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分封制日漸瓦解，統治階層窮奢極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賡續孔子的君子“仁”學，提出了獨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導人們成就美德，成為向善向上之人，最終實現“天下定于一”“萬物歸于仁”的理想社會。
得其心者，斯得民矣。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離不開“四心”，即惻隱心、羞惡心、辭讓心、是非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用這四種道德心理證明了人有仁、義、禮、智四種德性。他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告子上》）其中，孟子最重視者，當為“惻隱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所謂“仁”，即是“不忍人之心”，而“仁政”的本質，即是君主將自身的“不忍人之心”，通過擴充達到推及百姓、恩及禽獸。孟子“性善論”以仁義禮智為根基，強調“善”乃人的天賦秉性，特別注重倫理道德的修養。而作為統治者的道德修養對政治至關重要，關乎能否得到民心，政權是否穩固。由此，孟子總結歷史經驗，提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認為桀、紂之所以失天下，正在于他們丟掉了群眾根基。為此，孟子延續了“民惟邦本”的古典政教傳統，將“愛民”“為民”“保民”“敬民”的民本思想凝聚為“仁政”學說的思想內核。統治者要“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上》），這樣才能順民意、得民心。
以民為本，民貴君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是國家的根基，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政權才能太平安寧。唯有施行“仁政”，進行“德治”，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實現政治和社會的安定。孟子提出“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以能否切實踐行“仁”，真正施行“仁政”，作為衡量統治者能否“保民而王”的關鍵。這些都離不開統治者自身“惻隱之心”的體悟和省察，即要以發乎自身內在的“不忍人之心”，來行及關乎他者的“不忍人之政”。孟子繼承夏商周時期“重民”思想和孔子“仁愛”理念，承繼儒家道統，將人性論作為治國理政的邏輯基礎，從人性善的本源性與內在性的角度對賢人治理、禮樂制度的合法性進行論證，凸顯了以德配位、禮樂感化的重要性，并建構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講仁愛”“重民本”，作為治國安邦及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治國思想，彰顯民眾的主權與執政為民理念，形成了以民為本的“仁政”體系，闡明了賢人政治、禮樂教化所蘊含的終極關懷與應然態勢。孟子治國理政思想主要體現在推行仁政，譬如：“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民眾的事情對統治者至關重要、刻不容緩。因此，君主須“貴民”“敬民”“保民”“安民”，既要關心民生，讓更多的百姓安居樂業，生育蕃息；又要涵養風氣，以士人的道德操守，實現化民成俗，構建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這些睿智閃光的思想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延續具有重要價值及意義。
制民之產，保民而王。孟子提出“制民之產”，認為“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君主要充分重視百姓的生存權，只有百姓生活有保障，安居樂業，才能驅民向善，施行社會教化，從而實現社會長治久安。“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盡心上》）所謂“仁政”，實則即是關注民生之政，通過“制民之產”“省刑法，薄稅斂，深耕易耨”等措施，實現取民有制，輕徭薄賦，制民之產，增加百姓收入，給民眾帶來實際利益。“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認為，行仁政，始于正經界，即力主通過“正經界”來推動土地改革，來遏制“暴君污吏”對民眾利益的蠶食，從而保障民眾的生存權，以期民眾能“養生喪死無憾”。孟子“制民之產”的主張，體現了其“仁政”思想對民生的關切，經濟上“富民”“惠民”，滿足百姓基本生活，以保民養民之舉贏得百姓的信任與愛戴。孟子“仁政”智慧的貢獻還體現在人性上，他主張“推恩于民”，特別重視“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關注弱勢群體，成為黑暗的戰國時代一抹難得的人性光輝，這一思想對后世儒家知識分子試圖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關心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產生了深遠影響，對當今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具有重要啟迪價值。
孝悌忠義，明以人倫。孟子主張“性善論”“明人倫”“謹庠序之教”“大丈夫”，為中華民族提供了道德基礎，對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社會道德建設具有重要借鑒價值。對普通百姓來說，單純讓內在德性擴充是遠遠不夠的，還須“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即要借助道德教化等手段，推動百姓明人倫，來擴充人的善良本性。在實現教化的過程中，孟子尤其強調“心”的作用，認為“心”是體之大者，也是體之貴者；其他器官如耳目口鼻等都只是體之小者，體之賤者。“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來，“心”不僅是先天德性所在，更具有思考認知能力，在身體各部位中居于統帥地位。是選擇立志成為“大人”，還是甘愿墮落為“小人”，皆是源于“心”的自主抉擇。因此，對民眾來說，通過“庠序之教”來明心見性，就顯得異常重要。