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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愛國:歷代對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解讀——從安大簡《仲尼曰》“管仲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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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年0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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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孔子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的功業并稱之“如其仁”,但又批評管仲之“器小”“不知禮”之后,歷代儒家對管仲的評價各有不同,大致有三:其一,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對管仲多有批評,忽視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其二,漢唐至北宋時期儒家學者大都稱管仲為“仁”,或同時又認為管仲有“器小”“不知禮”的欠缺;其三,程朱一脈以及后來儒家學者大都稱管仲有“仁之功”,雖并非“仁人”,但與之密切相關。新出土的安大簡《仲尼曰》明確講“管仲善”,印證了《論語》中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以及后世多數儒家的解讀。然而今有學者主要依據孟子輕視管仲的功業并言“以力假仁者霸”,認為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實指孟子所反對的“以力假仁”,而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蘊含著管仲“不知仁”之意,明顯有過度貶低管仲之嫌。

關鍵詞:孔子;管仲;如其仁;《仲尼曰》

春秋時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其功業為孔子所肯定,而稱之“如其仁”;但是,孔子又批評管仲之“器小”“不知禮”。為此,歷代儒家對管仲的評價各有不同。孟子、荀子等學者忽視孔子稱管仲“如其仁”;漢代至北宋卻有不少儒家學者將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解為稱其為“仁”,或同時又認為其有“器小”“不知禮”之欠缺;宋代程朱一脈則稱管仲有“仁之功”,雖并非“仁人”,但與之密切相關。而當今有學者作文,依據孟子輕視管仲的功業并言“以力假仁者霸”,認為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實即孟子所反對的“以力假仁”,是對管仲的批判,且孔子講管仲“不知禮”蘊含著批評管仲“不知仁”之意。1這種強調孔子對管仲的批判的觀點,與新出土的安大簡《仲尼曰》明確講“管仲善”不甚契合,有待商榷。

一、孔、孟、荀對管仲的評價

《論語》中孔子多次談到管仲?!墩撜Z·憲問》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5456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1]5457

楊伯峻《論語譯注》譯云:“齊桓公多次地主持諸侯間的盟會,停止了戰爭,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就是管仲的仁德,這就是管仲的仁德。”[2]218“管仲輔相桓公,稱霸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還受到他的好處。假若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發,衣襟向左邊開,(淪為落后民族)了。”[2]219也就是說,在孔子看來,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給人民帶來好處,合乎仁德。

但是《論語·八佾》又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1]5360-5361

顯然,孔子既贊賞管仲的仁德,又批評管仲之“器小”“不知禮”。對于孔子所言“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楊伯峻將這里的“禮”解為禮節,“假若說他懂得禮節,那誰不懂得禮節”[2]45。所以,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只是就其不懂禮節而言。

應當說,孔子是依據管仲的功業而稱管仲“如其仁”,或者說,這里所謂“仁”是就管仲的功業而言。孔子重視“仁”,他稱管仲“如其仁”,是從整體上對管仲的基本評價和肯定。同時,孔子又依據管仲的某些具體行為而講管仲之“器小”且“不知禮”。孔子不僅重視“仁”,而且又講“禮”,講“不知禮,無以立也”,因而對管仲之“器小”和“不知禮”的某些具體行為提出批評。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講管仲之“器小”且“不知禮”,是具體的、有所指的,并非孔子講“不知禮,無以立也”時所指責的普遍意義上的“不知禮”,并非指管仲的行為在整體上都違背了禮。所以,孔子既根據管仲的功業,稱管仲“如其仁”,從整體上給予基本的肯定,又批評管仲的某些具體行為所表現的“器小”而“不知禮”,不是指責管仲“不知仁”,并非對管仲完全否定。雖然就概念分析而言,“如其仁”與“不知禮”是對立的,“如其仁”不可能“不知禮”,但就對管仲的評價而言,孔子既從整體上給予管仲“如其仁”的基本評價和肯定,同時又從管仲的某些具體行為上批評其“器小”和“不知禮”,二者并不矛盾。尤其是,在孔子那里,仁比禮更為根本,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因此,孔子對于管仲之“器小”而“不知禮”雖有所批評,但稱管仲“如其仁”更為根本。

新出土的安大簡《仲尼曰》記:“(管)中(仲)善=(善,善)才(哉),老訖。”整理者認為,“‘中善=才’當讀為‘管仲善,善哉’。‘老訖’,壽終”,“此條簡文與《憲問》對管仲的贊美一致,意思是說:管仲仁善,得以壽終”。2相較于今本《論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安大簡《仲尼曰》的評價只是稱管仲善,如此可證明《論語》中孔子稱管仲“如其仁”是對管仲的基本評價和肯定。

與孔子依據管仲的功業而稱管仲“如其仁”不同,孟子對管仲的功業頗為輕視?!睹献?middot;公孫丑上》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騿柡踉髟唬?lsquo;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愿之乎?”[3]5837

顯然,孟子贊同曾西所言,認為管仲“功烈,如彼其卑也”,輕視管仲的功業。不僅如此,孟子還特別批評管仲所輔佐的齊桓公施行霸道,這就是《孟子·公孫丑上》載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3]5849需要指出的是,孟子的“以力假仁者霸”,講的是五霸假仁義以行霸,漢趙岐注曰:“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后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于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3]5849

