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前本無“孔孟”之說，更無“孔顏”之論，惟有“周孔”之稱。唐宋以降，儒家內部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四書”橫空出世，即便不能說侵越“五經”，至少與之相提并論矣，中國思想的特質亦由此有了很大的改觀。中古文明之變始于韓愈的崇古、排佛、立孟、正荀，周敦頤令二程尋孔顏樂處則完成了這件持續了兩三個世紀的重建正統之大業，因為當時的學者往往泛濫百家，出入釋老，故必須使之返求六經，方能匡正世俗，維護道統，融貫古今，再鑄輝煌。宋儒在應對佛教的過程中強化儒家內圣維度，“孔顏樂處”的話題由此濫觴。尋“孔顏之樂”堪稱重大的思想史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標志著“宋明理學”的形成，也就意味著中華文明在應對和借鑒外來文化過程中再次獲得了主動權，贏得了精神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顏回之樂：樂天、樂學與樂道

  顏回身居陋巷，處之泰然，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故而夫子賢之。但顏子究竟因何而樂，典籍未曾明言，便成了千古公案，而破解之道也就成了一面鏡子，映照著每一個人的心性和品德，甚至成了時代精神的風向標。顏回所樂顯然不是“貧”，盡管“貧而樂”與“富而好禮”（《論語·學而》）已屬常人所不能者（因為小人窮斯濫矣），卻畢竟未臻盡善盡美，算不得卓越德行，也就配不上孔門首徒的崇高地位。光風霽月，澄澈空明，雖難能可貴，也只是圣學初階。

  第一，樂天。顏回安于窮困，與孔子粗茶淡飯，曲肱而枕，樂在其中，差相仿佛，惟他能與夫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顏回順乎天時，無所沾滯，身心諧和，鳶飛魚躍，從心所欲，夫復何求？顏回不遷于物、不累于形、與天地同流，此心廣大，與宇宙同一，令萬物皆備于我，既能贊天地之化育，也就與天地同儔，即如后人所說，“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明儒學案》卷五十四）樂天知命并非隨波逐流，表面云淡風輕，實極豁達高明。

  第二，樂學。顏回之德不僅僅在于品性醇厚，恬淡自守，不求聞達，甘于清貧，樂天知命，更在于以“為邦”為旨歸的全面學習。顏回精通儒家之道，方有“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深刻體悟。顏回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就有道而正，不遷怒，不貳過，故夫子獨稱其好學。顏子博文約禮，進而不止，不知疲倦，未敢稍怠，才能于夫子之道無所不說，庶幾近于化境?！墩撜Z》開篇言學，即涉此矣：朋友講習，傳燈鼎道，不亦樂乎？顏回不以身外之物為意，矢志圣門之學，踐行著儒家“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教（《中庸》27章）。

  第三，樂道。貧無可樂，“道”才是終極目標，茍有所得，即“道德”之古意，必然讓人興奮、戰栗而幸福，豈是富貴可比？顏回唯道是從，貧賤不移，無欲則剛，如程顥所謂“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自豪雄。”（《秋日偶成》）顏回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為后世君子之楷模。顏子所樂的“道”具體表現為“仁”，即顛沛造次于是而臨難不辭的根本要求。顏回不僅自己三月不違仁，還能通過克己復禮，使得天下歸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顯隱無間，就是顏回之樂。

  孔子之樂：文教與立法

  孔、顏之樂，需要分開來講，盡管師徒二人不乏相似相通之處，但畢竟“復圣”不如“至圣先師”多矣，這也是后世不少學者抵制“孔顏樂處”這一命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顏子之樂，孔子皆有之，而夫子之樂，則遠超顏回矣。夫子不僅志于學，亦敏于行，更善于教，顏回及三千弟子乃至后世眾多學者的非凡成就皆為明證。如果說顏回的卓異之處主要在于“立德”，那么，孔子在當世的“立功”足為九流仰鏡、萬古欽躅，尤其重要的是為千秋萬代“立言”，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幾乎所有方面——孔子之樂主要體現在其功德之中。

