禮文化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中流行開來。
儒學誕生于春秋之末，此前一百余年間禮文化的繁盛為儒學興起打下堅實的基礎?？鬃映远Y制、欲從周政，其實是要重回霸政鼎盛時期各國共遵禮法的局面。是故童書業先生謂：“因了一班霸主‘尊王’的權術，君臣間的禮制才謹嚴了。后來的儒家特別注重君臣的禮節，他們號為祖述三王，實在乃是祖述的五霸啊！”【10】
《論語》中孔子多次贊許齊桓公和管仲，如謂齊桓公“正而不譎”，評價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憲問》）體現了孔子對齊桓霸政的認同。霸政體系是在周室衰微、王權隕落的政治環境中由霸主帶領各諸侯國共同建立起來的，霸主通過盟會等形式共同商議國與國間的大事。霸政促成了諸夏共同體，使各中原諸侯逐漸弭兵，共同抗御外族的入侵，結束了春秋伊始一個多世紀的社會無序局面。在各國內部，國君并沒有絕對的政治權威，國家事務由國中貴族共同商決。在這種政體中，公室只是大的宗族勢力之一，并不能單方面決定政事。
晉國執政先軫曾因晉襄公私放秦囚而對之“不顧而唾”，便顯示了貴族之間的權力制衡。至春秋中期以后，許多卿大夫的權勢日益膨脹，甚至超越了公室，但也不能以本族之力，而是需與國內其他大宗族合力處理國家政務。霸政時期的貴族合議無論在國內政務還是在國與國外交方面，都以是否合乎禮的規范作為處理內外事務的基本準則?！蹲髠鳌分须S處可見對某貴族行事是否符合禮制的批評，正反映了當時貴族對禮可以作為普適性社會原則充滿信心。
霸政時期流行于各國貴族間的禮文化，主要體現在維護層級秩序上。這其中既有對宗法制之中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各層級固有秩序的維護，更重要的則體現在通過禮的約束力，不斷對超越本層級而產生的僭越行為或絕對權力進行糾正。如在齊桓創霸的葵丘之會上，周王為表彰桓公禮尊天子、存亡繼絕的功績，特許桓公無需下拜接受胙肉，而齊桓公表示不敢承當，依禮跪接，便顯示了禮在層級秩序方面的約束作用。正因齊桓公遵循禮的規則，霸政體系才得以成型。
后起強國如欲謀求霸業就必須遵此原則，楚國便是典型。楚國原是西周宗法體制外的方國，以武力崛起于南方，經過武王、文王、成王的幾代軍事經營，漸成南方強國。在強勁的武力征伐勢頭被齊桓公帶領的中原各國盟軍遏制后，楚國亦改變吞并戰爭的策略，楚莊王遵循北方的各國合議、維持政治勢力均衡的做法，被中原各國所認可，遂成為一代霸主。其后楚靈王圖霸，也謂“吾用齊桓”，并從子產、左師學習中原禮儀。11齊桓公、楚莊王、楚靈王的例子，都是霸政體制下貴族以禮規范層級秩序在外交事務方面的體現。
而在各國內部政務中，禮作為一種秩序約束力量，也在貴族之間的權勢均衡中發揮重要作用。這種約束力體現在對絕對權力的排斥上。如《左傳》中記載了晉國師曠對“衛人出其君”一事的評議，在師曠看來，衛人將國君趕走并非過分之舉，而是因為國君做得太過分。衛君“一人肆于民上”，君主權力不受制約、肆意膨脹，逼使國人群起而攻之，合該有此后果。師曠認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左傳·襄公十四年》）
所謂“有君而為之貳”，以及下述各層級之中皆有輔助性的“貳”，即是對絕對政治權力的否定。春秋貴族之間流行的禮文化，其意義便濃縮在此處所謂的“貳”上面。禮的作用集中體現在維護層級秩序方面，一旦出現偏離本層級政治權力的言論或行為，便會立即遭到批評和糾正，這是貴族合議政體得以延續的觀念及制度保障。綜觀《左傳》，春秋貴族倡言禮制，無論是對遵禮的贊許，還是對違禮的批評，大都可以放在這條線索中去理解。貴族們往往熱衷討論正確的禮制應當如何，他們對禮觀念及其秩序功能的崇信，是與春秋霸政貫穿始終的。
至春秋后期，卿大夫權力膨脹，各諸侯國內的大宗族凌駕于公室之上，逐漸取代了諸侯在內政、外交事務中的主導地位，不斷出現違背禮制的行為。禮作為法則和秩序規范的力量逐漸喪失其作用，貴族對禮文化的信仰亦隨之崩塌，處理政務時也不再稱引禮制。近儒曹元弼謂：“考之《左氏》，卿大夫論述禮政，多在定公初年以前，自時厥后，六卿亂晉，吳越迭興，而論禮精言，惟出自孔氏弟子，此外罕聞。”【12】準確地揭示了這一變化趨勢。當此之際，有孔子師生團體的出現。
孔子接續霸政時代貴族間積累的厚重禮文化，將此看做社會秩序良性運作的基礎。霸政時期，分層政治倡導各層級身份中人各負相應的政治責任，并且互相制約、互相成全，在禮制的規范下實現了百余年的穩定局面?？鬃硬粷M于所處時代的等級淆亂，對貴族間不再遵守禮制痛心疾首，所以他重提“正名”，希望不同層級中人各安其份、各盡其責，實際是想回到霸政鼎盛時期的政治局面。
