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見于齊王（齊宣王），問詢齊王是否“嘗語莊子以好樂”，齊王聽聞此語瞬間“變乎色”。這一強烈的身體反應，是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東漢趙岐等認為齊王的“變乎色”是一種“怒”，“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南宋朱熹認為是一種“羞慚”，“慚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陳天祥認為慚、怒兼而有之，“慚者，慚己所好之不正而為孟子所知；怒者，怒莊暴不為己隱輒以告孟子也”。從羞怒心理的產生來看，一是緣于齊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給他帶來了強大的精神壓力；二是因為莊暴的告知，使孟子作為“他者”登場，造成齊王在孟子面前產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為外國嘉賓及賢者身份，使齊王經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從“王變乎色”這一現象，既可以看出齊王作為一國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與私欲之間的張力，還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觀念中的“王道之階”之所在。“好樂”之“樂”字，宋人陳善、清人閻若璩等讀作“悅樂”之“樂”，但孟子所謂“今之樂由古之樂”屬于對齊王的開導誘掖，是權變之辭，屬“救時之急務”，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勸導國君與民同樂，推行王道。

關鍵詞：齊宣王 “變乎色” 孟子學 現象學 政治學

《孟子·梁惠王下》記錄了齊國臣子莊暴（文中又稱莊子）見孟子以及孟子見齊王（齊宣王）時的數則對話，其核心論題是如何看待齊王之“好樂”，孟子的基本主張是“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其真正意圖則是勸諫齊王須“與民同樂”，認為如此“則王矣”。此處對話，不僅體現出孟子的古典“樂論”，更體現出孟子一以貫之的政治哲學主張，故而東漢趙岐在總結本章“章指”時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于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1]

不過，本文關注的重點并非孟子的樂論及王道觀，而是孟子見于齊王談及“好樂”之事時齊王的一個身體表現，即所謂“王變乎色”。“變乎色”，意即變了臉色（英國漢學家理雅各譯為the king changed color），顯然是內心起了極大的波瀾。此處值得探究的是，當齊王聽到孟子詢問“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時，何以會有如此大的身體反應？“變乎色”究竟體現了齊王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這一心理狀態與問答的實際場景、孟子的身份地位、齊王的社會角色、時人的知識觀念等究竟有何關聯？由“王變乎色”入手，借用現象學的方法，細致分析這一身體現象的成因，進而探求現象背后的本質，不妨作為理解孟子思想的一個別樣路徑。

分析方便起見，茲移錄《梁惠王下》首章全文如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于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于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2]

一、何謂“變乎色”？

《孟子》一書中，齊王與孟子的交往對話不下數十則。直面對話過程中，齊王因不同心態而在身體上有不同顯現的情形即有多處，比如《梁惠王下》第六章，當孟子問及“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時齊王的“王顧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上》第七章，當孟子肯認齊王以羊易牛的行為“是乃仁術也”時齊王的“王說曰”，等等。即如身體反應較為劇烈的“變乎色”，亦不止“莊暴見孟子”章一處?！度f章下》第九章載：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后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3]

面對齊王之問，孟子秉持“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的原則，對貴戚之卿和異姓之卿作出區分，并稱貴戚之卿的屬性即是“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易位”一語極有刺激性，是對國君這一身份所擁有的權力、名聲雙重顛覆的過激之舉（固然趙岐稱“易君之位”后“更立親戚之賢者”[4]，政權依然歸于同宗），故而齊王才有“勃然變乎色”的強烈反應。趙岐稱：“王聞此言，慍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5]心中有“慍怒”有“驚懼”，齊王臉色自然會迅即變化。

“莊暴見孟子”章，孟子對齊王的問詢，內容與“齊宣王問卿”章中“卿易王位”的話題迥乎不同，齊王何以也會“變乎色”？一個與“樂”有關的問題，何以也使齊王內心如此不安？我們首先要探究的是，此處齊王的“變乎色”，究竟意味著什么？歷代學者的相關解釋，大端如次：

