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下午，由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山東老年大學主辦，孟子研究院、中共濟寧市委老干部局、濟寧市文化傳承發展中心、濟寧老年大學承辦的“居仁與隆禮——孟荀思想解讀”第十五講在山東老年大學進行錄制，特邀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張濤作了《善〈詩〉〈書〉與隆禮義——孟荀的經學觀》主題講座。
儒家經典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經典、智慧經典，孟子和荀子都經常引用它們以表達自己的志向。今天，我們圍繞《詩》《書》等儒家經典的引述、流傳來更好地了解、考察和研究孟子、荀子這兩位古圣先賢的思想主張特別是其經學觀。
一、經與經學
經學是關于儒家經典的學問，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詮釋學。最初被儒家奉為經書的有六種，即六經，亦稱六藝，包括《易》《詩》《書》《禮》《樂》《春秋》。后來，由于《樂經》沒能保存下來，所以又有五經之稱。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傳承和發展的文字載體及文本依托，六經是陸續編定而成的。不僅各經，而且一經內部各個篇章，也并非成于一時或一人。
儒家經典的形成主要濫觴于商周特別是西周時期，其早期制作是由西周王官進行的?！兑捉洝反篌w成書于西周初年，由當時的卜筮之官和兼掌卜筮之事的史官采輯、訂正、增補、編纂而成?！稌窞樯讨芡跏业臋n案文獻匯編，多出于史官之手，又主要由他們保存并編集成冊?！对姟返木幖?，也得益于周王室對詩歌的重視，得益于王室官員對詩歌的采集、汰選、加工、編輯并合樂。《禮》《樂》更是周王室制禮作樂的產物。而《春秋》的前身則是魯國史官所作的編年史。在經典的濫觴和初成時期，學在宮府，官守其書，師傳其學，文化教育事業為貴族統治者所壟斷。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步入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文理性逐漸成為思想文化發展的主流，士階層崛起，開始擺脫王室附庸的地位，擁有了個體自覺和獨立人格，同時王官失守，學術下移，私學興起，王官掌守的文化典籍有大批流散于民間，經典的制作、整理和傳播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孔子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鬃诱怼⒕幱喠?，并用于私學教育，建立儒家學派，從而成為經學發展史上的奠基性人物。此后的儒家學派特別是孟子和荀子，對經學的早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二、孟子傳經——善《詩》《書》
（一）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
在五經之中，孟子對《詩》《書》最為精通，曾大量予以引用。據統計，《孟子》引《詩》，大多稱“《詩》云”，共27條；偶爾稱“《詩》曰”，共4條；稱《魯頌》《云漢》各1條；還有2條，既沒有稱“《詩》云”“《詩》曰”，也沒有稱編名或篇名。另外，有2條引《詩》各重復2次。各編之中，被引最多的是《大雅》，共20條；另《小雅》《國風》各6條，《頌》3條。《大雅》之中，《文王之什》被引最多，共11條；《文王之什》之中，《文王》一詩被引最多，共4條。《孟子》引《詩》基本上同于今本《詩經》，僅10條稍有個別文字上的差異?！睹献印芬对姟?5條，分布于22章之中。孟子共引32條（有1條為孟子引王良曰），不是陳澧說的孟子“引《詩》者三十”；另外3條，齊宣王、萬章、咸丘蒙各引1條。
《孟子》引《書》凡21條，分布于12章之中，引者均為孟子，不是陳澧所說的“引《書》者十八”。
《孟子》中也有引《禮》之文，計有兩處?！睹献印芬抖Y》之處不多，但論禮的文字之多卻頗為可觀。“禮”字在書中出現了六十五次，足見孟子是非常重視禮儀制度的。
對于《春秋》，孟子更是情有獨鐘，并明確提到了孔子作《春秋》。
只是孟子不曾引《易》，但《易傳》特別是《彖傳》有不少觀點源于孟子。這樣，經過孟子的宣傳，五經的地位不斷提高，影響不斷擴大。
經過考察研究，我們發現，孟子所引《詩》《書》的內容也大致上反映了他的天人合一思想、性善論、仁政說等思想主張。