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教化百姓是施行仁政的重要內容，通過教化使民眾明事理、知美丑，塑造良好的社會道德體系，是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志。依靠“謹庠序之教”對百姓實施道德教化，使得人倫得以明于上，道德得以行乎下，“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百姓的個人素質得到普遍提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得以逐漸改善，良好的社會風氣得以逐步養成。在安定民心、收攬民心之后，仍然要規范民心，注重文化和教育的引導和浸染作用，借助仁義禮智明晰人倫道德。“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以個體家庭倫理教化為基礎，以期實現國家有序治理，從而達到平治天下的目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盡心上》）要適應社會發展新形勢，繼承孟子教育思想，將孟子德育觀真正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之中，注重孟子仁義思想培育，啟發人們積極向善、勇于奉獻的道德行為，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寬刑省罰，與民同樂。孟子對堯、舜、禹非常贊同，認為統治者要向堯、舜、禹那樣關心百姓疾苦。主張“德刑并重”，治理國家需要德治與法治協調推進，相互依賴、相互依存，針對國家治理，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制等方面闡述，各部分各環節相互支撐、相互融通，形成密不可分的關系。“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反映了孟子對“民心”的重視。孟子認為“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十分重視“與民同樂”，得民心之根本在于實行德政，仁愛民眾。“以仁政得民心”，就是進行德治，收攬民心，反對統治者的奢侈浪費。他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下》）百姓與統治者富足了，與民同樂才得以實現。與民同樂，需做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并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盡心上》），做事公平公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君主要提升自身修為，有胸懷天下的使命與擔當。“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下》），君主對百姓充滿愛心，以禮相待，百姓才能心悅誠服。孟子以“仁”“義”為內核，以“思”“誠”“敬”為手段，特別注重發揮“心”的“思辨”能力，由此開創出一套“存心養性”“反身而誠”“養浩然之氣”的道德修養功夫；借“天命”談“人事”，將人的注意力引向自身道德修養。孟子通過推崇“德治”，施行“仁政”來收攬民心，以倫理教化來安定和規范社會秩序，以期管理者能與民同樂，最終實現“仁者無敵”、統一天下的政治目標。
浩然之氣，以德配位。孟子借鑒孔子“血氣三戒說”的思想，以義來戒除血氣中的欲望，繼承并豐富其內涵，從而創立了“浩然之氣”思想。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之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公孫丑上》）浩然之氣的內涵首先體現在大勇，“浩然之氣”是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所支配、引導的“義理”之氣是受心志所支配的大勇之氣，體現在至大至剛，表現在氣上呈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與高尚的品質，可以不斷充盈內心并積極修養道德品格，繼而達到人格上的堅毅與剛強。“浩然之氣”需要義與道來相互配合，沒有義與道的配合則失去力量。“配義與道”包含義與道兩種道德準則，在符合“義”的基礎上來追求“道”，“浩然之氣”才成為立身行事之準則。“浩然之氣”所體現的至大至剛，配義與道已成為民族精神的代表之氣，鼓舞了從古至今無數仁人志士為心中的理想而奮斗，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這是孟子養浩然之氣的基本路徑，只有做到經常自我反省，才能不斷改進自身不足，完善自身修養。“浩然之氣”作為孟子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誕生之初就以道德而立論，“浩然之氣”有助于公民提升個人道德修養，激勵人民齊心協力攻堅克難，增強社會公德，提升價值認同。“浩然之氣”所蘊含的現代價值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目標是一致的。浩然之氣是君子至大至剛的昂揚正氣，是以天下為己任、擔當社會道義、無所畏懼的氣魄與勇氣，是品質上的堅毅剛強，精神上的不屈不撓，天地之間的光明磊落，是內在德性與最高道德準則的協調融合，是人間偉大的人格精神之美，人具有了浩然之氣，才具備了君子的仁智勇“三達德”，方能以德配位，處事圓滿成功。
孟子作為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代表人物。班固的《漢書·楚元王傳贊》指出：“自孔子歿，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韓愈的《進學解》指出：“孟軻好辯，孔道以明。”可見，孟子對儒家文化的傳承貢獻之大。馮友蘭指出：“孔子在中國歷史的地位如蘇格拉底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國歷史地位如柏拉圖在西洋史。”在“性善論”理論基礎上，孟子繼承了孔子“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提出了“講仁愛”“重民本”“以仁政得民心”等重要理念，由此形成了以民為本，民貴君輕；制民之產，保民而王；孝悌忠義，明以人倫；寬刑省罰，與民同樂；浩然之氣，以德配位等為政思想，孟子仁政思想智慧歷久彌新，對我們當今民主政治、經濟民生、科學教育、社會保障等各項方針政策的制定，仍然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作者：陳曉霞，系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員，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