反復體認《論語》中孔子關于國家治理問題的討論，大都可與霸政體制的特點相對應?？鬃酉胂笪髦軙r期的禮樂文明更勝于霸政，其實是他和霸政時期熱衷禮制的貴族們一樣，推想西周時期的禮制規范必然更加有序，并構建了禮樂繁盛的景象，這才應是孔子“從周”的真實內涵。
三、小邦君子政治
相較于國家層面的治理，《論語》中孔子與弟子討論更多的是底層小區域的治理。如《公冶長》篇謂“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先進》篇冉有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泰伯》篇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子提到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與冉有所謂“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曾子所言的“百里之命”是相當的。五六十里、六七十里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地域范圍相當于一個小的城邑，這是當時士階層最有可能的入仕之選。
因此在《先進》篇孔子師生的對話中，冉有的回答得到了孔子的默許，而如子路所言“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施政范圍過于宏大，故而遭到孔子的哂笑?？梢娍鬃优c弟子們討論政治實踐問題，多以小邦邑的治理作為弟子從政的預設?！队阂病菲鬃釉唬?/span>“雍也可使南面。”我們很難認同漢唐經注將之解釋成冉雍有君主之能，堪任諸侯、而治理一國【13】，因為想象弟子可以成為一方諸侯根本不切實際。
朱熹將此釋為冉雍“有人君之度”【14】，先秦文獻中的君臣對舉，許多情況下是就主從關系而言，【15】這里的人君并非指國君、諸侯，與民眾相對，一地官長也可稱為人君。孔子對冉雍的稱贊，是說他可以南面治事，負責一方政務，地域范圍也不會太大。孔子有時甚至把治理范圍縮小到一家之中，認為在家做好孝悌也是為政（見《為政》），這是對小邦治理近乎極端的表述。
需要說明的是，孔子教育、引導弟子從事小邦政治，需要關注這種政治的性質并非中央集權環境之下的地方行政，而是依托于春秋后期寬松的底層環境、區域官長可以自主負責轄內政事的政治實際狀態。這種歷史局面的形成，則是緣于分封制嬗變過程中政治權勢逐層下移結果。
史家對分封制已有諸多探討，特別是隨著考古資料的豐富，青銅器銘文成為重要史料，分封制的諸多面向已被研究得比較深入。西周建國伊始，面對空前擴大的疆域以及各地復雜的族群，周王室采取向各地分封親戚、功臣的方式鞏固自身統治。學者認為，周初分封是一種類似于“武裝殖民”的方式，即在武力基礎上，周民族及其同盟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新政權，氏族內部的宗法關系為分封制度的穩固性提供了保障。【16】
分封出去的地方侯國在境內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其政治運作方式大體效仿周王室。地方諸侯有參與西周國家政治、為周王室提供軍事協助等方面的義務，并要時常親身覲見周王?！?/span>17】在分封制展開的初期，這項制度確實有效地維護了周王至高無上的權威，鞏固了周王的統治。
但分封制度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隨著時間的推移，周王與各諸侯之間的血緣關系逐漸疏遠，周王室對地方侯國的支配能力隨之減弱，諸侯也不再有像建國之初強烈服從周王室的意愿，這使得地方封國逐漸“游離”于中央權力之外?！?/span>18】這種“游離”，使周王室一旦遇到重大危機，地方侯國勢力便會乘隙而興。東周以后王權傾頹、諸侯蜂起便產生于這種歷史情境之中。
西周分封制之下隱伏著權力重心下移的巨大危機。李峰先生曾結合考古材料，對西周的分封制度有過細致研究。他指出：周王室除向東方領土分封諸侯外，在王畿之內也采用賜予貴族宗族首領（伯）土地的方式以實現統治；并且在日后的統治過程中，周王對于朝中功臣也常賜以土地。這種“自殺式”的政治管理極大地削弱了周王室的實力，使朝中權貴勢力逐漸坐大，后來形成黨派之爭，成為西周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span>19】分封土地所造成的潛在危機不僅存在于周王室，也逐漸出現在各地方封國之中。