  其一，文教之樂?？鬃余叭毁潎@的曾點之樂不僅僅在于超然物外，遂性自然，靜觀天理流行，更在于積極入世，通過文教而風化天下。風乎舞雩，詠而歸，樂得其所，與圣人志同，就是堯舜氣象。樂山樂水，終究歸于仁者知者。暮春的風詠和雩舞，既是沂水之上的祭祀活動（王充《論衡·明雩篇》），也是一場修齊治平的實踐課，其本質無關風月，亦非瀟灑自樂，而是集詩教、樂教、禮教于一身的活動?？梢姵填椝^“望花隨柳”和“吟風弄月”與騷人墨客的風雅抒懷不可同日而語，也與高潔隱士的避世藏身大異其趣?？最佒畼繁阌袃韧鈨蓪右馓N：個體超越與天下關懷，合而為一，方為真樂。

  夫子有教無類，讓王官之學走入尋常百姓家，令所有人受益，“太山遍雨，河潤千里”（《文心雕龍·宗經》）。天生，地載，還需圣人之教。在孟子“三樂”中，父母兄弟的康健與自己的無愧無怍，皆屬私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盡心下》）則為公共福祉，澤被蒼生，惠遺千秋：俾能斯文不喪，則人類便可生生不息。無論天下有道與否，天縱木鐸的教化之功，都是偉大的“成人”之美，它所帶來的快樂當然是“王天下不與存焉”。“儒教”之“教”并非西方人所說的“宗教”，而是更為現實和具體的“教化”。

  其二，制禮作樂。夫子樂在富民、保國、教化以及協和萬邦，更在于發憤忘食、樂而忘憂地刪述修訂舊文，制作典籍，其功不僅在于“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淮南子·要略》），更是“以詔萬世”（王陽明語）。如無孔子制禮作樂而構建文化事業，則“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恐非虛言。就連偏激奇詭的章太炎都承認，“繼志述事，纘老之績，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中夏所以創業垂統者，孔氏也。”（章太炎《訂孔》）

  孔子“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史記·孔子世家》），據歷史經驗而為后世立法?？鬃幼鳌洞呵铩?，以一字褒貶，覈實古人邪正，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不是教主，而是“大立法者”，即如孟子所謂“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孟子·公孫丑上》）孔子所樂，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看似簡單，非厚實的文教政制難以成之，亦非能紹明世者不足以當之——這才是真正的堯舜氣象，遠邁“與點”之意，亦不同于道學之樂，甚至已超出一般意義上的“樂”了。樂民之所樂，以天下萬代之樂為樂，其樂何極！

  “尋樂”的歷史反思

  “孔顏之樂”深湛精微而不可湊泊，絕非易與，豈能等閑視之？最起碼也要先具備孔顏的工夫，在學、政、道等方面繼往圣之志，才能談得上尋其所樂，否則東施效顰，南轅北轍矣。但北宋以降，“尋樂”蔚為大觀，逐漸異化成高蹈凌虛之風和空疏不實之氣，在明末清初的“實學家”看來，乃是墮入“禪障”的表現。宋儒出入釋老，雖依附儒說，終究為內典所俘，潛移默化而不自知，虛中玩弄，附庸風雅，自誤誤人，故李塨所謂“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上顏先生書》），未免苛責太甚，然而亦非無據。

  早在宋明理學大行其道的時期，就已有人開始反思其弊端，如南宋的陳亮和明朝中葉的楊慎，清初以來的“異端”更如雨后春筍。朱熹本人對孔顏之樂的態度發生過根本的改變，他原來以“與點”釋之，晚年則對此后悔不已，避而不談，承認留為后學病根。楊慎則嘆曰：“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后人也。”（《升庵集·夫子與點》）儒家“三綱八目”，本已曉暢明白，平實簡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不是樂，不用到處尋找，更不必裝神弄鬼。經籍早有明訓，何殆他求？樂本存乎日用之間，貼近人情世道，沒有必要另外故弄玄虛。

  宋明諸賢表彰顏回，發明孟學，欲建立自己的統緒來應對佛學的挑戰，捍衛本土文化的尊嚴，但在這個必然而必需的過程中難免沾染時風異氣，終不免“陽儒陰釋”之嫌?；\統談論孔孟或孔顏，致使內外失衡，上下乖序，功過兼具而有不得要領之譏也。宋儒還深受道家影響，以莊子的“心齋”“坐忘”來解釋顏回的“屢空”，以逍遙自適來理解孔子的“與點”，過于注重“內圣”的層面而忽視了更為要緊的“外王”。當然，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儒釋道融合的必然結果，儒家可能不再那么“醇”，但整個華夏大地卻已在文明互鑒過程中成長得枝繁葉茂，變得更為豐富和生動了。

作者：程志敏，系海南大學人文學院社科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