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山東老年大學主辦，孟子研究院、中共濟寧市委老干部局、濟寧市文化傳承發展中心、濟寧老年大學承辦的“居仁與隆禮——孟荀思想解讀”第十講在山東老年大學進行錄制，特邀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肖永明作了《亞圣與后圣——孟子荀子的地位及影響》主題講座。

孟、荀兩位大儒，一位從宋代開始成為“亞圣”，一位被清末學者稱譽為“后圣”，歷史命運有不同的軌跡，考察孟荀地位與影響的演變歷程，有助于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演變有更為深入理解。

從《孟子》一書看，孟子有過受禮遇乃至作上賓的待遇，但更多的是落魄的遭遇。孟子從初出仕父母之邦鄒國開始，先后游歷了齊、宋、薛、鄒、魯、滕、梁國，最后再次返回齊國做齊卿。從《孟子》一書看，孟子在多國待遇和地位都不高：孟子初游齊時，沒有受到齊威王的重視，因此說“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孟子·公孫丑下》），最后離開齊國時還因此拒絕了齊王饋贈的一百兼金；宋國為小國，宋王周圍善人又太少，《孟子》中看不到孟子與宋王的對話，可見孟子在宋國也不得志。而在薛、鄒、魯，孟子停留時間很短，魯平公本來“將見孟子。”對孟子產生了一點興趣，但其嬖（bì）人（位卑而受寵者）臧（zāng）倉阻止了他，說：“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后喪逾前喪。君無見焉！”孟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這時已經年逾六十，于此回鄒國，不再出游。戰國后期，雖然有孟子后學在《五行》篇中繼承和發揚了孟子部分思想，但沒有一次明確言及孟子。

荀子多次對孟子學說進行了批評。荀子把子思與孟子看作一個前后相承的學派，即后世常說的思孟學派。他認為此學派雖效法先王，但卻不知先王之“統”。綜合孟、荀的思想與后人的解釋，荀子的批評主要源自二人學說的巨大差異：荀子把“略法先王”作為思、孟的第一宗罪狀，而“法先王”正是孟子政治學說的核心之一，由此可以牽引出仁政、修身、性善等諸多問題，荀子雖主張“法后王”，但也認同“法先王”，他批評孟子“法先王”，在他看來是因為孟子僅得其皮毛而舍其精髓——禮義法規，是“略法”“而不知其統”?？梢哉f，荀子是全面否定孟子的第一人，這既實際影響了孟子當時的地位，但也為后人批荀護孟努力提高孟子地位埋下了伏筆。

自孟子身后到秦代末年，由于“焚書坑儒”的影響，孟子后學被大量坑殺，（東漢趙歧《孟子題辭》云：“孟子黨徒盡矣”），孟子的學術地位被否定，政治地位降到了低谷。荀子現有史跡很少，且學界關于其生平多有爭論，可見其人在世時聲名不顯。據已有研究，荀子主要政治和學術活動集中在其后半生，即游齊以后到仕楚為蘭陵令的一段時期。而這段時期荀子的遭遇與孟子相似，可謂一直郁郁不得志。

（一）漢代時期

到了漢代，司馬遷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將荀子、孟子并列，在《史記·儒林列傳》中又將兩者并稱為孔子傳人：“天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此舉奠定了孟子與荀子為儒學兩大宗的歷史地位。西漢末，劉向（約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校閱群書，對荀子的著作進行整理編定，定為《孫卿新書》，并撰寫書錄，在諸子百家中并舉孟荀：“惟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劉向《荀卿新書》）揚雄（前53年-18年）對孟子高度贊揚：“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法言義疏·君子》）揚雄認為孟子超越諸子，其知不異于孔子，忠實地履行孔子的言論和道德。這就為日后超越諸子之上，成為亞圣，甚至孔孟并稱打下基礎。東漢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作《漢書》，將孟子、荀子列為僅次于堯舜、孔子、文王的“仁人”。

自孟子之后到西漢末近三百年，揚雄堪稱第一位大力推崇孟子的學者。揚雄對孔孟的推崇及對其思想的闡發，在學術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張立文先生認為：“揚雄在漢代褒揚孟子，這在儒學史上意義重大，因為漢代盛行的儒家經學側重知識論，更多地繼承了先秦荀子的風格，而對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道德性命之學重視不夠。”（張立文主編：《中國學術通史》（秦漢卷））從漢代思想史發展看，漢武帝時代獨尊之儒術與先秦之儒學相比，已經有了很多新成分，對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學派都有吸收。儒學是主體，但不同傾向的儒家學者在思想資料、理論取向方面差異很大，對孟子與荀子的態度也各有不同?？傮w而言，孟、荀兩家思想資料作為漢代儒者思想建構和理論闡發的重要來源，兩者在漢代的地位和影響大體相當。

