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著豐厚獨特的傳統文化，其中備受華夏兒女尊崇的是流傳千載的孔孟之道。孟子以弘揚孔子之道為己任，其思想不僅豐富發展了儒家文化，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哲學和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總結為六條，即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與求大同。其中，講仁愛、重民本與孟子的仁政、民本思想有直接關系，可見孟子思想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提供重要源泉，其傳承弘揚也對中華文化傳承和延續具有重要意義。

孟子畫像

孟子對孔子思想的傳承與發展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以孔子的繼承者自居，曾說“乃所愿，則學孔子”（《孟子·公孫丑上》）。孟子在繼承孔子之道的同時，又進行了創新與提升。程頤曾評價道：“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圣所未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序說》）宋儒施德操說：“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辟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于橫流，啟人心于方惑，則余之所謂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宋元學案》卷四○）寥寥數語，卻將《孟子》精要概述無疑。

歷史上有許多人對孟子及《孟子》予以高度評價。趙岐說：“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云。”（《孟子注疏》）上至帝王，下到士人，處在不同地位的人都能從《孟子》中獲益。唐代韓愈提出“道統”概念，認為孟子是直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繼承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卷一）在宋朝，理學家繼承發揚“道統”思想，到處宣揚孟子，歐陽修提出“所謂道者，乃圣人之道也……孔子之后，唯孟軻最知道”（《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卷四七）。

可以說，孟子在弘揚傳承孔子之道方面貢獻最大，因其思想不斷受到推崇，在漢代便已有“孔孟”并稱的記載，馮友蘭先生更是如此評價孔孟二圣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如蘇格拉底之在西洋歷史，孟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圖之在西洋歷史。”（《中國哲學史》第六章）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價值意蘊

“浩然之氣”作為孟子最為重要的思想之一，是民族精神的代表之氣，鼓舞了從古至今無數仁人志士為心中的理想而奮斗，已經成為傳統文化的精髓。孟子正是在借鑒孔子“血氣三戒說”思想的基礎上，以“義”來戒除血氣中的欲望，繼承并豐富其內涵，從而創造了“浩然之氣”思想，并且從勇和志角度探討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浩然之氣”的內涵首先體現在大勇。“浩然之氣”是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支配、引導的“義理”之氣，是受心志支配的大勇之氣，體現為至大至剛，表現在氣上呈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與高尚的品質，可通過充盈內心，積極修養道德品格，繼而達到人格上的堅毅與剛強。孟子在講何謂“浩然之氣”時說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浩然之氣”需要“義”與“道”來相互配合，沒有“義”與“道”的配合則失去力量。“配義與道”包含“義”與“道”兩種道德準則，符合“義”的基礎上來追求“道”，“浩然之氣”才成為立身行事之準則。

“浩然之氣”是孟子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誕生之初就是基于道德而立論。浩然之氣是君子至大至剛的昂揚正氣，是以天下為己任、擔當社會道義、無所畏懼的氣魄與勇氣，是品質上的堅毅剛強，精神上的不屈不撓，天地之間的光明磊落，是內在德性與最高道德準則的協調融合，是人間偉大的人格精神之美。“浩然之氣”有助于公民提升個人道德修養，激勵人民齊心協力攻堅克難，增強社會公德，提升價值認同。“浩然之氣”所蘊含的現代價值，與當下國家所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相同的目標。

“講仁愛”“重民本”的時代價值

孟子繼承夏商周時期“重民”思想和孔子“仁愛”理念，承繼儒家道統，將人性論作為治國理政的邏輯基礎，從人性善的本原性與內在性的角度對賢人治理、禮樂制度的合法性進行論證，凸顯了以德配位、禮樂感化的重要性，并構建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形成“講仁愛”“重民本”思想，并將之作為治國安邦及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治國思想，彰顯人民的主權與以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建構了以民為本的完善的“仁政”體系，闡明了賢人政治、禮樂教化所蘊含的終極關懷與應然態勢。“民貴君輕”（參《孟子·盡心下》）、“制民之產”“謹庠序之教”“推恩于民”（參《孟子·梁惠王上》）等思想為我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提供思想資源。孟子重視民生，主張“制民之產”“輕徭薄賦”“使民以時”，在經濟上要“富民”“惠民”。在保證民眾有必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同時，孟子主張為人君者要“謹庠序之教”“明人倫”，重視教育教化。在治道探索中，孟子主張為君者要“推恩于民”，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國家才會穩定發展。這一思想對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關心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社會保障是“平衡器”“助推器”“穩定器”，可以調節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縮小不同社會成員在收入上的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有效防止消費結構的不平衡導致的經濟波動，實現科學發展，為勞動者提供各種風險保障，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