其一，“變乎色”是一種“怒”。趙岐稱：“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6]所謂“慍恚”，按照宋人孫奭的說法，即是一種“憤怒”，《孟子注疏》稱：“齊王自孟子問之后，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憤莊暴言己之好樂于孟子也。”[7]據《說文》，“恚”字又含“恨”之義，[8]“慍恚”因此成了“慍怒”和“怨恨”交織的一種情感。雖然這里沒有“齊宣王問卿”章的“驚懼”，但“憤怒、怨恨”已然是一種十分激烈的情緒反應，故而與齊王通常的臉色即所謂“常容”大異。這表明，齊王對于孟子“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的提問是極為惱火的。

其二，“變乎色”是一種“慚”。朱子的解釋與趙岐不同，他認為齊王之“變乎色”不是“怒”，而是內心“慚”的一種外在呈現，他說：“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9]元人陳櫟曾言：“不恤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慚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10]陳氏作為新安學派代表學人，持較為明顯的“尊朱”立場，對于齊王“變乎色”的解釋，完全贊同朱子“慚”的定位，只不過沿用宋代理學家的主張，以天理、人欲解說之所以“慚”的緣由。

“慚（慙）”字，《說文》的訓釋是：“愧（媿）也。從心，斬聲。”[11]據清人龍璋所編《小學蒐佚·考聲三》，所謂“慚”，是指“辱之時面目羞恥也”，則“慚”與“愧”“羞”“恥”諸情感意近。歷代也多有學者以“愧”“羞”或“恥”來解釋這里的“變乎色”。

元人許謙《讀四書叢說》解“變乎色”為“愧”，許氏云：“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于孟子，故其下直言之。”[12]胡廣《孟子集注大全》亦沿用此說。

宋人張九成《孟子傳》曰：“至于語莊暴以好樂者，謂好世俗之樂也，意不欲使孟子聞之。及為孟子所問，故其心赧然至變乎色也，不敢面欺孟子。”[13]所謂“赧然”，是指因羞愧、羞慚而臉紅，朱子在解釋《孟子·滕文公下》的“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時，將“赧赧”釋為“慚而面赤之貌”[14]。張九成在這里雖然沒有直接用“羞”字來形容，但用“赧然”來解“變乎色”，其語意上更接近于“害羞”之“羞”。今人陳來先生解釋此章，以現代漢語譯為“‘王變乎色’，齊宣王馬上臉色就變了，他有點不好意思，就說……”[15]，所謂“不好意思”，其意亦正指“羞”。

其三，“變乎色”是一種“恥”。近人郝蔚初徑直將“變乎色”解為“恥”，這在歷代解說中較為少見。他說：“然作樂本以娛心，古今中外其理一也，而齊宣王以為恥者，何也？蓋非但樂器有別，而作樂之情況與目的亦大有殊也。”[16]郝氏這里本是解釋齊王“變乎色”的緣由，卻將齊王的身體反應解釋為因“恥”而起。通常說來，“恥”字語意較諸“慚”“愧”“羞”等，來得要更重一些，而且“恥”之情感往往因“辱”而起，“恥”本身即含“辱”義。[17]

其四，“變乎色”乃“慚”“怒”兼而有之。從日常生活經驗可知，由“慚”變色與由“怒”變色，在程度上有輕與重的差別。成語“聲色俱厲”所體現的，正是憤怒時人的臉色極為難看的情狀。在元人陳天祥看來，齊王的“變乎色”，不唯包含“慚”的情緒，而且包含“怒”的情緒，是二者兼而有之。陳氏言：“注文以變色為慚，舊說為恚怒，其實慚、怒兼有之。慚者，慚己所好之不正而為孟子所知；怒者，怒莊暴不為己隱輒以告孟子也。”[18]陳氏之所以這樣理解，倒不是簡單地調和趙岐、朱子“怒”“慚”二說，而是認為齊王所“慚”所“怒”的內容并不一樣，齊王此時的情緒并非單一，既有所“慚”，亦有所“怒”。陳天祥之學術，受到金代北方學風的深刻影響，他對朱子之說多有批評與補苴，[19]對于“變乎色”的解釋，也與元代多數理學家遵從朱說的立場有所區別。照陳天祥所說，齊王此時更接近于一種“惱羞成怒”的情緒狀態。

二、“好樂”何解？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齊王面對孟子的問題變得“怒”或“慚”，“羞”或“恥”？這需要回到孟子的問題本身。