諸侯國中的這種分權傾向一方面來自周初實行的“監國”制度，大氏族受周王派遣，跟隨諸侯前去封國，并在國內有私屬土地，這類氏族既是諸侯國內政的重要參與者，又有監督諸侯的權力，其中最著名的是齊國的國、高二族。另一方面是一些諸侯的宗族分支或國中大族，憑借領袖人物的才干和宗族勢力，自己開拓的領地或得到諸侯的賞賜土地越來越多，在春秋霸政的角逐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前種形式以曲沃武公以支子奪宗、執掌晉室最為著名；后者如魯之三桓，齊之慶、陳，宋之華、樂，晉之荀、趙、魏、韓等族皆是如此。
國中氏族勢力坐大的趨勢演化到后來，便是“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諸侯國內大族獲取土地的方式，雖然嚴格來說不能稱為分封，但顯然是受到了分封制的影響。這些大族在春秋中后期的勢力越來越大，甚至可以繞開國君而左右天下政治形勢。這可以說是在分封的制度慣性下，天下政治重心在階層上發生的第二次下移。
而在春秋中期以后，諸侯國內的大族據于國家權力中樞，其族內事務與下轄領地需要大量人才管理，士階層于是乎興起。士人在各國政壇中展露頭角，“陪臣”得以執掌國命。春秋中晚期服務于當權大夫的士，雖然沒有延續土地賜予的恩惠，但開創了士人負責小區域政治的局面。這種情況的出現也間接受到分封制的影響，是分封制度誘發的第三次政治重心下移。這次權勢轉移的一個重要體現，便是“邑宰政治”的產生。
春秋后期士階層的興起，多為史家矚目。學界一般認為，除原有宗法制度中的一個底層階級外，這一時期的士階層還包括舊貴族的沒落勢力和新興起的平民階級。其中，平民階級通過學習政治學說、掌握政治管理技能，進階為新興的士，尤其是春秋后期崛起的士階層代表。許倬云先生曾對春秋時期的社會變動有過討論，他以《漢書·古今人表》為樣本對春秋時期政治人物的身份進行了細致的統計。
他將春秋之世分為九期，約三十年為一期，指出士階層自第三期（前662—前633年）開始出現于政治舞臺，隨后逐漸增多，到最后一期（前482—前464年），士階層在政壇的活躍人數比例甚至達到了22%，這說明在階層流動上春秋時期社會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士階層在政壇上的活躍趨勢不斷增加?！?/span>20】許先生以量化的方式分析士階層在春秋中后期的興起，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結合《左傳》《論語》等文獻，可知士階層在當時的從政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成為卿、大夫的家臣，輔助家主處理宗族事務，魯國貴族季平子的家臣陽貨，孔子的弟子冉有、仲弓便是如此；二是到邦國之下的城邑之中，具體負責區域政務，晉之佛肸、魯之公山弗擾最為典型。其中第二種入仕方式尤其值得注意，士人憑借個人才能參與甚至主持一方政治事務，在這一時期非常普遍。當時城邑的主要負責人稱為邑宰，因此有學者稱這種新興的政治模式為“邑宰政治”?！?/span>21】
子游、子夏等都有過從事一方邑宰的政治經歷。《左傳》記載春秋歷史，其年代下限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此后幾十年的詳細史事不見于史籍，當時邑宰政治的具體情況無從詳細考證。但從《論語》等書的零星記載中還是可以窺見邑宰這一政治群體的迅猛發展，孔子的許多弟子有過擔任邑宰的政治機會，可知邑宰政治在魯國的普遍；身為晉卿趙鞅家臣的佛肸在中牟為宰，可見這種政治形式也存在于晉國。其余各國的情況亦可大致推想。
擁有政治才能的士在各國權臣手下為官，有機會成為一城一地的政治負責人，實開戰國以后官僚政治取代貴族政治之先河。但與戰國時代的郡縣地方長官相比，春秋后期的邑宰具有更大的行政自主權。這是因為在春秋中晚期沒有來自中央集權的壓力，底層的政治環境較為寬松，地方長官可以獨立行政。而至戰國時代，隨著“中央—地方”層級行政體制的定型，郡縣長官需完全服從于集權君王，成為國家政令的執行者，不再享有獨立行政的權力。
春秋中晚期的邑宰政治是中國古代史上獨特的政治治理模式，邑中長官并不完全依附于上級政治權威，而可以主導一方政事，儒家對小邦治理的討論，便產生于這種政治環境之中。侯外廬等前輩學者討論早期儒家政治學說，認為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實際上是承認了國民階級參與國事的合理性。
將孔子師生群體定義為“國民階級”，并認為新興國民階級可以參與政事是《論語》中的一條重要線索，不失為洞見；但與春秋前中期的國人議政不同，孔子師生之間所討論的政治事務并非偏重“國事”，而是更加關注小邦自身。前輩學者沿用孔子意欲恢復周禮的成說，將《論語》中對于小邦政務的討論籠統地歸為國家政治事務，是不恰當的。春秋后期士階層崛起，并能在邑宰政治中施展才能，是我們重新認識早期儒學政治思想的一個起點。