（二）孟子“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關系自孔子開始，就是儒家思想學說的重要內容?？鬃友永m西周以來的天命觀，將“天”視為世間萬物的源頭和基本規律?？鬃诱J為天道本身不可見，但是可以通過人來實現。人能夠受“命”于“天”，因此，人背負弘揚天道的使命。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天與人是合二為一的關系。
子思、孟子一派繼承了孔子的天人觀念，承認“天”的至高性和超越性，但是他們更強調其中天人合一的一面。孟子更重視從道德修養的角度來理解天人關系，強調天人在道德境界層面的合一。孟子的“性善”“仁政”等學說也是基于這個前提而提出的。
另外，孟子還將“天人合一”的思想落實于人與客觀的自然環境之中。孟子指出，人需要按照自然之“時”來進行生產生活，并刻畫出一幅理想的圖式（參見《孟子·盡心上》）。人在自然環境中生存、生活，順應自然，愛護自然，與自然共生，最終能夠頤養天年。這正是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理論的具體實踐。
總之，從《孟子》中看，天對于人來說，是一種根源性的存在，人、人的道德以及人間的事物，都是由天而來，沒有天就沒有人，就沒有人的一切特性，沒有人的社會生活。天降生了人，并使人具有了高于萬物的靈性，這是天對人的恩德。人們應當尊敬天，為人做事應當對得起天，孟子兩次講“仰不愧于天”，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此。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人與人生存的規則來源于天。孟子還曾引《詩經·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靡常”“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這些構成其天命觀以及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論來源和支撐。
當然，中國傳統文化在天人合一的基礎上強調人的主體意識和能動作用。孟子也在“以羊易牛”（《梁惠王上》）的時候，提醒人們在對外物施與同情之前應當先對人類充滿關心，此即儒家所謂“仁者，人也”（《禮記·中庸》）。
（三）善《詩》《書》與性善論
在論述問題時孟子引用了《詩》《書》等來為其觀點作佐證，其中最突出的就包括他的性善論。
《孟子·告子上》曾引述《詩經·大雅·烝民》來闡發他的性善思想，從而將民眾崇尚優良品德的觀點依據追溯到了《詩》。這一段他引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主要是為了強調人之本性源于天，天生萬物各有其規律準則，人秉賦常理，在本性上自然的就喜愛好品行。孟子這是用《詩》的記載佐證自己人性本善的觀點。與此同時，孟子在這里延續了其“《詩》曰”“子曰”的引文范式，再次強化了《詩》的經典力量，使得引《詩》以證自己觀點的行為變得更加可靠。另外在“子曰”的內容中，更加強調了“物必有責”以及“民之秉彝”的觀點，將“人性”與“天”以及“性善”與“天”做了更加深入地綁定，由此孟子在論證中使“性善”與“道”聯系起來，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更加突出其性善論的普遍性、合理性?？梢钥闯?，孟子引《詩》對其闡明自己的性善觀點具有關鍵的作用，同時一定程度上也對《詩經》做了更加豐富的闡發。
（四）善《詩》《書》與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民貴君輕理念是孟子最為重要的思想之一?！侗M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也是孟子仁政學說的重要基石。在此基礎上，孟子強調治天下要順民心，施政要以仁政而樂民，最終達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梁惠王下》）。孟子最為重要的民本思想與《詩》《書》中所蘊含的文化傳統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性?！峨墓稀吩唬?ldquo;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這里引述的是《詩經·豳風·七月》，意在強調百姓生產、生活的重要性。