孟子面對齊王詢問其是否“嘗語莊子以好樂”，有這樣一個背景：齊臣莊暴主動來看孟子，稱自己曾受齊王接見，[20]齊王告訴他自己“好樂”，莊暴一時無言以對，便來請教孟子“好樂何如”。孟子對齊王之“好樂”給出了一個極其肯定的態度，稱：“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楊伯峻譯為：“王如果非常愛好音樂，那齊國便會很不錯了。”[21]）后來某天，孟子受到齊王接見，便當面問詢齊王：“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齊王聽到此一問題，瞬間“變乎色”，并直言道：“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見此對齊王說了與對莊暴同樣的話，同時提出了著名的“今樂猶古樂”的觀點，稱：“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這里有一個細節值得特別關注，就是當齊王告知臣子莊暴自己“好樂”的時候，莊暴的反應為什么是“未有以對”？這與齊王聽到孟子問他是否“嘗語莊子以好樂”時“變乎色”的反應，引出的實質是一個問題，即“好樂”究竟何解？因為從邏輯上講，假如“好樂”即指字面上的“愛好音樂”，莊暴沒有理由因覺得為難而“未有以對”，齊王也沒有理由對此一現代觀念中的“雅好”而感到羞慚甚或憤怒。因此在莊暴和齊王的觀念中，“好樂”一定是一個很不體面的事情?？梢?，所好何樂，大有講究。

齊王面對孟子所謂“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的回應，是一種自嘲，也是對“好樂”一語的一種解釋。在齊王那里，所好非“先王之樂”，而是“世俗之樂”。先王之樂，即“先圣王之樂”，指足以體現圣王之治的平正雅樂；世俗之樂，則“謂鄭聲也”[22]，指搖蕩性情、“易以喪業”[23]的淫靡新聲?？鬃釉缇驼f過“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的話，“鄭聲”屬于靡靡之音，從政治哲學角度講，與亡國敗政幾乎是同義語，圣明君主避之唯恐不及。正因為如此，當莊暴聽到齊王對自己稱喜好“亂雅樂”的“鄭聲”時，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是好。莊暴當時似乎面臨“兩難”：若不贊同國君之說，則掃國君之顏面；若贊同國君之說，則又違背基本的政治倫常。在孟子的觀念中，臣對君不可阿諛逢迎，而須盡匡正之責，這才是真正的事君之道，《孟子·離婁上》即云：“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正因為如此，當齊王猛然得知孟子知曉自己喜好世俗之樂這件事時，才會因羞慚或惱怒而“變乎色”。“好樂”即好“世俗之樂”，這是理解齊王“變乎色”的一個前提。

三、何以“變乎色”？

人們通常用“喜怒不形于色”來形容一個人的從容不迫、胸有城府，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人在特定情境下因某種刺激而發生臉色上的變化，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以說是人最基本的生理、心理反應。那么，齊王在面對孟子時，何以感覺到了慚愧或羞怒從而“變乎色”？不妨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理解這一問題。

首先，“好之不正”。如前所述，朱子將齊王的“變乎色”理解為一種羞慚或羞恥，之所以產生羞慚感的緣由是“好之不正也”。也就是說，齊王自己也覺得喜好世俗之樂并不光彩。一方面，齊王自身具有基本的道德感和自尊心，作為國君，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名聲，內心也有對自尊、自愛的渴望，[24]這是羞慚感產生的基本前提，可以算作齊王“變乎色”的內部動因；另一方面，喜好世俗之樂很不光彩，對時人來講是一種共識，這一知識領域的公共觀念也會給逆反而為者帶來輿論及精神上的壓力，這可算作齊王“變乎色”的外部動因。此處齊王之“變乎色”，很大程度上便緣于這一壓力，孟子接下來的回應，也相應采取了緩解齊王精神壓力的對策。清康熙間欽定《日講〈四書〉解義》稱：

