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尚任相關作品之中，《大學講義》是經常被人們忽視的一篇文獻。究其原因，蓋有兩點：首先，此文僅四百余字，內嵌于作者所撰《出山異數記》，并未獨立成目，研究者較少留意；其次，如周洪才所說：“尚任以文學名家，世人但知《桃花扇》、《湖海集》，殊不知其經學亦自淵源深厚，涉筆成文。”鑒于此，周先生在《孔子故里著述考》書中特為《大學講義》正名，歸入“經部·學庸類”，以此“為地方藝文存一掌故，為尚任著述增一門類”。若進一步思考，《大學講義》本是康熙二十三年孔尚任為闕里御前進講所作講稿，則其文本如何撰擬底定，文字內容與御纂經解有何呼應，其中傳達出怎樣的思想意蘊，無疑是值得深究的重要話題。

  首先，《大學講義》之起草、修改和定稿，包含了康熙及大學士王熙等人的深度參與?？滴醵晔辉轮醒滴跄涎不罔?，按照既定行程將赴曲阜祭孔。十六日至費縣，傳諭內閣等部署闕里講學事宜，意在“窮究心傳，符合大典”。內閣各部院會議：“皇上祀禮告成講書，令講四書、《易經》內二章，將講書之人員交與衍圣公，于五氏內（按：孔、顏、曾、孟、仲）不論有無品級，選擇學深講書明白者二人；應講書節，令翰林院擬定具題請旨。”同時提議，仿康熙八年臨雍之例，增加講書后宣勅環節。議上，奉旨：“勅諭著王熙宣讀，應講書節著翰林院、衍圣公會同選出講書人員擬定具題。”（孔毓圻等《幸魯盛典》卷四）

  接旨之后，翰林院掌院學士常書、侍讀學士朱瑪泰先至曲阜，安排講書細節。一是明確了進講內容，分別為《大學》首節（“大學之道”至“在止于至善”）和《易經·系辭》首節（“天地尊卑”至“變化見矣”）；二是會同孔子第六十七代孫、衍圣公孔毓圻，選定監生孔尚任撰寫兩節講章。敲定這兩項內容，顯然經過了悉心考慮，不妨先敘第二項。

  孔尚任曾云“自少留意禮樂兵農諸學，亦稍稍見之施行矣”；（李塨：《大學辨業·題辭》）后世亦稱其“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諳祖庭典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七）康熙二十一年，孔尚任受衍圣公孔毓圻敦請，助其治夫人張氏之喪；次年又延至祖庭，修孔氏譜，編闕里志，教授禮樂，督造祭器。二十三年秋諸事完竣，接聞康熙“有事闕里”，尚任復被留下，以襄祭典。加之尚任系六十四代圣裔、衍圣公近支，這些綜合因素使其成為此次闕里講書的合適人選。

  十六日深夜，在常書、朱瑪泰兩學士和山東巡撫張鵬、衍圣公孔毓圻見證下，孔尚任“不移晷而《大學講義》成”。限于史料，我們無法一睹這份講義的原始面貌，但它至少獲得了在場諸公的首肯。隨后，常書續促尚任寫就《易經·系辭》首節講義。朱瑪泰讀后亦感滿意，贊“名下固無虛士”，便繕寫封緘，與常書趕赴行宮復命。（《出山異數記》）

  不過，在未經御覽之前，這兩份講義只可勉稱初稿，其最終樣態尚需等待康熙裁定。十七日午后康熙至闕里，首要事項便是命改講義。據《出山異數記》，尚任于當日傍晚應詔來至行宮，翰林院掌院學士孫在豐傳旨云：“所撰講義雖好，但有數字未妥，即令改易”。孫在豐逐一指示應改之處，“隱有搯痕，蓋出睿鑒也，遂更擬數字，呈御覽訖”。倘若孔尚任所述真切，則不難體味到康熙對其講義褒譽有加。對照而言，起居注官記下的康熙口諭則直指講義要害：“上覽畢，顧常書等曰：‘所撰講章文字尚未得其精微，其篇末排語平仄亦少不調，音韻無倫。大典關系綦重，不可不加詳酌。’”（《康熙起居注》）易言之，從內容到形式，孔尚任所撰講義均與康熙的期許還有不小差距。

  按照康熙諭示，由大學士王熙等人修訂講義，“隨呈御覽，上稱善”。至此，兩份講義欽定告成，并將出現在次日闕里孔廟詩禮堂的講案上，借助孔裔之口（另命舉人孔尚鉝進講《易經》），宣示現場儒生和文武官員。

  其次，《大學講義》之文字、格式和主旨，與經筵日講影響下的御解《大學》高度契合。

  經筵專指仲春、仲秋兩次御前講席的開講典禮，日講則指經筵以外的御前進講。康熙清除鰲拜之后，始將經筵日講固定下來。據學者統計，康熙朝日講堅持了15年（康熙十年至二十五年），總計約900次；經筵則持續46年（康熙十年至五十六年），共計60次。（陳東：《康熙朝經筵次數及日期考》）

  自康熙十年二月十七日首舉經筵，《大學》《尚書》等便成為康熙前期經筵日講的主要內容，且嚴格遵循程朱等宋儒經解。經筵日講過程中，君臣之間互有闡發，不但幫助康熙深入掌握了經典要義，也使其變被動學習為主動講授，悄然扭轉著自身角色。十六年初，四書講畢，喇沙里、陳廷敬奉旨編定滿漢文本《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為治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間，轉入講習《易經》。二十三年四月，刻成頒行《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其體例與宋以來奏進講義大致略同，而于觀象之中，深明經世之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闕里講學向稱“縮小的經筵”，在此場合選定康熙相當熟稔的《大學》和《易經》兩節內容，且關乎人君立身、王朝立治，自是符合大典之需。大學士王熙身為康熙朝首批滿漢16位經筵講官之一，先后10次直講經筵，顯然深諳此旨，是以經其修改后的講義被康熙認可稱善。王熙修訂參照的范本，正是兩部御纂《解義》。

  我們謹將改定本《大學講義》與《日講四書解義》相關部分加以對照，立能發現兩者主旨、行文均高度吻合。如對《大學》首章首節之定位：“此一章書，是言修己治人內圣外王之要道，乃《大學》一書之綱領；此一節，又圣經一篇之綱領也。”兩書文字幾乎盡同。又如“在明明德”，《解義》釋曰：“德者，天所賦于人心，至虛而無所累，至靈而無所蔽，能包函眾理而酬應萬事，故謂之明德。德本明，而氣稟拘于有生之初，私欲蔽于有生之后，則明者有時而昏矣，然其本體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發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復其本然至虛至靈之全體，方為有本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明明德。”《講義》則寫道：“德者，命于天而賦于人，至虛至靈，具眾理而應萬事，本明者也。但為氣稟物欲所拘蔽，則明者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嘗或息，必因其善端之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大學》之所以立體也。”兩者主旨一以貫之，只不過后者文字更為精練，蓋因闕里講書無法像在內廷那樣從容展開。余下依次闡發“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兩書對觀也并無二致。經過大學士王熙等人修改后的篇末贊頌之語，如“睿謨炳照，圣學緝熙，精一遠溯唐虞，性道親承沫泗”，類似語式措辭早已見于尋常經筵日講之中。它們與經義闡釋一道，構成了完整的御前進講文本，足襄祀孔盛典。

  （作者：孔勇，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