“謹庠序之教”對德育的重要啟示

孟子在強調“保民”“養民”的基礎上又提出“教民”，即“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為君者要重視學校教育，宣傳孝悌倫理道德，以德育教化來培養民眾的道德品質。“性善論”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基礎，孟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有“善”，人皆有向善的可能，這是人可以被教化的前提。繼“性善論”后，孟子提出四心：“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與生俱來的四心是四德的四端，通過存養便可達到四德。孟子德育思想以仁義禮智四德為內容，以培養明人倫的民眾和擁有大丈夫人格的君子為目標，最終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孟子特別重視德育，曾針對道德教育的起源及內容、方法等方面做過系統性詮釋，由此豐富了儒家的德育思想，為中華民族提供了道德基礎，更對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具有重要借鑒價值。當今社會，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人民群眾的道德教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重點任務。孟子的德育觀符合新時期社會道德建設的現實需要，他將“謹庠序之教”作為仁政的核心內容，對激勵普通人成圣成賢，培養積極向善、勇于奉獻的社會風氣，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人類全面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盡心”“知性”“知天”的生命倫理及價值

孟子對生命倫理的思考基于性與命具有同一性的詮釋。孟子之天具有濃郁的倫理特性，決定了人之作為天之“在世形式”的本質特性。他提出了一整套心性論，只有善才能證明和成就人自身，而非單純說人性向善，這觸及人之生命的本質及其存在價值。孟子認為“天命”是人之存在的根本因素，人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不在于挑戰天命的權威，而在于尋求個體與天命在終極意義上的一致。他突破了傳統的天人關系，用“反身而誠”等方式來思考生命的本質問題，構筑了其自身頗具“生命”特色的哲學體系。在孟子那里，人自身具含天性之質，人是天之意志在現世的具體呈現。“吾性自足”，每個人心中皆具“天之性”，即“仁義禮智”。只有“發明”本心，推己及人，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方能有所著落。對于上天所賦予的“仁義禮智之性”，作為道德主體的人應當積極開顯之，并將人性之善圓潤落實，以此塑造為個體具象的仁義禮智等道德品質，人亦因此得以上通終極意義上的天命。

鄒城孟廟

在此意義上，精神生命成為人的本真生命，肉體生命長短反而要退居其次了。對個體來說，能“盡道”而終成了一件幸事。在此種認識與修養之下，人需要自覺權衡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之價值，使得人們面對生死問題時可以超然灑脫，做到“舍生取義”。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針對生命之用所做出的最終抉擇，體現了個體對天道、性命的深刻領悟、欣賞與落實，正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如何來彰顯生命的活力，凸顯精神生命的最大意義？孟子提出了著名的“養氣論”，指導世人打破軀殼，突破自然生命的極限，以“浩然之氣”涵養之，充實之。正因有了個體生命常存“浩然之氣”，故反而愈能笑看云卷云舒，可以對人世間所有的事情泰然處之，即“萬物皆備于我矣”（《孟子·盡心上》）。孟子不僅在道德層面維護了人的“主體自由”，而且在實踐中強調人何以“順性”“立命”，由此塑造了孟子“性命攸關”的生命倫理思想。“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孟子大概是試圖為論證人類自身存在“高貴”“光榮”尋找依據的第一人。其生命倫理思想對個體生命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及塑造良好的社會風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總之，孟子思想歷久彌新，挖掘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對我國經濟民生、道德教育、社會保障等各項方針政策的制定都有借鑒價值，對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及長遠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陳曉霞，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為國內多所高等院校特聘教授。長期致力于歷史文化、儒學發展史、文化產業發展、青少年教育研究，尤長于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研究。主持20余項國家、省、市社科規劃項目，出版《新時代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研究》《社會道德風尚研究—以鄉村振興戰略為視角》《跟著孔子去游學》《游學三孔》等12部專著，在《人民日報》《中國行政參閱》（新華社）《光明日報》《孔子研究》《理論學刊》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及文學作品100余篇，多項成果獲國家、省、市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