孟子雖與暴言，然恐好樂之旨暴未必能達之于王，即能達之于王，且未必能曲暢其說。故他日見于王而問曰：“王曾語莊子以好樂，有是言乎？”王乃勃然變色曰：“樂固不同，有先王之樂，有世俗之樂。寡人所好，非能如《咸》《英》《韶濩》，古先圣王之所作也。不過新聲雜奏，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道哉？”此齊王自慚所好之不正也。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曰：“樂論公私，不論今古。誠使王好之之甚，不徒嗜其聲音之靡曼，而得其和氣之充周，則自上達下，歡然交欣，齊國其庶幾于治乎！蓋樂備乎文，實生于情。古今之樂，文不同而情同。古樂固足以興化，今樂亦足以致治。吾王欲審其所好，惟在甚與不甚之間耳，豈今樂獨異于古耶？”孟子此言，非謂雅頌之音與鄭衛等，正以作樂之本，無非生于人心之和，故即齊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此亦格非心之一端也。[25]

在這里，康熙經筵講臣道出了不少字面背后的潛含之義。比如將“先王之樂”即解為帝堯之樂《咸池》、帝嚳之樂《六英》、商湯之樂《韶濩》，將“世俗之樂”即解為“新聲雜奏，適一時之聽聞而已”。雅俗之間的強烈對比，更進一步強化了齊王的“自慚所好之不正”，齊王的“變乎色”正緣此而來。不過孟子所謂“樂論公私，不論今古”，“古樂固足以興化，今樂亦足以致治”，一方面化解了齊王因“好之不正”而“變乎色”的尷尬，一方面也趁機將“齊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達到了勸諫齊王、格君心之非的目的。

其次，“聞于孟子”。元人許謙《讀四書叢說》云：“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于孟子，故其下直言之。”[26]本來，齊王“好樂”之事，在齊王主動告知自己的臣下莊暴時，自身并未感覺到有多少羞慚，然因莊暴的“泄密”而使此事“聞于孟子”，齊王則有羞愧之色，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孟子作為“他者”的出現。薩特曾經把羞感界定為“在他人面前對自我的羞”[27]，因此“他人的存在（包括潛在的存在）是羞感產生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構成了羞感的本質，薩特甚至由羞感分析出發確定他人的無可置疑的存在”[28]。在這一事件中，孟子的出現已經不是一種潛在的存在，而是當齊王之面。當孟子直面齊王詢問是否“嘗語莊子以好樂”時，便相當于將一件丑事直接曝光了，齊王自然會感覺到較為強烈的羞慚并因而“變乎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元人陳天祥才把齊王此時的表現解釋為“慚”和“怒”兼而有之。因為無論是“慚己所好之不正而為孟子所知”，還是“怒莊暴不為己隱輒以告孟子也”，[29]都使孟子在此一事件中作為“他者”登場了。陳少明先生也認為：“羞恥感的分析，除了揭示隱含在自我中的身心問題外，還把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也呈現出來。……不論有面子還是沒面子，他者的在場是一個構成要素，因為它得從他人的眼光中才能看出來。所謂‘在場’不必是在物理意義上的場境，而是在輿論所及的范圍內。”[30]試想，假如莊暴未曾把此事告訴孟子，孟子對此事一無所知，從未“在場”，孟子便不會有此詢問，齊王也就沒必要、沒條件在孟子面前因羞慚而“變乎色”了。

最后，“賢者之問”。造成齊王“變乎色”的另外一個重要條件，是在此一事件中孟子的特殊身份。這一身份的特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孟子在齊王面前屬于外國賓客，一是孟子在當時享有較高聲望，是一位“賢者”。無論哪個方面，都會使齊王感到壓力而產生羞慚之情。前者的壓力來自于齊王作為國君面對外國賓客時的身份尊嚴要求，一國之君在外國賓客面前露丑，自然會產生羞恥感，“舍勒認為，在任何一個羞感行為的發生中都存在著引發羞感的‘原動力’——‘回返自身’（Rückwendung auf ein Selbst）。……舍勒強調，‘羞感是對我們自身的感受的一種形式，因此屬于自身感受的范圍’”[31]。后者的壓力則來自于孟子作為“賢者”的權威，作為弘揚孔子之學的推進者，齊王應當知曉孟子對先王之樂、世俗之樂的態度，故而當孟子提出這一問題時，齊王內心是感受到壓力的。

