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深刻領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需要從哲學的高度認識其思想基礎和內在邏輯。“連續性”是“不變”，“創新性”是“變”，兩者是“不變”與“變”、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統一性是“一”，“包容性”是“多”，兩者也可以說是“一”與“多”、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連續性與統一性、創新性與包容性是相輔相成的，有連續性才有統一性，有包容性才有創新性。和平性可以看作是中華文明的總體特性。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既有其相對穩定的價值系統，又在開放包容中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明，從而能夠保持生生日新的旺盛生命力。推進中華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處理好“不變”與“變”、“一”與“多”的辯證關系，詮釋好中華文明的和平性特征，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新時代進程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哲學基礎

正文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五大特性體現了中國哲學的突出特征，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性、邏輯性和辯證性。首先是“不變”與“變”，連續性意味著“不變”，而創新性意味著“變”，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不變與變的矛盾中推陳出新、繼往開來。其次是“一”與“多”，統一性是“一”，包容性則意味著一種多樣性的協和，有包容性、內含著多樣性的統一性，才是真正有生機、有活力的文明體。“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可以說，和平性是中華文明的總體特征。深刻領悟、總體把握中華文明的這五大突出特性，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鑒古知今”與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深沉的歷史意識，為中華民族打下了維護大一統的人心根基，成為中華民族歷經千難萬險而不斷復興的精神支撐。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1】

世界上很多文明體要么有古無今，要么有今無古，或者在時間上存在斷裂和中斷，或者在國土空間上發生了轉移和變換，而中華文明是唯一在時間上、空間上都沒有中斷和變換的文明體。在中華大地上，五千多年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在歷史文化上保持著高度連續性和綿延性，這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是唯一的。中華文明能保持這樣的連續性，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重視歷史，重視修史，重視文獻，重視文以載道、文化傳承，是中華文明保持連續性的重要保障。中國古代政治有著悠久的史官傳統，史官、太史在早期中國有著神圣性，他們掌管國家典籍，記載國家大事，記錄君王的一言一行，同時史官還精通天文、善察天道，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2】。史者，時也、逝也，中國先人重視時間、重視過往的經驗，把在時間中展開的經驗視為大道之展開。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中華民族重視歷史，重視修史，以秉筆直書的中正精神敘述歷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彰顯善與美，針砭惡與丑，在歷史的激揚斗爭中凸顯大道與正義。可以說，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道”與“德”有血有肉鮮活展開的歷史，閃爍著中華民族的“絕對精神”。

中華文明在文化精神上有著一貫之道，在典章制度、禮俗民風上也因時損益，保持著文明的連續性。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損益之道，即有繼承有發展，有傳承有創新。“百世”大致是三千年，從孔子到現在已經有兩千五百多年，今天的一些風俗民情仍然可以從周禮中找到根據或因素。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園考察時也強調：“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4】現代中國在制度上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我們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有著獨特魅力的五千年中華文明上，古代中國、現代中國與未來中國，是在歷史連續中不斷演進的文明體，貫穿著一脈相承的文化精神。

從文化精神上來說，孝文化和對孝道的重視也是中華文明能夠保持連續性的重要原因。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有著時間維度古今祖孫氣脈的連貫，人民的德性自然渾樸。先祖是類之本，與天本體通貫，這是民眾厚德的根基。“孝”體現為對祖先的敬重和祖先意志、意愿的順承發揚，這對保持文明的連續性有促進作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中國古人非常重視祭祀，祭禮在古禮體系中最為重要。今天，一方面我們祭天，這代表著道統和靈魂的根源；另一方面我們祭祖，代表著血脈和文化的根源。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同根同源的最大情感共識。同時，我們對先圣先賢先師、民族英雄也致以崇高敬意和定期祭拜，一年中很多節日都與祭祀祖先、先烈有關。這些也都在情感上維系著文明的連續性。

歷史是一面鏡子，中國古人重視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5】。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祝賀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時說：“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6】《易傳》認為易道很重要的一個功能是“彰往而察來”，意思就是要銘記歷史、昭示未來，往古與來今是貫通的。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最根本的還是體現在內在精神價值的連續性上，體現在價值認同上，這是中華文明獨特的精神特質。這個精神特質，習近平總書記曾概括為“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7】。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8】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經過五千多年的發展，雖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上述很多價值理念以及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說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仍為中國人所信奉和遵循。這是中華文明內在價值的連續性，這種價值系統的穩固性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基石。

二、“生生日新”與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中華民族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于世。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9】

“連續性”意味著中華文明在五千多年的發展史上有著相對恒定的價值系統和不變的思想基因，有著一以貫之的傳承之道。同時，中華文明并不守舊復古，總是在追求日新、常新，有著持久的生命力或創新活力。中華文明在歷史發展中保持著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