春秋后期邑宰政治的興起，是孔子“小邦君子政治”的現實依托，孔門以小邦治理為預設的從政探討正是產生于這種政治環境之中。結合《左傳》《史記》《孔子家語》等書中的記載，可知孔子的許多弟子都負責過小邦政治。非唯孔子弟子，當時許多士人都參與到底層政治之中，公山弗擾、佛肸、南蒯等皆屬此類。至春秋晚期，權力大如南蒯者甚至可以據邑稱兵、對抗季氏。
春秋后期崛起的士階層融入到邑宰政治之中，在這些城邑之上沒有強制性的高層權力管束，城邑長官可以比較自主地負責地方政事，這為儒家學說應用于治理提供了現實土壤。在邑宰政治環境中，城邑長官可直接面對治下民眾，邑宰的個人政治才能與品格便十分重要?！墩撜Z》中有關君子通過學習古典禮儀獲取政治才能、成就個人德性的大量論述，多是圍繞小邦政事展開的。
在孔子看來，士人修養德行、掌握以禮治為核心的治理才能，是融入到小邦政事的前提?？鬃訉μ撔膶W習、不急于出仕的學生十分贊賞，而對迫切想要從政的學生不無批判，【22】便是基于這一前提。《論語·憲問》中孔子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可以作為“小邦君子政治”思路的綱目。
儒士階層必先學禮以自治，進而處理好周邊（宗族、鄉里）的人際關系，然后才可以從事小范圍政事，逐漸提高政治問題的關注點。仔細研讀《論語》中孔子對弟子有關從政和德性方面的要求，多是期許弟子能成為小邦政事的擔綱者，引領一城一地政治風氣的改善，使“民德歸厚”“有恥且格”，這是孔子教育弟子為政的主要目標。
這種理念并非從王國層面的治理下降到地方行政，也不期待將地方治理經驗移接到更高層次的政治環境之中——我們在《論語》中幾乎看不到與此相關的討論——而是僅針對區域內的政事，實現小邦自身的治理。這是孔子以君子治理小邦思路的主要內涵。從《論語》中與之相關的大量討論來看，小邦君子政治殆可視作孔子政治思想中更為重要的線索，而且也是立足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其政治思想中最具創意之處。
四、“君主本位”還是“君子本位”？
綜合以上考察，可得到如下結論：在孔子的思想中，無論是“從周”“正名”，還是“小邦君子政治”，皆非“君主本位”、而是“君子本位”的政治主張。“從周”與“正名”并非期待出現一個偉大的集權君主，在其領導下扭轉衰敗的政治局面；而是希望回到霸政體系的框架內，各階層中人各負其責，以實現政治的良性運轉。霸政時代，各層級中的貴族們修養德行、崇信禮制，彼此之間以禮的標準互相砥礪，是傳統意義的“君子”。
而在春秋之末，與邑宰政治相伴而生的士君子，大多出身底層，通過學習古典文獻和政治技能，從事一方政事，實現小范圍的治理，則是新式意義的“君子”。可見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這兩條線索都與以往普遍認為“孔子維護君權”的刻板印象不同，值得重新評估。
孔子政治思想中這兩條線索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實際上，孔子提倡“小邦君子政治”，是在霸政時代所形成的禮的政治功能意義上接著講的。如前所述，春秋霸政的特點是分層而治，不同層級中人需做好本層級中的事務，這一時期擔負政治責任的主體是各級貴族，貴族群體遵守禮的規范，體現了禮在維護層級秩序方面的作用。
春秋后期士階層登上政治舞臺，得到負責底層政事的機會，孔子對弟子們的要求，是在邑宰政治中盡己所能地管理好地方，小邦小邑是與士的身份最相匹配的區域層級，做好這種區域范圍內的官長，是禮的層級秩序意義下降到士階層的表現。更為重要的是，士階層面對小邦政治，憑借自身的德行修養可以影響民眾，民眾受到感染和鼓舞趨向善道，由此可以改變一地的政治風氣。
這樣禮的意義就從層級秩序拓展到了政治治理。孔子對禮的因革損益，其主要的創新之處便體現在這一點上?！墩撜Z》中“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及“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的比喻均是看重小邦中君子的禮儀修養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span>23】所以孔子“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可視作“從周”與“正名”的賡續和創新。