宋人張九成認為齊王之好鄭聲是一種“非心、邪思”，屬于“凡俗之心”，面對賢者孟子之問，頓生羞慚之情?！睹献觽鳌肪砣疲?/span>

孟子養浩然之氣，親傳孔子之道，其正心誠意，誰不尊仰？往往非心、邪思一見孟子，皆悉破散。何以知之？齊宣王語莊暴以好樂，及孟子問之，乃遽然變乎色，以是知宣王凡俗之心不敢對孟子而言。其對孟子言者，皆自端莊中來也。至于語莊暴以好樂者，謂好世俗之樂也，意不欲使孟子聞之。及為孟子所問，故其心赧然至變乎色也。不敢面欺孟子，乃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特好世俗之樂耳。”其語雖鄙，其意則真。[32]

在張九成看來，齊王喜好世俗之樂的“凡俗之心”，在賢者孟子的“浩然之氣”“正心誠意”面前遜色太多，齊王自然不想讓孟子知曉；一旦被孟子知曉并被當面問及，其自然會“赧然至變乎色”。

四、“王變乎色”與古典政治學

“王變乎色”的現象，可以折射出中國古典政治學的某些特性。從“王變乎色”這一現象，既可以看出齊王作為一國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與私欲之間的張力，還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觀念中的“王道之階”之所在。

首先，我們關注歷代學者基于“王變乎色”對于齊王性情的評價。單從“莊暴見孟子”章看，齊王愛好“世俗之樂”似乎顯得政治品格不高，但就人之性情而言，歷代學者對齊王還是多所肯定。宋人楊時《龜山集》載：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樸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子，其樸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33]

“王由足用為善”(《孟子·公孫丑下》）是孟子對齊王的評價，楊時對此的解釋是，齊王因直告孟子而并未隱諱自己的“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等不雅之好，這表明齊王在性情上是“樸實”的，而性情上的“樸實”是政治上“足以為善”的重要條件，也為齊王最終有可能“入堯舜之道”提供了可能。故此，孟子當年離開齊國時才有“三宿而后出晝”的遲緩舉動，以至于被尹士質疑為“何濡滯也”（《孟子·公孫丑下》）。究其因，在孟子看來，齊王是具備條件施行仁政的，孟子始終對齊王的施行王道充滿期待。

不過在元人陳天祥的觀點里，齊王的“足用為善”，不是僅指性情上的“樸實”，而是有著更深層的依據。《四書辨疑》稱：

直告不隱固為樸實，只樸實亦恐未至于足用為善也。況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有因不得已而言者，有因慚怒而言者，意皆自謂不能行先王之道，此不幾于自暴自棄乎？指此為足用為善，義無可取。孟子平昔許齊宣王之意，惟在不殺觳觫之牛，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是也。“足用為善”意，正在此，非指樸實而言也。[34]

在陳天祥的觀念中，齊王的“足用為善”，最根本的還是緣于他的“不殺觳觫之牛”。這表明齊王具有不忍之心，由對牛羊的不忍推廣而至于百姓，就可以“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孟子·梁惠王上》），這正是孟子對待齊王始終抱有期待的最深層的原因。

其次，在孟子與齊王的這場對話中，充分體現出孟子善于誘導、啟發的本領。孟子常常能夠做到將一個嚴肅甚至尷尬的話題變得能夠讓對方易于接受，并且始終朝著符合孟子政治主張的方向發展。在“莊暴見孟子”章中，從齊王的“變乎色”到語氣明顯和緩地進一步詢問“可得聞與”，即表明孟子把控局面的成功。不過，從幾個回合的問答中，我們始終感受到“古之樂”與“今之樂”、“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與人樂”與“獨樂”、“與少樂”與“與眾樂”之間的張力。眾“樂”背后所反映的，實質是不同的古典政治觀念。

宋人張栻對孟子的這一語言藝術亦頗為推崇，稱：“莊暴以齊宣王好樂之問問于孟子，孟子舉暴之語以告于王，因而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啟告者矣。”[35]這里的“擴之以公理”，從對“樂”的評價自然引出了對古典政治的評價。張栻接下來在回答某種質疑時即稱：

或曰：“如孟子之說與民同樂，則世俗之樂，好之果無傷乎？”曰：“好世俗之樂者，私欲；而與民同樂者，公心也。能擴充是心，則必能行先王之政，以追先王之治，世俗之樂，且將消靡而胥變矣。孟子不遽詆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啟告者也。”[36]