《尚書·夏書·五子之歌》中有一句名言廣為流傳，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強調了民眾對于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孟子面臨著“民本主義”與“君權天授”雙重失落的現實困境。孟子在強調重振“民本主義”的同時，又要兼顧到“君權天授”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孟子援引《尚書·周書·泰誓》所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將天與民的關系緊密聯系，使天授的指引得以在民的層面體現出來，這是孟子在其處境下對《詩》《書》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由上述可以說，孟子民本思想的來源之一即為《詩》《書》中所蘊含的原始的民本思想。
總結來看，在《孟子》一書中，既有引《詩》《書》亦有論《詩》《書》，并以《詩》證史，以史釋《詩》，孟子以此來辨理論道，《詩》《書》已然確定成為其思想的重要來源。
（五）善《詩》《書》與孟子的仁政學說
孟子仁政學說的認識基礎，首先是與他對人性的認識有關，其次又與他對君權產生和存在意義的認識相關。據《梁惠王下》所記，孟子在與齊宣王討論“好勇”的問題時，曾引《尚書》稱贊武王之勇：“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的取義并不在于說明君權神授，而在于說明君主的產生是管理人民事務的需要，他負有“安天下之民”的責任。正因如此，像紂那種橫行天下殘害百姓的君主是不能容忍的。同樣，孟子《萬章上》所講的“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這段論禪讓的話，實際上也表明了孟子對于君權意義的理解。
在孟子看來，民與君的關系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民與君的關系融洽，另一種是民與君的關系很緊張。君民關系是否融洽，關鍵要看君是如何對待民眾的。周文王對老百姓非常愛護，還讓老百姓到他的獵場去打獵割草。所以民眾對周文王的態度非常友好，非常樂意為他修建園林。有一次，孟子去謁見梁惠王，梁惠王洋洋得意地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就回敬了梁惠王一句：“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梁惠王上》）接著他把《詩經·大雅·靈臺》中記述老百姓幫助文王修靈臺和靈沼的詩句讀給梁惠王聽，然后把《尚書·商書·湯誓》中記述夏朝老百姓對暴君夏桀的抱怨、恨不得與夏桀一同死去的詩句也讀給梁惠王聽。把這一正一反的歷史事件講給梁惠王聽，言外之意是警告梁惠王：你是要做文王那樣的君王呢還是要走夏桀的路呢？這個評論雖然是孟子作的，但他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觀察君與民的關系。
再從孟子多次引用《詩經·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來看，更能證明這一點。在《公孫丑上》，孟子先分析行仁政與不行仁政的結果有榮耀與受辱的分別，再論述國君若真的討厭受辱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貴德與尊士。最后，他引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我們永遠要去配合天命，但自求才能多福。還有一段記載，亦出自《公孫丑上》：“《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通過這幾條案例可以發現，孟子引用《詩》《書》主要就是為了表達他的政治主張、政治志向?！对姟贰稌返哪甏眠h，講的是先民的事情，孟子引用《詩》《書》就是以古喻今、借古鑒今、古為今用、古今融合。
從寫作方式來看，孟子引《詩》常常與“孔子曰”聯系起來談論。孟子的這種表達方式，既體現出了孔子與《詩》的關聯，又表明了孔子及其影響在孟子的傳《詩》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孟子引《書》也同樣有這種特點。孟子對《詩》《書》的引用，重在“序”和“述意”，這樣做是由于其政治活動失敗后還要在理論上繼續申述自己的思想觀念和政治主張。由此也可以理解，他在“經傳”上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確立由孔子到自己的道統之上，而不太注意去注解章句，綜核古事。這也是孟子與后來經師治經的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
