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問診”天下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春秋戰國時期。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從上古的“三代”（夏、商、周）到西周的晚期發生了重大轉變。從西周周平王遷都洛陽開始，西周已經衰落，歷史進入到一般所說的春秋戰國時期。這個轉變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大的轉變，整體上是周天子的權威逐漸喪失（“失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諸侯國家興起，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諸侯國之間開始兼并，并發生沖突和戰爭。當時的諸子百家，就如何解決當時諸侯國之間的矛盾、沖突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看法。法家的觀點非常直接，就是通過國家的富足和軍事的強大，毫不留情地進行兼并和征服。墨家代表的路線是一個和平主義的路線，墨子提出的口號和信念就是諸侯國之間要互愛、互利，即“兼相愛，交相利”，他們的目標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F在中國的發展，也是采取和平共處的發展模式，采取互惠、互利的發展模式，堅持的實際上也是“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還有一位墨家人物宋榮子，他也是一位和平主義者，為了避免無謂的爭斗，他將侮辱不當做侮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這個人物（宋＞）在《孟子》里也出現了，而且他跟孟子還有一個故事，后面我們會講。

　　在儒家里面，孟子是思考所謂“國際關系”的代表性人物。他是如何來看待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之間關系的呢？當時是，諸侯國受利益的驅動，發生了一系列的沖突和戰爭。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一直以來都是在和平與沖突、發展與戰爭之間交替進行的。對于戰爭，我們通常會區分兩種，一種是正義的，一種是非正義的。如何去判斷一種戰爭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分歧是非常大的，因為戰爭的雙方都會聲稱他們發動的戰爭是正義的。因此，評判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是一個歷史過程。在歷史過程中，大家通過歷史研究來為戰爭的性質做出分析和判斷。在這方面，人類還是有共識的。

　　在春秋到戰國時期的幾百年中，諸侯國之間發生的戰爭是無數的，孟子如何看？孟子認為“《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孟子是用一個很高的標準來衡量春秋時期發生的那些戰爭，認為這些戰爭都是不合乎正義的。那么，這個“正義”是什么？我們看孟子的一些說法。孟子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說春秋時期的五個霸主國家都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罪人，孟子對他們采取了否定的態度。孟子對戰國時期戰爭的否定也是非常突出的，他說“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認為戰國時期的諸侯王、諸侯國又是春秋五霸的罪人。孟子一方面說“《春秋》無義戰”，另一方面把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相比，又認為前者還是要好一些，那么戰國時期的諸侯為什么更壞呢？因為到了戰國時期又出現了“七雄”，他們左右了當時的諸侯國之間的關系。因此孟子說“《春秋》無義戰”，但是“彼善于此”（《孟子·盡心下》）的情況還是有的。到底哪些是比較好的，哪些是比較差的，孟子沒有具體講。明清時期有個歷史學家顧炎武，他對春秋、戰國時期的不同地方做了一些比較，認為春秋時期在總體上還是比較和平文明的，而到了戰國時期，戰爭則變得非常殘酷。

　　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和西方發生交往，中國要同外部世界建立一種新型關系。為此，清代開始引入國際法，當時稱之為“萬國公法”。為了理解國際法，或者說為了讓清政府接受國際法的概念，自己不再把自己當成天下宗主國，一些人鼓吹中國同其他各國之間建立一種新的國際關系，一種平等的國際關系。為了借助于國際法，他們說國際法不止是西方近代建立起來的，同時也是中國古老的一種法律。他們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之間的關系，類似于歐洲近代發展起來的國際關系。

　　當時，有一個叫丁韙良的美國傳教士，他是最早開始從春秋戰國時期來尋找與現代國際法之間類似性的人。他寫了一本書（《漢學菁華》），講的中國古代“國際法”，主要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維持諸侯國之間關系的一些規范和信念。他說在當時的諸侯國關系中，國人講禮儀，違反了就要遭到大家的譴責，還要受到聯合討伐，那是一個非常重視聲譽的時代。當時的諸侯們對褒貶都會有一種強烈的反應，因為他們把天子看成是榮譽的源泉，在名義上他們仍承認周天子。丁韙良說：“（周天子的）這種倫理道德上的優勢，恐怕沒有比中世紀幾乎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君主們習慣向羅馬教廷表示的尊敬更貼切的模擬了。”他還說任何國家都會把守信看做是國際交往中最重要的美德，他沿用孔子的話“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來證明這一點。