在張栻看來，孟子以與民同樂為“公心”，以世俗之樂為“私欲”，對二者的區分是嚴格而清楚的。之所以說與民同樂為“公心”，是因為“先王之樂以樂民”；之所以說世俗之樂為“私欲”，是因為“世俗之樂以樂身而已，尚何異魏文倦于聽古樂、晉平樂于聽新聲哉”[37]。孟子在與齊王的對話中，正是極力將齊王從好“世俗之樂”拉到好“先王之樂”來，以“公心”戰勝“私欲”，從而與民同樂，這才是追效“先王之政”、實行王道的必由之路?？滴酢度罩v〈四書〉解義》也強調了在“好樂”問題上“克去己私”的重要性，稱：“誠能克去己私，廓然大公，則萬物一體之懷，即為宇宙太和之象。甚矣，同樂之為貴也。”[38]

張九成則以“天理”“人欲”來解說“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孟子傳》稱：

然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豈可交臂而論乎？先王之樂，《咸》《韶濩》《武》之謂也；世俗之樂，鄭衛之謂也。先王之樂自天理中來，鄭衛之樂自人欲中起。[39]

如此解說，則使“王變乎色”現象背后的公私問題，帶有了理學形上學的色彩。最后，讓我們重新回到漢人趙岐對“莊暴見孟子”章的解說：“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于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回答：從“王變乎色”出發，“王道之階”究竟如何體現？趙岐何以引用“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語為本章作結？所謂“王道之階”，實質就是指孟子如何根據齊王自身的情況，一步一步將其引導到“與民同樂”的道路上來，因為在孟子看來，充分發揚其“不忍之心”，將“私欲”摒退于“公心”之后，這樣才有希望真正施行王道。孟子在本章對話的結尾也再次就何以進階王道正告齊王：“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梁惠王下》）張九成認為，本章對話充分體現了孟子的“權變”思想，而“權變”的目的，亦正是通過開導誘掖，引導齊王“坦然趨于先王之路，因事立功，轉邪為正，圣道之權，孔門之變也”[40]。

而之所以引用《孟子·公孫丑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語作結，則是緣于本章一個核心問題，即為“好樂”，而“作樂之本”即是“和”?？滴酢度罩v〈四書〉解義》即曾言：“孟子此言，非謂雅頌之音與鄭衛等，正以作樂之本，無非生于人心之和，故即齊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此亦格非心之一端也。”[41]張九成則從天理、人欲角度論樂之“和”與“與民同樂”的關系：

孟子知樂之作以天理為主，而樂之本以人和為先。天理難見，人和易明。故孟子之談王道，則以衣帛食肉、不饑不寒為言；言好勇，則以安天下為言；言好色、好貨，則以與百姓同之為言；言好麋鹿魚鱉、好今之樂，則以與百姓同樂為言。其意專欲實效及于民，而以人和為本意。至于制作變化，固又有待而行耳。[42]

既然“樂之作以天理為主，樂之本以人和為先”，那么就“好樂”而言，自然應該喜好以“樂民”為目的的“先王之樂”，而不能喜好以“樂身”為目的的“世俗之樂”；倘就齊王目前的情況退一步說，即便不好“古之樂”而好“今之樂”，也應當做到“與人樂”“與眾樂”，因為倘若做到了與民同樂，個人對樂的喜好態度也會最終發生改變，正所謂“即齊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就齊王而言，需要逐漸引導鼓勵方可真正施行仁政，“階”之義，正在于此。

五、yuè還是lè？

“莊暴見孟子”章中，出現了若干個“樂”字，談及齊王“好樂”問題時，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好樂”之“樂”當讀“禮樂”之“樂”（yuè）。比如趙岐《孟子章句》解“世俗之樂”為“鄭聲”，即是如此讀法，孫奭《孟子注疏》、朱子《孟子集注》等歷代重要注本亦多作此解。然而也有不同讀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宋人陳善，他曾專門撰《辨〈孟子〉言悅樂鼓樂之異》一文，以為“好樂”之“樂”當讀為“悅樂”之“樂”（“樂”字此義，古音讀luò，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于“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一句下注曰：“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悅樂義，今讀作lè）。讀法不同，意義亦因之有別。陳善稱：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于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于行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于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茍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也，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孟子又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所謂其應如響，其實陽開而陰塞之也。鼓樂與田獵，所以為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當為禮樂字，其他“獨樂樂”與“眾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皆以為悅樂之樂，則所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齊宣王嘗曰：“吾何修而可比于先王觀也？”言先王觀則樂，言先王樂有何不可？[43]