三、荀子傳經——隆禮義
（一）荀子：尤有功于諸經
荀子同樣關注經學的發展，并致力于經典的傳授和研究，還對諸經的不同特點、價值和作用有過精辟闡述，成為戰國后期儒家經學的重要傳人，做出了比孟子更大的貢獻。
《荀子》引《詩》豐富，有83處，此外還有對《詩》的解說和闡發。對于《書》，《荀子》引用了十五次，其中四次不見于今本《今文尚書》。荀子亦非常重視《樂》。《荀子•樂論》與《禮記•樂記》有部分類似之處。
荀子在《易》學上也多有貢獻。除了引《易》以論證自己的觀點，他還注意闡發《周易》的義理?！盾髯?middot;大略》還強調“善為《易》者不占”，堅持人文化、哲理化的易學發展方向，與孔子“不占而已矣”的觀點一脈相承，反映了儒家解《易》的基本特點，即強調《易經》的知識性和學術性，突出其道德內涵和教育意義。
荀子更是《春秋》學的重要傳人。劉向《別錄》敘《左傳》師承，以荀子傳《左傳》于張蒼。荀子還是《穀梁》先師，而《大略》篇中有“《春秋》賢穆公”“善胥命”云云，則又源于《公羊傳》?？芍豆颉贰斗Y梁》之學的傳承亦與荀子有關。
與他的隆禮義思想相一致，荀子更是一位《禮》學大師，深于禮學。沈文倬曾經指出：“荀況是戰國后期的禮學大師。《禮論篇》《大略篇》是他的述禮專著，《禮論篇》當屬自撰，《大略篇》則出于弟子雜錄，都是論述婚、喪、祭、饗諸禮的。其體裁與《禮記》很相似，往往前引《儀禮》之文而后申以己說，對原文頗多剪裁刪節，但并列對照，并疏解其異文，就能看出荀況禮學是依《儀禮》立說的。”荀子重視《禮》學，而且主張“隆禮義而殺《詩》《書》”（《荀子·儒效》），這主要是因為荀子認為“《詩》《書》故而不切”（《荀子·勸學》），即《詩經》《尚書》記載往事而不切近時世和現實。
歷史上，傳授、傳播儒家經典，是荀子對儒學也是對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
（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
我們知道，在儒家學派，思孟一脈更重視從道德修養的角度來理解天人關系，強調天人在道德境界層面的合一。孟子的“性善”“仁政”等學說也是基于這個前提而提出的。
荀子也延續了孔孟對于“天”超越性地位的認識，但與思孟學派強調“天”的道德涵義不同，荀子更強調天道自然性的一面，其天人觀念的基點便在于此。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這是荀子關于“天”或“天道”最精辟的論述，反映了荀子天道觀念的基本情況。他強調“天行有常”，即天的運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天地萬物都在以這樣一種方式自然地有規律地運行著。天并不因為人厭惡寒冷而取消冬天，地也并不因為人厭惡遙遠而縮小地域。從這種意義上說，天和人是相分的。
因此，面對自然規律的客觀性，荀子提出只有“明于天人之分”，才能更好地應對天道、回應天道，這也是他“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來源。同時，面對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莊子·解蔽》）和思孟更強調“事天”“盡道”的天人一體，荀子站在反思、總結的立場提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強調應基于天人相分再來探討天人相合的問題，提倡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挺立主體意識。這可以說是對儒家天道觀的創新，也是荀子道德修養觀念和禮法觀念的基礎。
當然，荀子也不反對天人合一、天人和諧，強調要順勢取物、順時生產，根據自然可承受的能力合理利用資源，從而形成“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的和諧局面。
（三）隆禮義與性惡論
據統計，“禮”字在《荀子》一書中出現了300多次，“禮”在荀子的思想中處于極為重要的位置。荀子為什么會這么重視禮呢？實際上，這個問題與他的性惡論有著直接關系。在這里，我們比較一下孟子與荀子的人性論。在孟子看來，仁義禮智是內在于人的、為人的本質所固有的一種道德屬性，又叫做“四端”。人應將此四端之心推擴開來，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在此意義上，孟子走向了孔子以來的內圣之學。荀子明確反對孟子的“人之性善”，主張“人之性惡”。在荀子看來，人之性惡是因為人生而有種種欲望，順著這些欲望發展下去，必然會導致紛爭和暴亂，這是人的本性。人如何才能向善呢？荀子認為人性惡，道德并非是出于人的本性，而是出于圣人的“化性而起偽”，也就是人的刻意為之。那么，禮法某種意義上就成了化性起偽的一個重要方法或者必要保障。而且從這里可以看到，荀子論禮往往還與法、刑相聯系，從而走向外王事功的向度。