先秦經典很重視“新”?！渡袝?middot;夏書·胤征》中說“舊染污俗，咸與惟新”，這主要是講德性觀念要更新，要拋棄身上沾染的不好的習氣?！渡袝?middot;商書·仲虺之誥》說“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這里“德日新”與“志自滿”相對，實際上強調了一種謙虛之德，不能自大自滿、頑固不化、故步自封，“德日新”是追求一種德性和認知的自我革命、自我更新?！渡袝?middot;商書·咸有一德》載“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厥德”“時乃日新”與“德日新”意思一致。雖然這三篇被認為是偽古文《尚書》，但其所揭示的思想觀念也不能說毫無根據，《禮記·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那么，大體上我們可以說夏商時期的貴族精英普遍把“日新”作為德性上的重要追求。中國先民不但在德性上追求“新”，在器物上也追求“新”。《尚書·商書·盤庚上》載“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這與前面所說的德性上追求“日新”不同，它強調了器物創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詩經·大雅·文王》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里則強調了大一統的新政權擔負著開辟歷史的新使命?？鬃诱f“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則強調通過對過往經驗與知識的了解、洞察，產生一種新認知、新見解。

早期中國哲人主要是在德性上強調“新”，但也在知性和政治意義上講“新”。對后世影響比較大的是《易傳》提出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兑讉鳌?ldquo;日新其德”的說法可以看作是對《尚書》相關說法的一種延續和哲理提升?？傮w上看，先秦哲人講“新”主要是在德性層面上說的，而且這種“德”是廣義層面的。就《尚書》而言，這種“日新”似更多與“自滿”相對，強調的是一種謙虛之德和對自我封閉性的否定，強調要遷善改過，不斷追求向上向善、完善自我。《易傳》于此有繼承的一面，似又有所不同。《易傳》所說的“德”廣義上可以闡釋為一種觀念認知系統。為什么“日新”是一種“盛德”呢？人都難免“自以為是”，這也是一種“我執”，“日新”可以說就是對“自以為是”和“我執”的否定。用佛學的話，“日新其德”可以理解為基于“無自性”、無我的智慧，對“我執”的破除。這需要一種謙德，“謙，德之基”，在這個層面上可以說“日新”是一種“大德”?！兑讉鳌酚謴娬{“生生之謂易……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那么，可以說，“日新”的本體論基礎是“生生”，是變易之道。因為本體是生生、“無住”，因此主體之心之德也能“虛”下來、“空”下來，做到日新其“德”。這種“德”廣義上可以說是心智認知系統，既包容自我認知、自我觀念，也包括對外在世界和社會事物的認知，不能固化、僵化。“生生、無住、日新”是一種大德，也是一種大智，這樣就能夠“通變”，能夠“窮神知化”，激發實踐智慧?！豆茏印分幸舱f“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能服日新，此謂行理”（《管子·正》）、“正靜不失，日新其德”（《管子·心術下》）、“敬慎無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窮于四極”（《管子·內業》）?？梢?，“日新”是先秦諸子較為普遍的一種德性價值追求，是一種修身之道，也是實踐智慧修養。

“生生日新”是中國人的德性追求，也是一種創新之德、創新之智，是創新實踐的哲學基礎。就歷史的實踐展開而言，無論是在器物、制度層面，還是在思想觀念層面，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始終在生生、創新。任何一種文明如果長期在一個封閉系統里，沒有外來文明的刺激與融入，其生命力必然會不斷萎縮。中華文明是多元、開放、包容的，血緣、風俗、思想乃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不斷融入周邊、西域、印度、西方的因素，這是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中華文明不是封閉的，而是在不斷發展中的，她既有相對恒定、穩固、不變的價值系統，也有多元、變動而追求創新的一面。

三、“多元一體”與中華文明的統一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長期的大一統傳統，形成了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是文明連續的前提，也是文明連續的結果。團結統一是福，分裂動蕩是禍，是中國人用血的代價換來的寶貴經驗教訓。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10】

統一性與連續性密切相關，沒有連續性就沒有統一性。連續性側重時間上的綿延與生生不息，而統一性側重空間上的多元一體。諸子思想，百家爭鳴，三教九流，異彩紛呈，中華文明豐富而多樣，五十六個民族相互融合，多元而一體。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多個分裂時代，但總體上看，統一的時代是歷史的主流，占據了歷史的主要時段，而且每一次“分”之后都會走向更高程度、更大范圍的統一，以至于中華民族的發展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中華民族、中華文明是多元的，但又有著強大的統一性、凝聚力和向心力，似有一種天然的內在統合“魔力”。我們認為，這與中華文明崇尚“大一統”的思想信念密切相關，可以說大一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密碼。