陳善在這里主要從語法邏輯上指出，“田獵”與“禮樂”非屬同類（“無乃非其類乎”），不可相提并論，若“好樂”之“樂”字讀作“禮樂”之“樂”（yuè），由“禮樂”一下子過渡到“田獵”，于邏輯上不太通順，故須讀作“悅樂”之“樂”（lè）。不過我們需要反問，陳善讀“樂”作lè，在文意上姑且也算可以圓通，但是否有語言訓詁學上的依據？畢竟通常的理解是“禮樂”之“樂”，而且像《禮記·樂記》中魏文侯與子夏討論的“古樂”“新樂”，從上下文可以明確判斷是指“禮樂”之“樂”，絕不能讀作“悅樂”之“樂”。清代考據學大家閻若璩贊同陳善之說，并為其找到了文獻學上的依據，他以《左傳》中的成例來為陳善之說張本，閻氏稱：

或謂愚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為“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44]

雖然僅是孤證，卻也表明“古之樂”之“樂”并非不可以讀作“悅樂”之“樂”。但此章“樂”字眾多，僅此一例尚不足以顧及全部情形。即如本章開頭反復出現的“好樂”一詞，是否可以讀作“悅樂”之“樂”，也需要找到相應用例方可。陳善、閻若璩均未提供語例，不過在毛詩《唐風·蟋蟀》中，三章中分別出現“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諸句，其中的“好樂”之“樂”，照歷代解說應當讀作“悅樂”之“樂”[45]。閻若璩贊同本章諸多“樂”字讀作“悅樂”之“樂”，不僅提供了一處訓詁學上的證據，還從事理上作出了詳致解說：

蓋孟子曾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為好禮樂，莊暴庸臣，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即齊音敖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耶？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后轉之于當道耶？應不至此。必讀為悅樂字，文義方協。大抵詩書無口，冤直難明，后人多為先儒成說所壓折，而不暇自伸其心思目力，以追尋圣賢微文奧義于千載之上，遂相率而為矮人見耳。悲夫！旋檢郝氏《孟子解》，亦曰：“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即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特曰臣請為王言樂。”[46]

閻氏提到的“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語出《孟子·梁惠王下》第四章，是齊王見孟子于雪宮并問詢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時，孟子引用晏子的話。從此節對話的主題看，顯然是討論“悅樂”之“樂”，“流連之樂”之“樂”，也應當讀作lè。如此說來，“流連之樂”與本章所謂“好樂”，都是不體面、不光彩的事情，所謂“一旦語及其心病”，所指正在于此。職是之故，“語及其心病”既是齊王聞孟子之問而“變乎色”的一個背景，也是最直接的一個緣由。在閻氏看來，以“悅樂”之“樂”解讀此章，解決了上下文邏輯上存在的不通之處，如此說解“文義方協”，并大贊陳善“真通人之言也”。

不過，清人翟灝對陳氏、閻氏之說持謹慎態度，他說：“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為悅樂，觀《晏子春秋》與《后漢書》，亦不為無因。舊注所倚，既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為據。”[47]

其實，無論讀作“禮樂”之“樂”（yuè），還是讀作“悅樂”之“樂”（lè），皆可成一家之言，只不過經典當中多數傾向于前者。這里最主要的問題是，既然孟子對待齊王的態度是開導誘掖，并且孟子還說出了“今之樂猶古之樂”這樣的話，可見孟子所運用的確實是“權變”之術，古樂、今樂之別并非此刻討論的重點，找到古樂、今樂的共同點，[48]使齊王喜好“世俗之樂”一事不致當面顯得過于尷尬，在“王變乎色”之后啟發齊王問出“可得聞與”的話，并勸說其做到“與人樂”“與從樂”“與民同樂”，從而引導其施行仁政，推行王道，這才是孟子最終的政治追求。

 

本文系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四書學與中國思想傳統研究”（項目批準號:15ZDB005）階段性成果。

 

[1]焦循：《孟子正義》卷四，沈文倬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06頁。“今之樂由古之樂”，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由”作“猶”，二字相通。