（二）唐代時期

漢代以后，孟、荀二家都日趨衰落。唐前期雖有學者引孟、荀之語，但并未見有著意評論孟、荀的文章和言論。這種情況直至中晚唐才發生轉變。標志就是楊綰奏請《孟子》為經：“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又《論語》《孝經》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其為一經，其試如上。’”（《文獻通考·選舉考》）雖然該請求沒有獲準，但能代表當時一些士大夫對《孟子》的認識?？梢姟睹献印氛饾u被學者從諸子之列中提升出來而被視同經書，這正是宋代《孟子》由子升經的先聲。此后，對孟、荀之文的推崇幾乎是貞元(785-805)、元和(806-820）前后古文家之共識。

韓愈（768-824）在《原道》中追溯道統之傳，以孟子接續孔子，而荀子僅與揚雄并列，不在承傳之列：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原道》）

始吾讀孟軻書，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圣人之徒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讀荀子》）

韓愈是挖掘諸子思想資源的功臣，韓愈喜歡孟荀并舉，但其更推重孟子?？陀^來說，二子的歷史地位都是在韓愈之后才開始走高，但就荀子來說，也恰恰是韓愈一開始就秉持的尊孟抑荀傾向，影響了他身后相當長時段的學術史。

至唐后期，荀子也得到關注，其天人相分說得到空前闡揚。李筌、柳宗元、劉禹錫、呂溫、牛僧孺、楊倞、杜牧等都對其有所闡發：大約生活在唐穆宗時期的楊倞（jìng）首為《荀子》作注；李筌（大約生活在唐肅宗、代宗年間）在《太白陰經》一書中對天人相關和天人相分之處作了沿革的劃分，從而繼承和弘揚了荀子的天人相分學說；柳宗元（773-819）是弘揚荀學中的中流砥柱，其《天說》《天對》《時令論》《斷刑論》《天爵論》《貞符》《非國語》等作品，繼承并發展了荀子的無神論觀點和天人相分的學說；劉禹錫（772-842）作《天論》三篇，自述繼柳宗元《天說》，對天人關系進行闡發。整體而言，這一時期孟、荀二子的地位亦是相當的。由于韓愈對其身后學術史的深刻影響，所以故需特別關注這部分可能被遮蔽的內容。

（三）宋代時期

宋初，學術氛圍較為寬松，儒者仍將孟、荀并舉。但是這種并列的現狀并沒有維持很久，宋代，孟子、韓愈在諸子中受到了更為廣泛的關注。后來，理學家肯定并采納了韓愈的道統觀體系，自此，孟子、荀子之間的距離便被拉開了。宋初古文學者先驅柳開（946-999），以孟子接續孔子道統，在韓愈的道統譜系上，加上揚雄、王通和韓愈，可以看出柳開以得圣人之道自居，將自己列入孔-孟-揚-韓的道統傳承譜系：

昔先師夫子，大圣人也……厥后寢微，楊、墨交亂，圣人之道復將墜矣……故孟軻氏出而佐之，辭而辟之，圣人之道復存焉……孟軻氏沒……再生揚雄氏以正之……揚雄氏沒……重生王通氏以明之……出百余年，俾韓愈氏驟登其區，廣開以辭，圣人之道復大于唐焉……自韓愈氏沒，無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將紹復先師夫子之道也。（《答臧丙第一書》）

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應責》）

王禹偁（954-1001）在韓愈的道統譜系上，加上了揚雄、王通和韓愈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他還將孔、孟、荀、揚并提：“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揚雄而已。”（《再答黃宗旦書》）此外，孫何（961-1004）、趙湘（959-993）、田錫（940-1004）等人，對道統譜系的論述雖與其他人略有差異，但也都承認“孔子傳之孟軻”這一核心觀點。

自魏晉以降，儒釋道三教學說既有相互滲透汲取之勢，延至隋唐，三教融匯不斷。宋立國后，形成三教并列局面。宋初一些致力于儒釋道相通的佛道學者對道統譜系亦有論述。如種放、智圓等。而孟子所強調的王政和道德觀念，對宋初凝結國家意識形態也具有重要現實政治意義。在種放等與宋初帝王關系密切人士推動下，因此孟子及其書逐漸得到宋初帝王的認可。柳開、王禹偁等人皆亦官亦儒，其諸多門生亦居宋廷要職，他們對道統論的論述及對孟子推崇，也會引起宋廷對孟子的重視。在這一背景下，宋初官方尊孟成為當時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趨勢。