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這兩條線索，針對的言說對象有所不同，“從周”“正名”主要面對貴族執政，“小邦君子政治”則是對其弟子而言。而后者尤其是孔子具有創造力的政治學見解。由于并非依托君主集權政治，“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便不期待將小規模的治理經驗移接到國家層面，如何使天下政治走向正軌，順此思路可以找到另外的答案。
在孔子看來，“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是一個遠景，而實現這一理想則需要大批優秀的人在底層、在小邦進行政治實踐，以德行、禮儀引導和教化民眾。一地的善政可對周邊城邑起到示范作用，使越來越多的邑宰長官仿效儒家的治理模式，天下政治則可得到根本改善?？鬃铀^“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便是此意。
在孔子看來，堯舜是治理天下的典范君王，而他們只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儒家認為堯舜時代是無為而治的盛世，而孔子希冀的無為而治，與道家勸誡統治者不要過多干預民事是不同的?？鬃釉O想每個小區域、每個具體部門都有優秀的人才去管理，天下的政治必趨而之善，至高無上的君主便不需要有何作為。
一城一地的善政可使周邊邦邑仿效、法則，這是“小邦君子政治”的外延意義?！墩撜Z》中載有孔子想要幫助公山不狃和佛肸之事，這種近乎叛亂的行為頗為后世學者所不解，經學家們多對此諱莫如深。然分析了孔子“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后，我們可以看到孔子這種舉動背后的思想支撐，及其合乎邏輯之處。【24】
《論語》中大量關于治理問題的討論，或可放在“從周”與“正名”的線索之中，或可放在“小邦君子政治”的線索之中，將“君子本位”作為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立場蓋無疑義。以往學界看重孔子政治思想中維護君主集權和“大一統”政治的面向，這種觀念的形成，除了經學的演繹而外，在《論語》中有無證據呢？不可否認的是，《論語》中的確也有片面維護君權的言論，此即《季氏》中的“天下有道”章。
該章明確主張天子要掌握“禮樂征伐”大權，反對政治權力下降到諸侯、大夫，這種政治思路是與君主集權政治相契合的。在這一章中，孔子態度鮮明、論述清晰，所以若說孔子完全沒有“君主本位”的思想元素，也非思想史的真實?？鬃舆€有一些言論，如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子罕》）相比于霸政時期的貴族，孔子有更為明顯的尊王尊君傾向。
霸政強調禮的秩序意義，而周王作為最高層級本應倍受尊崇，但在王權衰落以后，列國謀求新的政治秩序，實際上是繞開周王的。春秋霸政雖以“尊王”為號召，但從實際行動來看，各國貴族并非想要恢復周王權威。權力重心已經下移到他們手中，豈有讓出之理？所以在《左傳》中，一方面可以看到貴族們對禮的熱衷，另一方面，貴族群體又不斷出現違背禮的行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即是由于禮的秩序意義在現實中難以與權力重心下移的大勢相協調之故。
而孔子長期處在權力場域之外，他可以不受政治身份的制約而更為客觀地思考禮的意義如何體現。禮的秩序功能使他必然導出尊王尊君，否則層級秩序便無法真正實現?！墩撜Z》中孔子這些維護君權的言論，與后世帝制時代的統治模式相適應，正因如此，歷代學者才會堅定地認為孔子是集權政治的擁護者，并將孔子政治思想中維護君權的線索無限放大。但“君主本位”的成分在孔子思想中究竟有多重要呢？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言下之意，偉大的上古圣王都未必能做到安定天下政治秩序，那么身居下位者應如何去做，恐怕還得回到“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之中。根據前文的探討，關注小范圍的政治，以及通過小邦治理影響周邊政治單元，這種以君子為本位、與君主集權迥乎不同的治理方案確實存在于孔子思想之中。結合《論語》中與之相關的大量論述，這一思路的重要性未必不如“君主本位”。
囿于《論語》的文體以及原始資料的有限性，我們無法協調孔子思想中“君主本位”與“君子本位”的矛盾，似乎是有些遺憾。但人的思想是復雜的，即便偉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我們不能苛求孔子有綱目宏富、條理清晰的政治學體系，孔子政治思想中存在矛盾，也是符合學派草創階段特點的。后世研究者所要做的工作，應是尊重可靠的原始文本，還原孔子本然的思想面目及其思想意義。本文以“君子本位政治”為著眼點，揭示孔子政治思想中兩條線索的真實意蘊，所要努力的方向正在此處。
