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深刻理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內涵，需要我們從根本上把握好三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文化與文明的關系，從中華文明中關于文明的理解出發，重新定義文明與文化，把文明理解為文化生命體的生命實踐。二是“第二個結合”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關系，我們需要從文化生命體和生命實踐角度來理解文明的定義，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古老中華文明之間是文化生命體生長的不同階段，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有著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主體性的現代文明。三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系，我們認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具體展現。
01文化與文明的關系
近代以來，我們在理論概念的使用上有一個明顯的誤區，就是將源自西方的概念直接翻譯成中文后，想當然地將中文翻譯與西方根源混同起來，從而總是盡力在中文的語境中發明出這些概念的普世性特征。無疑，這種發明具有著不自覺地建構性意義，我們總是在西方概念和范疇的普世性視野里發明自我，一種在普世性視野里的特殊自我，而不是致力于從中國自身的文明歷史經驗里確立自我，一種具體而真實的，不依賴于西方概念的自我呈現。“文明”這兩個漢字與“Civilization”這個西語詞的糾纏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Civilization 的詞根是拉丁語公民和公民身份的概念，因此其天生具有一種身份意識，一種自我特殊化的意識，正是這種自我特殊化才會引申出文明等級論，再與歷史進化論結合，變成單線的文明論，單線的文明進化史觀。
中國文明的概念則沒有自我特殊化的特征，漢字“文”的概念是一個人面對天地敞開自我的形象，“文”是把自己內在的天地之德彰顯出來的一個過程，所以文明和文章可以通用，文章也是彰顯，是把自己內在德性開顯的過程，開顯的德不是所謂公民德性，也不只是政治德性，而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德是一切德行和德性的基礎和內涵。有人也提出來說，中國也有文野之別，那么中國的文野之別是否也是文明等級論呢？當然不是文明等級論。文野之別不是區別他者的自我優越意識，文野之別是建立在中國的文明觀上的，如果把文明看成是天地之德的開顯的話，那么這種天地之德的開顯，就是對自我中心的克服。超越自我中心就是從天地出發的，或者說以天地為中心的德性本身所具有的內涵。文明就意味著對自我中心的克服，意味著一種超越自我中心的德性和德行。在這個意義上，文野之別不過是在是否具有超越自我中心的德性上的差別。在中華文明看來，當一種文明將自身看成是特殊的優越于其他文明的文明時，就意味著它已經不再文明。文野之別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由夷變夏和由夏變夷，就是在說明這個道理。每一個文明其實都是在開顯天地之德，無論其是否自覺，問題在于有的文明將自身對天地之德的開顯，視為是自身的特權，并且壟斷了這種特權，那么這種文明的實質不過是野蠻的自我中心而已。漢字的“文明”所表達的文明觀，是克服自我中心，從根本上消除文明等級的文明觀。文明是與天地對應的，是由天地人共同創造的，文明是人對天地之德的效法和開顯。
在此意義上，文化與文明在天地之德開顯的意義上是同義的，在漢語語境里并沒有特別明確的區分。我們也可以說文明就是文化生命體的生命實踐，就是人文化成的生命成長的實踐。用文化生命體的概念定義文明，意味著文明就是人面對天地所組成的天地人共同體，文明不僅僅是人對自然的改造，更是天地人的互動過程及其成果。文明中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文明”，構成了“世界”。文化生命體意義上的文明就是天地人之間構成的共同生命實踐，一種具有物質性和生產性的生命實踐，一種具有創造性和實在性的生命實踐，同時也是具有物質性和生產性、創造性和實在性的文化實踐。文明就是文化生命體生命實踐的過程。文明、歷史、實踐、文化具有同義性。作為生命實踐的文明，當然需要物質條件，但人與其物質基礎之間形成了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轉化的關系，人的自然化與自然的人化，共同構成了實踐或文明的總體性，自然不過是實踐的物質性方面，人則是實踐的主體性方面，人是實踐的結果也是實踐的創造主體。實踐的客觀性只有通過轉化為物質力量的人的文化才能加以改造。這種文明觀是唯物史觀的新表達。
2023 年召開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特別強調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對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哲學關系，特別是精神文明所具有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意義，給予了特別的闡述。從文化生命體的角度來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歸根結底具有決定性作用，但上層建筑對于現實的再生產，對于社會的再生產也具有強大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條件下也發揮著某種基礎性的作用。因為，文化作為實踐的產物也具有物質性，而且文化也只有變成物質力量才能創造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具有將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統合為一種實踐總體性的作用。正是文化讓生命體具有了統一的自我，成為了一個具有創造功能的主體。
國無精神不強，人無精神不立，就是在闡明一個道理，在物質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命體的發展更需要精神的滋養，物質發展需要真正促進生命體整體的成長，就需要形成完整強大的自我，形成進一步開辟新實踐的創造性主體。否則物質進步將無所依傍也無所歸屬，反而可能會對虛弱主體進行反噬。對精神文明的本體論地位的強調，說明了文化在治國理政中的突出地位，說明了文化自我對于形成實踐總體性的奠基性意義。
02“第二個結合”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關系
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關系的把握，核心在于從文化生命體角度理解文明。作為生命體，為了活下去，需要不斷的生長，不斷進行新陳代謝，去粗取精，取精用弘，需要經歷不同的成長階段。對于外來文化，作為一種必要的營養當然需要吸收。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毫無疑問需要把外來文化充分轉化為生命體的內在有機組成，成為生命體自身，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意義。因為，馬克思主義不能僅僅以理論形態停留在生命體的外部，必須進入生命體內部，成為生命體自身。
從文化生命體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力，就是讓馬克思主義具有了中華文化的生命。應該說馬克思主義的中華文化化，才是馬克思主義最為徹底的中國化。中華文化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歷史基礎，提供了大眾基礎，提供了生活實踐和生活世界的基礎。同時，馬克思主義也通過中華文化創造出了中華文化的新形態，創造出了中國人民的新生活，新的生活世界。正是經由馬克思主義的中華文化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也正是經由馬克思主義的中華文化化，實現了中華文明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