　　但是，為什么還會發生沖突和戰爭，特別是戰國時代，戰爭變得越來越殘酷？孟子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戰國時期的諸侯國都將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最高利益。這些利益是什么呢？就是土地、人口和財富，就是要擴大自己的版圖，掠奪別國的財富和資源，這些目的都是非常明確的。第二，當時一些諸侯國家的君主們主要考慮統治者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可以看看《戰國策》有關國家發展戰略的記載，“欲富國者，務廣其地”，這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孟子強烈批判完全被利益所驅動而發展的這一行為。孟子還說，現在為君主服務的人，見到君主都會說我有能力幫助你擴大地盤，幫助你把倉庫弄得滿滿的，孟子認定這樣的人是“民賊”，君主應當向好的方向去發展，要“向道”，要“志于仁”。如果是用強占的手段，結果就是助紂為虐。

　　孟子有一次遇到了墨家人物宋牼，也就是《莊子·天下篇》中記載的那位和平主義者。孟子問，老先生你去什么地方？宋牼說，聽說楚國和秦國要發生戰爭了，我現在要勸說他們休戰。孟子就問你主要想用什么理由去說服他們呢？宋牼就說，我要告訴他們，不要發動戰爭，發動戰爭對自己不利。孟子說，你的志向很遠大，但是你的號召力和采取的理由是不可行的。為什么不可行？孟子認為不能用利益來引導他們，不能用利害關系去說服他們。如果宋牼從利害關系說服了秦、楚不發生戰爭，這其實也已經是好事，但孟子并不滿足于用對自己有利、無利的權衡標準來決定是否做這件事情，而主張考慮事情正義與否。簡單地說，就是要優先考慮道德和正義，不能從利害關系出發。

　　孟子的仁政理想

　　在孟子思想中，王道與霸道、義與利是明確二分的。儒家人物是道德理想主義者，他們堅持依靠道德正義——仁、義、禮、智、信去治理國家，所以在儒家思想中，廣義的王道是建立一個內外共治的、王化無外的、穩定太平的天下秩序。這一點在儒家里面是一個整體思想，孟子正是這一思想的代表。在孟子看來，理想的治理就是靠王道、靠仁義，這與靠軍事、靠霸權的霸道政治是完全對立的，因為后者不是向仁的。

　　孟子是第一個提出“王道”學說的古賢。在他看來，實現王道治理的最好典范是堯、舜、禹、湯、文、武。孟子認為，一個國家治理的好壞不是以土地和人口的大小、多寡為標準的，而關鍵在于這個國家是否施行仁政。孟子曾說“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孫丑上》），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有力量，他“以力假仁”就可以成為霸主。一個霸權國家即便沒有行仁義，也要以借用仁義的名義實行統治。統治者不會說我就是強權，我就是霸主，它即使行強權，它也會借用正義之名、仁義之名。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它假托的就是“大東亞共榮圈”，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名目下面的霸權和侵略行為。

　　孟子對王道和霸道是明確二分的，他認為夏、商、周的圣王都是靠仁愛正義的理念去治理天下的。以霸道去爭奪天下和治理天下，最終是行不通的。孟子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盡心下》）進一步來說，孟子追求王道政治，是基于人民的福祉。我們現在都非常熟悉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儒家不只是講民本，其實還講民心和民意，即要十分清楚百姓的愿望是什么，他們希望得到什么，他們關心什么，他們想選擇什么。因為儒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在孟子的思想中，重視以民為本，他認為帝王要滿足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那么，該如何得民心呢？民心又是什么呢？民心就是老百姓所想要的，你要滿足他們，老百姓所討厭的你不要給他們。紂王失去民心，是因為違背了人民的愿望，結果國家垮臺了?！睹献印窌杏涊d了發生在鄒城的故事。鄒城在春秋時期叫邾國，當時常常鬧災荒，但國家的倉庫還是有糧食的，百姓得不到救濟。鄒城的百姓中，年輕力壯的都逃難到他鄉，年老體弱的則被拋尸荒野。可見，當時的政治是非常黑暗的。在邾國和魯國的戰爭中，邾國有33名官員戰死在沙場，而參戰的民眾都臨陣逃跑了，邾國國君最后被老百姓拋棄了。（參見《孟子·梁惠王下》）