“大一統”的思想觀念淵源甚早，夏商周時期就推崇“天下一體”的一統觀念?！洞呵锕騻鳌访鞔_提出“大一統”的思想觀念，西漢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11】，西漢王吉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12】。后來，“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在中華民族的思想觀念中根深蒂固。“大”在這里是動詞，是推崇、推尊的意思，就是說孔子作《春秋》，其根本大義就在于推崇一統，凡是有利于天下統一、促進一統的言行舉措，就予以高度肯定和贊揚，相反，對那些破壞統一、搞分裂、把天下國家搞亂的人，就要口誅筆伐。

中華文明的很多具體觀念和制度舉措都體現了大一統的觀念。其中，統一的漢字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中國幅員遼闊，民族、語言、方言眾多，“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能順利溝通、交流是統一的前提。雖然我們的方言、語言很多，但漢字是統一的官方文字，“車同軌，書同文”，這是政治一統的重要保障。大一統也體現在祭祀文化上，中國古代祭禮繁多，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人”，對祖先、圣賢和英雄人物的祭祀，一類是對“物”，對天地、日用、山河等等的祭祀。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這種血脈上的祖先認同，同根同源的共同體意識，是政治大一統的重要情感基礎。中國古人雖然祭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甚至生活中的灶神都是祭祀的對象，但在祭祀對象中地位最高的是“天”，如果不好好祭天，祭祀百神意義不大。在古代，天子壟斷了祭天、與天溝通的權利，雖有其歷史局限性，但祭天也體現了政治大一統的神圣性。

我們推崇“一統”的觀念，與中國哲學對“一”的重視密不可分。在中國哲學里，“一”可以說就是“道”“太極”等本體性范疇的象征。老子說“混而為一”“圣人抱一為天下式”“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道德經》第十四、二十二、三十九章），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孟子也說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易傳》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莊子說“道通為一”（《莊子·齊物論》）。宋代理學家程頤提出“理一分殊”【13】之說，發展了中國哲學的一多智慧。從中國哲學的發展來看，其早期較為強調“一”即本體對萬有現象（多）的超越性、主宰性和統御性，后期則較強調“一”即在“多”之中。一多關系是貫穿中國哲學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有著非常重要的思想內涵和現實意義。這種一多關系，在政治上也啟發我們要處理好集中與民主、主旋律與多樣性的辯證關系。如果過于強調“一”的統御性，那么，“多”、個體往往會失去活力和創造力；如果過于強調個體性、多樣性，則有可能導致群體渙散。因此，辯證處理好“一”與“多”的關系，是一個很高的政治智慧：既要使每個個體有自主性、獨立性、創造性，同時，又要使社會群體有強有力的維系，以無形的、有彈性的“一”來協同眾多個體的發展。因此，全面來看，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并非機械的、沒有生機的、鐵板一塊的“一”，而是內含著多樣性，蘊含著勃勃生機的“一”。也就是說，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特征與包容性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沒有包容性，就不會有真正的統一性。

四、“萬有相通”與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14】

早期諸子普遍強調厚德、博厚和寬容精神，《周易》坤卦《大象傳》說“君子以厚德載物”，《中庸》說“博厚，所以載物也”，《莊子·天下篇》說老聃要“常寬容于物”，這實際上都體現了一種包容性?！吨芤住妨呢灾?，乾坤兩卦最為根本，如果說乾卦意味著一種獨立性、創造性、開拓性，那么，坤卦實際上就是強調一種寬厚、包容和協作精神。而這恰好與“中”字的字形形成了呼應，“中”字的中間一豎頂天立地，這就是乾卦的精神，而“中”字的四邊框象征著大地，具有寬厚、包容精神，也就是坤卦的精神。

《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大道如天地，中華文明有著強大的包容性。世界歷史上有不少戰爭是由宗教觀念、精神信仰的沖突引起的，這在中國沒有發生過。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華文明有著很強的包容性。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上，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先后傳進中國，雖然它們與中華文化原有的儒家、道家思想并不一致，甚至觀念主張出入很大，有過一定程度的思想爭論和較為激烈的交鋒，但在長期的對話融合中，逐漸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思想，經過魏晉南北朝長達幾百年的融合，隋唐時期產生了以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為代表的中國化佛教流派。宋明時期，佛教文化滲透到中國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最終使得佛學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思想內涵。

包容性也代表著一種開放性。沒有開放精神，就談不上包容。中華文明能夠五千多年來綿延不息，長期保持生機和活力，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晚清以來，中華文明大開大合，在與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融入浩浩蕩蕩的世界文明發展史中。在科技器物、社會制度、思想觀念等方面，我們全面學習西方文明，但并未由此放棄中華文明的主體性。目前，中國社會包容著世界各大文明體的先進思想，這也孕育著無限創新的可能，因為有包容才有創新。中華文明是個大熔爐，世界各種先進思想都可以在這里化合，也正是在這種化合、熔鑄中，中華文明才能夠不斷揚棄自我、生生不息。