北宋時期，在王安石變法等政治環境的特殊背景下，孟子不尊周王這件事實所蘊含的思想資源，對北宋以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尊王的政治思想，均形同水火。而就王安石變法特別標榜孟子作為精神標桿而言，孟子無形中為王安石變法運動背書，遂不免激起反新法人士的批判。在此政治史因素的輻射作用下，孟子遂成為北宋諸儒的思想爭議點。

大體而言，中古時期的儒士階層主流上認同顏回為儒門僅次孔子之圣賢。與此相為表里，在釋奠禮制中，至遲自曹魏正始二年（241）起，朝廷祭孔專以顏回配享，顏子長期為獨配孔子之“先師”。至開元八年（720），唐玄宗“以顏子亞圣，親為之贊”，正式以國家權威確立顏回的儒門“亞圣”封號，這為此后五代、北宋等政權承襲。但是另一方面，自唐中葉韓愈《原道》一文大聲疾呼“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以后，經北宋古文運動推波助瀾，漢唐時尚屬諸子之一的孟子的地位快速上升，此即經學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運動”。宋徽宗年間已出現將顏、孟并成為“亞圣”的言論。南宋時，將顏、孟合稱，并號“亞圣”的現象日益常見。至南宋理、度兩朝期間，孟子已事實上取代顏回的“亞圣”之位，地位基本穩固。

（四）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孟、荀的地位變化更為明晰。就孟子而言，明清兩代除發生明太祖短暫罷孟子祀一事外，總體地位并未受到影響，基本平順發展。而荀子地位則在明代再度降低。除了荀子（因性惡論，與韓非、李斯之間的師承關系，曾批判孟子、子思），一直備受爭議外，主要源于明儒對孔廟從祀經師出處細節的普遍苛求。至嘉靖朝，內閣首輔張璁（1475－1539）尋求更定祀典的依據時，將其全盤吸納。并在嘉靖年間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洗運動，荀子也在嘉靖九年（1530）遭到罷黜。自此，荀子再未獲得入祀機會，地位衰落，影響式微。

明末浮虛無根之學泛濫，對漢學與宋學進行調和的趨勢隨之出現。清代以后，隨著乾嘉考據學及諸子學的興起，荀子及《荀子》重回人們的視野中。清人主要做了四個方面的工作，提高了荀子地位：（1）對《荀子》文本進行?？?、整理、注釋和研究，包括謝墉、盧文《荀子箋釋》，王念孫《讀荀子雜志》，郝懿行《荀子補注》，惠棟《荀子微言》，王先謙《荀子集解》，俞樾《荀子平議》等作品；（2）對荀子的“禮”學進行挖掘，代表的有凌廷堪（1755-1809）作的《荀卿頌》；（3）倡議荀子復祀孔廟，如著名學者、文獻學家、藏書家嚴可均（1762-1843）《荀子當從祭祀》：“荀子當從祀，實萬世之公議也”與姚諶（1835—1864）《擬上荀卿子從祀議》：“頒其書天下，與孟子并列學官”；（4）為荀子正名，如戴震后學、著名經學家郝懿行（1757-1825，棲霞人）《荀子補注》：“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繁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愿示其詳。”清代荀學的復興，也帶動了人們對荀子及荀學地位的重新認識。

清末民初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形成了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與革命派章太炎之間的“排荀”“尊荀”取向的對立。一方面，以康梁等為代表的維新派批判荀子，甚至掀起“排荀”運動，此乃當時變法形勢所要求，排荀為當時政治斗爭所需要。在這種政治性的解讀中，荀子被塑造為君主專制主義的維護。另一方面，以章太炎為代表的改革派“尊荀”，把荀子作為繼孔子之后的“后圣”，接續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功莫大焉。章太炎在文章中把荀子上升到和孔子相提并論的高度，“同乎荀卿者與孔子同，異乎荀卿者與孔子異。”（《后圣》）給予荀子以前所未有的禮遇。

總結

孟、荀二子的地位變遷情況大體來說，在宋以前，二者地位大略相等，此后二者地位呈現此消彼長之勢，主要原因為“性善性惡”之辨。這一發展趨勢直至清代有所改變。荀子地位得以提升，但過程較為曲折。

就孟、荀二子對后世的影響來說，孟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他的思想上，其中對王道與霸道、義利的取舍和人性本質的探討，對后世儒學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荀子的主要貢獻則是在經學與理學的傳播方面，尤其是對于禮學而言：（1）荀子禮學建構了中國傳統政治理論；（2）荀子禮學是社會轉型時期，禮學薪火傳遞的關鍵一步，他是改造禮學的關鍵人物；（3）荀子吸收了春秋以來諸家的成果，改造、充實了傳統禮學，克服了儒家之禮與法家之法的對立，使兩者在哲學、政治、法律層面結合起來。（整理：馬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