　　在如何治理國家上，孟子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仁政。孟子認為如何施行仁政呢？在仁政思想中，首先是經濟保障，所以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讓百姓過上一種富裕充足的生活。在經濟上為百姓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制度上的表現，就是實行井田制和“制民之產”。（《孟子·梁惠王上》）百姓如果沒有恒產的話，就沒有恒心，就會違法作亂，就會無惡不作。這里并不是說人心有多壞，只是要指出，當百姓生存不下去的時候，是什么事都可能會發生的。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第七十四章）意思是說，到了老百姓連死都不怕的地步，再用死去威脅他就沒有任何作用。因為當一個人活不下去的時候，他會認為鋌而走險是死，等著餓死也是死，為了生存下去，他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是很可怕的。同樣，孟子在這點上也說，一定要讓老百姓有生存權，能夠很好地生活下去?？墒墙y治者有時候卻不管百姓的死活，特別是在自然災難來臨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研究災害和饑荒的問題，他的研究為什么能夠獲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關注到了災荒和人事的關系問題。在世界歷史上，發生災荒的大多數原因并不是缺少糧食，但災難卻發生了，主要是因為別的地方不能把糧食拿出來供應給災區，從而使一個地區的人在短時間內大量死亡。所以，孟子說：“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這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國家貴在養德

　　孟子曾提出“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的說法。這里的“大”、“小”是指大諸侯國和小諸侯國。大諸侯國與小諸侯國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針對不同國力的諸侯國，孟子提出了不同的外交方法。我們知道，現在全世界有200多個國家，大小都非常不同，有的國家人口少至1萬人，甚至是幾千人，這種國家單靠其自身的軍事力量實難以生存下來。小國在大國面前如何保護自己？現代國際秩序的維持主要就是依靠國際法，國家不分大小都具有主權，也都要承擔國際義務，所以弱國受到強國侵略的時候可以訴諸國際法。

　　在現實世界里，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除了用國際法來解決國際糾紛以外，更現實的考慮是國與國之間的平衡。在孟子的時代，諸侯國關系里有很多小國，也有很多附屬國，他們該如何去做呢？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回答說：“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孟子·梁惠王下》）大國為什么還要侍奉小國呢？大國雖然大，但是對小國應該像對待兄弟一樣去愛護他、關心他，他才會從內心里尊敬你，這就是“以大事小”。

　　小國面臨大國應該怎么辦呢？孟子說：“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當時諸侯國中處在大國之間的小國有很多，其中滕國臨近齊國，齊國要筑薛城，薛城離滕國很近，滕文公非常害怕，怕此城筑起來會危及滕國。孟子告訴他不用擔心，接著便以“大王事獯鬻”的例子來勸導。他說，周當時受狄人的侵犯，大王不想發生沖突，就將自己的部落遷走了。當時是“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梁惠王下》）。大王沒有辦法，如果他不遷走，就面臨一場殘酷的戰爭，結果不可預測。他不能讓自己的人民白白犧牲，所以當時他讓步了。滕文公說，滕國是小國，要竭力事大國，仍不免于被兼，該如何是好呢？孟子告訴他，只要把小國治理好。如果非得決一死戰，老百姓會愿意為你戰斗的；你若治國無方，老百姓則不愿意為你戰斗。孟子說，宋也是小國，現在行王政，齊國和楚國都想討伐他，但不用怕：“茍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也就是說，對外的抵抗力來自于內部的治理狀況。

　　孟子有一句名言，叫“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孟子這句話是說“仁者”是不可戰勝的。梁惠王說別的諸侯國那么強大，我現在東敗于齊，“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對此我個人感覺非常恥辱，我想把我的人調動起來為他們洗刷恥辱，我如何去做。孟子給他提出的辦法就是施行仁政，把國內的人民治理好，讓老百姓過上好的生活。你只要把內政做好了，自然就“仁者無敵”。“仁者無敵”主要靠“人和”，在于贏得民心，即“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固若金湯但最后還是被攻破，其原因何在？這就是孟子說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

　　關于諸侯國之間的關系問題，孟子的原則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就是要以德勝人、以德悅遠近，用美德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讓附近的人都非?？鞓?，讓遠處的人都愿意到你的國家來，所以孟子說要用善和仁義去治理人，人們才會心悅誠服。

　　最后，我們做一個總結。就一個國家的內部的治理而言，單靠堅持正義是有限的，單靠壯大力量也是有限的。秦國主要是靠霸道而成為強國的，繼它統一了六國后，為什么在短時間內就垮掉了呢？漢代人總結秦國覆滅的教訓，說秦國過于追求強權，不講仁義和道德。王充總結過韓非學說的缺陷，也總結了秦國人統治的缺陷，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治理一個國家和治理天下要靠兩個東西，一要養德，一要養力。養德是培養正義的價值，而養力便是發展自己的力量。這兩個方面，一定要相互配合，缺一皆不可。（參閱王充《論衡·非韓》）從這種角度來看，孟子也許過分地強調“養德”，對于力量的發展他確實關心不夠，因為他認為一旦強調利益就會引起爭奪。這是我們對孟子“國際正義觀”的一些討論和總結。我們站在歷史的立場上，以現代的觀點看問題，要看到國家的發展一方面是國家力量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國家正義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