中華文明之所以能有很大的包容性，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能在差異性中看到相似性、相通性?！兑讉鳌氛f“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南宋儒學大家陸九淵說：“千萬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15】這種殊途同歸、心同理同的開放心態，是高度文化自信精神的反映。華嚴宗有四法界說，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反映了一種高度的圓融智慧和包容精神。事事無礙，即萬有相通，所有存在者都是相互融通的。著名西方哲學研究專家張世英先生晚年極力提倡“萬有相通的哲學”，主張中國文化應進一步走出傳統的、原始的“天人合一”形態，達到一種“萬有相通”之境。【16】從中國哲學固有的發展脈絡來看，其后來的發展也是越來越趨向尊重個體，強調“理在事中”。“萬有相通”蘊含著一種開放、包容精神，可以說是《中庸》“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也可以說是對包容精神更加積極的現代表述，要求我們不但尊重個體性差異，而且要相互融通、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五、“大道和生”與中華文明的和平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以他人為重。倡導交通成和，反對隔絕閉塞；倡導共生并進，反對強人從己；倡導保合太和，反對叢林法則。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17】

愛好和平、追求和平，是中華文明固有的精神品格?！渡袝分芯陀?ldquo;和”的思想，如云“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堯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舜典》）、“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謨》）?！对娊洝分幸灿泻芏嗥赂桧?ldquo;和”，如“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小雅·常棣》）、“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雅·伐木》）?！吨芤住非浴跺鑲鳌氛f“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咸卦《彖傳》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禮·地官司徒》將“和”與“知、仁、圣、義、忠”并為六德之一，并說“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秶Z·鄭語》載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左傳》也載晏子論“和”“同”之辨——“和如羹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明確主張多元素、多聲音之“和”，反對單一之“同”。孔子后來將這種思想概括為“和而不同”，認為這是君子的風度，相反，小人則是“同而不和”?！吨杏埂犯M一步把“和”的思想哲學化，認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但儒家重視“和”，道家也重視，如《老子》中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二章）、“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經》第五十五章）；《莊子》論“和”的地方更多，如“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莊子·在宥》）、“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莊子·天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天道》）。可以說，在老莊思想中，“和”就是大道與至德的象征。

“和”在中國哲學中具有本體性，天道本體即是“太和”，這同時也是人類社會所應追求的理想狀態。“和平”一詞在先秦兩漢典籍中非常多見，既有“血氣和平”“氣脈和平”“心和平”“陰陽和平”，也有“民氣和平”“政治和平”“天下和平”?？偟膩砜?，“和平”在古典中包括自然和諧、身心和諧、人際和諧、社會和諧、天下和諧這五個層面。而在現代漢語語境中，“和平”則主要是指與戰爭相對的國際和平，強調的是天下太平。我國所奉行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可以說非常典型地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性這一突出特征。這些原則實際上也奠基在中國人最基本的道德觀上，這就是要“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能損人利己，“以鄰為壑”。人與人交往如此，國與國也是如此，都要打破自我中心，走出一己之私的固執；要求建立一種平等觀，人與人，國與國，雖有窮與富、大與小之別，但不能有高低貴賤的歧視，而是要相互尊重。

當代中國學者也非常重視對“和”思想的挖掘與建構。張立文先生提出“和合學”的五大原理：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平共處的和處原理、共立共榮的和立原理、共達共富的和達原理、滋潤心靈的和愛原理。【18】錢耕森先生提出“大道和生學”，認為世界萬物由“和”“和氣”“大道之和氣”產生，主張三態和生：生態和生、世態和生、心態和生?！?9】陳來先生基于儒家立場，主張“以仁為體、以和為用”，提出“和而不同，與人為善”的國際和平理念?！?0】這些思想可以說都是古典“和”思想生命活力的當代展現，深化了傳統的和平思想，為今天國際社會更好的合作與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和平思想的根本還是要有一顆公心，有天下為公的大胸懷，而不能有天下為我的私心私欲。霸權政治、強權政治實際上就是一個“私”字在作祟，公平、公正、公道，是和平共處的前提和基礎。四海一家，天下一體，只有秉持這種公天下的情懷和信念，國家社會才能實現長久的和平與繁榮。

結語

我們要從整體上學習領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五大突出特性。這五大特性相互關聯、相輔相成，是一個有機整體。連續性與創新性、統一性與包容性可謂相反相成；連續性與統一性、創新性與包容性，則是相輔相成的。和平性是中華文明大道與至德精神的突出體現。正是因為有這五大突出特性，五千年中華文明才能夠一直生生不息。今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有力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我們要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有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戰略眼光，在融入、融合世界各先進文明的基礎上，挺立、淬煉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從而為世界文明的新發展、新突破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簡介：汪家琪，安徽合肥人，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學原理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道德教育理論與實踐。

翟奎鳳，安徽亳州人，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暨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學、周易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