余論
《論語》的編纂者是孔子的弟子，弟子們記載孔子言行，多側重老師對他們的教誨?？鬃用鎸陶邥r身旁未必有弟子跟隨，《論語》中與王國秩序、君主權威相關的論說較少，這是一個可能的原因。本文并不否認這種可能性的存在，結合孔子有過擔任魯國高級執政的經歷，孔子與高層政事有關的言行應有不少。
雖然數量上的多少不能完全決定某一思想線索的重要性，但問題在于，孔子言說禮治、意欲維護層級秩序，其實多是接續霸政時期傳統觀念而來，并非單一維護君權。而且相比于孔子與弟子關于小邦治理的大量討論，“君主本位”的政治理念實不能當做孔子思想的唯一線索，也不見得是重要線索。
《論語》中的這些零星記載，何以被聚焦、放大，以至于成為后世學者討論孔子政治思想的重點關注對象，經學的演繹無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漢武帝尊儒以后，儒學成為官方學術，帝制時代的學者最為關注的是儒學中的國家政治論說。以漢代經學為例，《春秋》三傳中旨在闡發“大一統”政治、維護君主權威的《公羊傳》《穀梁傳》先后成為官學，而梳理春秋史事、反映春秋貴族政治的《左傳》長期被邊緣化，至西漢末年始得表彰。
規劃國家層面官制的《周禮》逐漸映入學者眼簾，側重記載早期士階層禮儀的《儀禮》反而退居次要，至鄭玄而有以《周禮》融通“三禮”的做法?！对姟穼W領域也產生了側重王朝政治秩序的《毛詩》，并且其地位逐漸超過了培育士人性情的諸家《詩》說，最終成為《詩經》之正《傳》。
在這種學術環境下，《論語》也難以幸免，因此，《論語》中與王國秩序有關的記載受到重視，與底層治理有關的論說多被理解為中央集權政治之下的地方治理，反而不被學者所看重。但由于《論語》中與王國秩序相關的記載較少，學者闡發孔子維護君權之旨便不得不借助其他典籍，《春秋》學即興起于這種歷史情境之中。
《論語》中不見孔子與《春秋》的關系，文獻中最早提及《春秋》與孔子有關的是《孟子》，孟子將孔子作《春秋》和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視作同樣的功業。孟子走的是游說諸侯的上行政治路線，他將天下治理的希望寄托于集權君主，并期待仁政的施行，故將《春秋》歸于孔子制作，特意提升孔子關心天下政治的形象，從而為自己的游說事業增加權威性。
《春秋》本是春秋史事的簡要記錄，經過戰國至秦漢經生的闡發，逐漸成為一部蘊含王道精義的政治學要典。特別是至西漢《公羊》學大盛，《春秋》的“大一統”“尊王”等內涵被集權政治所采納，并被認為是孔子以來儒學固有之義。聯系早期經學對《詩經》等經典的演繹，《春秋》具備系統、周密的王道政治內涵，很有可能是出自戰國以降儒家經生的附會，而非儒學肇端之時所本有。
之所以這樣認為，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孟子所處的時代距孔子已有百余年，其間儒學內部分派眾多，傳說亦紛繁復雜，“孔子作《春秋》”之說出自孔門后學附會并非沒有可能——戰國時代假托孔子的傳說故事不在少數；更為重要的一方面，如果將《論語》視作反映孔子政治思想的可靠文本，該書中所呈現的思想線索難以與《春秋》學的王道政治主張相對應。這不僅體現在《論語》中片面維護君權的內容較少，而且孔子在論說國家政治時更為側重的其實是層級秩序。
嚴格來講，《論語》中明確提倡要將政治權威歸于集權君主只有“天下有道”章。要言之，《論語》中所透露的政治思想線索與《春秋》學的主旨并不一致，《春秋》是否為孔子所作也值得存疑。退一步講，《春秋》也不能等同于《春秋》學，前者只是記述春秋歷史，后者則是對史事與文辭有思想性地闡發。即便孔子確有編寫《春秋》之事，經過孔門弟子傳述的《春秋》學之旨也難與孔子本來的政治思想相對應。
擺脫傳統經學的建構，回歸《論語》本身的思想脈絡，可以認為，孔子“從周”與“正名”的思想性質值得重新體認，而“小邦君子政治”的主張，更不能將其置于中央集權政治的框架中去理解。從《論語》中孔子與弟子關于小邦治理的大量討論可知，“小邦君子政治”是孔子思想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面向，其所關注的小范圍自身治理，以及由此開辟的儒家政治學傳統，值得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視和進一步考察。
參考文獻、注釋
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64頁。