（四）隆禮義與重刑法
關于治國理政，荀子曾提出“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思想主張。荀子“隆禮”，延續了孔孟以來對“禮”的一貫主張。但是荀子又看到，孟子以人性之善為基礎建構禮的“仁政”秩序過于理想，難以應用于現實。但一味依賴法律的強制性，又將走向無視人情、冷漠功利的極權主義。所以，在“隆禮”的同時，荀子還提出了“重法”的理念。
在荀子看來，禮法二者應是相互補充、相互助益的兩個方面。“禮”與“刑”，“明德”與“慎罰”的統一，是荀子對于孔、孟以來，儒家治國思想的突破。與此同時，他又強調二者并不是完全平等的關系，他認為，“禮”應是“法”的前提，“法”應是“禮”的補充，二者是“綱”與“紀”的關系。
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君主對禮法運用程度不同，又會形成“王道”與“霸道”之分。荀子對“王道”的理解與孟子是一致的。在荀子看來，王道與霸道并無本質的不同，區別主要在于執政水平的高低。這便與孟子的看法有根本的區別。但這并不意味著荀子宣傳、支持霸道，荀子始終以王道為最高政治目標。
總之，“禮”與“刑”，“明德”與“慎罰”的統一，是荀子對于孔孟以來，儒家治國思想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在荀子的思想中，還是以禮義為重，禮義是統領，禮義為標準，其提倡的法也與法家之法不同，仍是需要以遵禮、行禮為前提和根本。
四、孟荀經學觀對后世的影響
作為“先王之遺言”“先王之陳跡”，六經或者說其前身、其原型，都是一些古老的歷史文獻，并非儒家的專有領地，而是頗受道、墨、法等其他諸子各家的重視?！赌印贰豆茏印贰肚f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往往根據各自的立場和見解對諸經有所稱引、有所闡發，只是其他各家所用經書的本子與儒家不盡相同。如《墨子》引《詩》十條，其中不見于今本的四條，與今本次序不同的三條，字句不同的三條，大致相同的僅有一條；引《書》二十九條，其中連篇名、文字都不見于今本的達十四條之多，篇名、文字與今本不同的一條，文字不見于今本的六條，引《泰誓》而不見于今本的二條，與今本有出入的二條。這說明，墨家所讀的《詩》《書》，是有別于儒家的。但不管怎樣，戰國之時，各種經書的傳布和流傳已經相當廣泛，它們對思想文化發展所起的載體作用也進一步凸顯。
漢儒在解《詩》《書》時，繼承了孟子論《詩》《書》中注重政治教化的一方面，并加以發揮。以董仲舒為代表，承接孟子“《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的觀點，漢代學者認為《春秋》與王道政教息息相關。宋代，《孟子》的地位不斷提升，與《大學》《中庸》《論語》一起，位列四書，后又成為十三經之一。
《荀子》文中有“隆禮義而殺《詩》《書》”之說，但荀子并不是反對《詩》《書》。就《荀子》文中所引《詩》《書》的內容和數量來看，其是非常重視《詩》《書》的。荀子引《詩》之數更是“五經”中征引最多的，并且多引《詩》放于論述內容的句末，以此來正向加強自己的觀點。所以可以講荀子是充分吸收和繼承了《詩》《書》內涵的。至于“隆禮義而殺《詩》《書》”可以與“善為《易》者不占”聯系起來考察，這兩者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綜合考察的表述。荀子的思想具有較為強烈的現實性，而且其更加強調人為的責任和力量，所以在專注為學而致用的過程中，并不提倡將讀《詩》《書》固化為單純地吟詩歌詠，而是希望學《詩》《書》可以與現實相結合來體悟，以做到內修外達?！兑住芬彩侨绱?，在荀子看來，不提倡沉迷于占卜之類的術數而將生活完全寄托于此，而是應該在明白和體悟《易》之真諦的基礎上去理解、洞察世界以更好地行人為之事。
孟子和荀子是孔門后學中的兩大支柱，并分別開出了孔子的內圣外王之學，在儒家經學傳承發展過程中，承上啟下，地位重要，包括《詩》《書》在內的儒家經傳都有賴于孟子、荀子之功得以傳承不絕、賡續不斷，而孟子、荀子的經學觀、經學思想又成為二人思想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挖掘和廣泛探討。
整理：劉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