立足于文化生命體來看待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關系，兩者就是文化生命體發展的不同階段。兩者之間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自然生長的關系。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創造出來的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現代文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是一個遙遠目標，而是一直在進行并取得偉大成就的歷史進程，是中華文明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行動的總綱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基礎性內容。認識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首先需要我們對中國道路及其成就進行全方位的實踐總結和理論升華。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標識性概念，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個概念的進一步展開和充實。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首先是通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示范于全世界的。中國人民經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造，表明我們已經成為人類新文明的代表。因此，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一面旗幟，是一個思想和行動的總綱領，這面旗幟能夠召喚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偉大力量，能夠團結起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強調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會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應該說，正是經由“第二個結合”實現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了思想條件；正是經由“第二個結合”實現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了現實答案。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一個用中國式現代化創造出來的現代文明，不過這個現代文明不是西方現代化的產物，而是有著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因此，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一種具有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主體性的現代文明，是對全盤西化論迷信西式現代化的“西教條”的破除。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也是對社會主義教條主義認識的破解，特別是對蘇教條的破除。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新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是沿著近代以來馬克思主義開辟的新文化路線從過去舊文明中成長出來的新文化。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更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是在“第二個結合”中由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的中華文明現代形態，是通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通過創造的環節把古老中華文明帶入現代文明，它不是老文明的復歸，而是新文化的創造。因此，中華文明現代形態是對復古主義的破解，是對古教條的破除。“古今中西之爭”的發生來自思想上的教條主義，不能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教條主義，也必不能牢牢把握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中國道路不管是從洋教條出發，還是從蘇教條、古教條出發，都無法取得現在的成就。因此，“第二個結合”帶來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是相對于“第一個結合”中對教條主義的思想解放而言的又一次更徹底地思想解放。這次思想解放，通過對蘇教條、洋教條和古教條的同時克服，最終確立起了具有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主體性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教條主義的本質是形而上學和本質主義，“普世主義”迷思和“歷史虛無主義”幻覺，都是形而上學和本質主義的產物，都是不能從文化生命體的生命實踐出發，不能從實踐的總體性出發來理解中國道路的產物，是觀念和現實脫節的產物。“兩個結合”因此也有著破除形而上學和本質主義思想方法，樹立思想認識上的主體性的哲學意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第一個結合”的實事求是，必然帶來“第二個結合”對于文化主體性的確認。這個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文化主體性的合一，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深深扎根于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之中，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則由中國共產黨來承擔，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來展現。
03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系
關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系，仍然需要我們立足于文化生命體的文明觀來把握。
作為文化生命體的文明，肯定是多元多樣的，文明多樣性具有著生命多樣性的特征，但同時又必然具備著文化生命體的共同特征。這些共同特征來自于人與天地之間的德性關聯，也正是由于這種德性關聯使得文明之間可以相互理解，并在相互理解中相互共生，在相互共生中團結成更大的生命共同體，創造出共同的人類文明。因此，人類共同的文明不會根據抽象的普遍原則構造出來，只能從不同文明間依循天地之德進行的交往互動中形成。從古老中華文明中生長出來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中國人民依循天地之德而創造的現代文明，向全人類示范了一種現代文明、一種新文明的形態，一種將中華文明特性加以現代轉化和創造的現代文明，一種將現代文明的精神和價值扎根于古老文明的有機生長之中的文明。這種新文明將生產力的極大解放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結合成一個文化生命體實踐的有機總體，把建設一個符合“社會的人類”本性的“人類的社會”作為文明的目標，把建立在不同文明主體性之上的不齊而齊、和而不同、共同發展的文明秩序作為全人類的文明理想。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通過自身的文明歷史經驗和曲折奮斗的歷史，向世界昭示了一條新的文明道路，那就是只有牢牢把握文明發展的主體性和創造權，才能創造出自己文明的現代形態。不同的民族和文明想要實現現代化或者建立現代文明，就要找到自己的主體性，創造屬于自己的現代文明，這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昭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能夠超越抽象普遍的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關鍵含義。這種超越也是對西方普遍主義形而上學基礎的克服，是對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深刻領會和實踐運用。根據這樣的文明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一定是一個各美其美、不齊而齊的人類文明百花園。
作者：張志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北京大學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副院長。《哲學研究》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