[2]朱熹：《孟子集注》卷二，《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13—214頁。

[3]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書章句集注》，第324頁。

[4]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一，沈文倬點校，第728頁。

[5]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一，沈文倬點校，第728頁。

[6]焦循：《孟子正義》卷四，沈文倬點校，第99—100頁。

[7]趙岐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錢遜審定：《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0頁。

[8]參見許慎：《心部》，《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21頁。“恚，恨也。從心，圭聲。”

[9]朱熹：《孟子集注》卷二，《四書章句集注》，第213頁。

[10]胡廣：《孟子集注大全》卷二，《四書大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許慎：《心部》，《說文解字》，第223頁。

[12]許謙：《讀四書叢說》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張九成：《孟子傳》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朱熹：《孟子集注》卷六，《四書章句集注》，第270頁。

[15]陳來：《梁惠王篇》，《〈孟子〉七篇解讀》，濟南：齊魯書社，2018年，第62頁。

[16]郝蔚初：《今之樂由古之樂論》，《北平市木業同業公會月刊》1937年第11—12期。

[17]許慎：《心部》，《說文解字》，第223頁。“恥（），辱也。從心，耳聲。”

[18]陳天祥：《四書辨疑》卷九，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19]參見周春?。骸对臅鴮W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9—199頁。

[20]楊伯峻先生稱：“‘暴見于王’和‘莊暴見孟子’不同。一有介詞‘于’字，一不用介詞。‘見孟子’是‘來看孟子’，‘見于王’是‘被王接見’。”［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8頁腳注a］

[21]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上），第27頁。

[22]前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孟子注疏》，引用東漢趙岐《孟子章句》之解曰：“王言我不能好先圣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庇浽疲?ldquo;‘圣’，監、毛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孟子正義》同。”（趙岐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錢遜審定：《孟子注疏》，第38頁）

[23]晉人嵇康《聲無哀樂論》云：“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

[24]陳少明先生《明恥——羞恥現象的現象學分析》一文稱：“羞惡中的羞，即羞恥心，還有另一層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也是愛，不是愛人而是自愛。通過對羞、愧、恥、辱四型的現象分析，非常清楚地看到羞恥或恥辱感本身所體現的自尊心。羞恥感是自卑的體現，而自卑的背后有自尊的渴望。”（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182頁）

[25]愛新覺羅·玄燁欽定：《孟子》，《日講〈四書〉解義》（下）卷十四，庫勒納、葉方藹等編撰，李孝國等今注，北京：中國書店，2018年，第21—22頁。

[26]許謙：《讀四書叢說》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7]薩特：《存在與虛無》，陳宣良等譯，杜小真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293頁。

[28]張任之：《心性與體知——從現象學到儒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239頁。

[29]陳天祥：《四書辨疑》卷九，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30]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第170—171頁。

[31]張任之：《心性與體知——從現象學到儒家》，第239—240頁。

[32]張九成：《孟子傳》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3]楊時：《龜山集》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4]陳天祥：《四書辨疑》卷十，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35]張栻：《孟子說》卷一，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36]張栻：《孟子說》卷一，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37]陳旸：《孟子訓義》，《〈樂書〉點?！肪砭攀唬瑥垏鴱婞c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12頁。

[38]愛新覺羅·玄燁欽定：《孟子》，《日講〈四書〉解義》（下）卷十四，庫勒納、葉方藹等編撰，李孝國等今注，第22—23頁。

[39]張九成：《孟子傳》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0]張九成：《孟子傳》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1]愛新覺羅·玄燁欽定：《孟子》，《日講〈四書〉解義》（下）卷十四，庫勒納、葉方藹等編撰，李孝國等今注，第22頁。

[42]張九成：《孟子傳》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3]陳善：《捫虱新話》卷一，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3—14頁。

[44]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卷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5]《毛詩正義》云：“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為節。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于禮義，勿使逾越于禮也。”（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龔抗云等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卷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43頁）

[46]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7]轉引自焦循：《孟子正義》卷四，沈文倬點校，第101—102頁。

[4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引用宋人范祖禹之說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朱熹：《孟子集注》卷二，《四書章句集注》，第214頁）

 

作者：周春健，中山大學哲學系暨中山大學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朱玉婷，中山大學哲學系在讀博士生

來源：《孔學堂》（中英雙語）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