2匡亞明：《孔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50-252頁；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頁。
3 周予同：《有關討論孔子的幾點意見》，周予同著，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5頁。
4 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44-148頁。
5 梁濤：《論早期儒學的政治理念》，《哲學研究》2008年第10期。
6 顏世安：《不言與言：早期儒墨之爭的一個問題》，《江海學刊》2013年6期；《孔子的社會理想--天下有道》，《新世紀圖書館》2017年第11期。按：本文的寫作得到了顏老師的啟發與指點，在此特致謝意。
7 印群：《論周代列鼎制度的嬗變--質疑“春秋禮制崩壞說”》，《遼寧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羅泰：《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9-55頁。
8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68、71頁。
9 顏世安：《禮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梁濤、崔進：《春秋時期的禮治與法治--兼論春秋非禮壞樂崩而是以禮為中心的時代》，《道德與文明》2023年第1期。
10 童書業：《春秋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72頁。
1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250-1251頁。
12 （清）曹元弼：《禮經學》，《續修四庫全書》第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26頁。按：如再以《左傳》為據，可以發現在齊桓創霸前，時人議論禮制者甚少，其后突然增多。可知霸政是禮文化勃興的重要契機。
13 （曹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51頁。
1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3頁。
15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8頁。
16 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22-29頁。
17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254-268頁。
18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8-131頁。
19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第119、120、151頁。
20 許倬云：《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求古編》，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37-260頁。
21 饒龍隼：《孔圣小疵釋例》，《朱子學刊》2000年第1期。
22 《論語·公冶長》：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墩撜Z·先進》：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2、117頁。）
23 以往學界將孔子的治理思路歸為“德治”，但孔子“德治論”并非要求君王有德。只有在底層小范圍，施政者直接面對所有民眾，通過自身德行影響民眾，德治才是有效的。我們無法想象，孔子要求君王的品德直接作用于大規模國家中的所有人，在《論語》中也找不到例證。所以孔子“德治論”還是要放在春秋后期的邑宰政治中去理解。隨著戰國以降大規模中央集權國家出現，“德治”論說已難以適用于當時的政治環境，于是有孟子“仁政論”和荀子“禮治論”先后出現。
24 宋化玉：《關于孔子“幫助亂黨”問題的歷史考察》，《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3期。
作者：宋化玉，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