荀子也反對齊桓公的霸道,認為齊桓公施行霸道,“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是“詐心以勝”,是“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4]126-127但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孟子認為齊桓公“以力假仁”,還是荀子認為齊桓公“依乎仁而蹈利”,都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他們對管仲僅有負面評價。與孟子輕視管仲的功業不同,荀子在反對齊桓公霸道的同時,又對齊桓公任用管仲有所肯定,這實際上是對管仲功業的肯定?!盾髯?middot;仲尼》曰: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4]124-126

《荀子·王霸》還說:“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4]263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既肯定管仲的功業,又對其品行有所批評?!盾髯?middot;王制》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4]181《荀子·大略》曰:“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4]591荀子認為管仲“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因而不可能像孔子那樣稱管仲“如其仁”。所以,雖然荀子肯定管仲的功業,孟子輕視管仲的功業,但實際上他們都忽視了孔子稱管仲“如其仁”。

由此可見,自孔子既稱管仲“如其仁”同時又批評其“器小”“不知禮”之后,戰國時期儒家對于管仲的評價有些變化。孟子輕視管仲的功業;荀子雖對管仲的功業有所肯定,但對其品行提出較多的批評,稱管仲“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與此不同,安大簡《仲尼曰》則給予管仲以較多的肯定。安大簡《仲尼曰》“管仲善”,不僅印證了《論語》中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也說明了戰國時期儒家在對管仲的評價上存在著既不同于孟子又不同于荀子的觀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孟子輕視管仲的功業,而荀子雖肯定管仲的功業但又認為管仲“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不同于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又批評其“器小”而“不知禮”。因此,不僅不可將孟子認為齊桓公“以力假仁”或荀子認為齊桓公是“依乎仁而蹈利”簡單地等同于他們對管仲的評價,而且更不可將孟子或荀子對管仲的評價簡單地等同于孔子對管仲的評價。

二、漢唐儒家對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解讀

對于孔子既稱管仲“如其仁”又批評其“器小”而“不知禮”,漢唐儒家作了各種解讀。與孟、荀相似,西漢董仲舒反對齊桓公實行霸道,稱“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后仁誼也”[5]2524,因而認為管仲輔佐齊桓公實行霸道,所以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6]89。司馬遷反對這樣的說法,指出:“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7]2136顯然,司馬遷強調管仲的功業,并且認為不能因為孔子講“管仲之器小”而否定管仲的功業。

孔安國解孔子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誰如管仲之仁?”[1]5456孔安國把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解讀為“誰如管仲之仁”,顯然是依據管仲的功業而稱其“仁”,這里所講“管仲之仁”也可以理解為是稱管仲為“仁人”。

劉向就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多有論述。據《說苑·善說》載: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8]320-321

在這一記述中,孔子明確稱管仲“大人”,并為管仲的行為辯解。后來《孔子家語》也有類似的記載,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魏王肅注:“得仁道也。”[9]43顯然,劉向稱管仲“大人”,《孔子家語》稱管仲“仁”,實際上是把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直接解讀為稱管仲為“仁人”。與此同時,劉向也不否定孔子講“管仲之器小哉”。其《新序·雜事》既說“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10]89,又說“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10]91。在劉向看來,孔子講“管仲之器小哉”是替管仲惋惜,并未與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以及稱管仲“大人”或“仁人”相沖突。

東漢馬融解孔子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又曰:“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1]5457據《后漢書·延篤傳》記載,東漢馬融弟子延篤論仁與孝的關系,說:“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11]2105可見,漢儒既有如劉向稱管仲“大人”或“仁人”,也有如延篤將管仲的功業稱為“仁功”,即把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解讀為稱管仲有“仁功”。然而,延篤講“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是用于討論仁與孝的關系,并沒有將“仁功”與“仁人”區分開來,因此稱管仲有“仁功”實際上也是視管仲為“仁人”。換言之,管仲有“仁功”,因而也就是“仁人”。

東漢末年鄭玄《論語注》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說:“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濟天下,此仁為大。死節,小仁也。”[12]606顯然,在鄭玄看來,管仲“功濟天下”而有“仁功”,同時亦為“仁”,甚至高于死節之仁。這樣的解讀,與劉向稱管仲“大人”及《孔子家語》稱管仲“仁”是一致的,實際上都是視管仲為“仁人”。

南北朝皇侃《論語義疏》解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說:“管仲有仁之跡。”[13]366“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13]367可見,皇侃肯定管仲的功業,稱之為“仁之跡”?!墩撜Z義疏》又解“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曰:“孔子稱管仲為仁及匡齊不用兵車,而今謂為小,又此二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圓足,是故雖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13]76在這里,皇侃一方面認為“孔子稱管仲為仁”,另一方面又認為管仲不免有“器小”和“不知禮”之欠缺。

由此可見,漢唐儒家對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解讀,既有孔安國講“管仲之仁”,劉向稱管仲為“大人”,直至鄭玄、《孔子家語》稱管仲“仁”,實際上視管仲為“仁人”,又有皇侃《論語義疏》稱管仲為仁,并認為有“器小”和“不知禮”之欠缺。需要指出的是,皇侃《論語義疏》對管仲的評價影響很大。宋初邢昺《論語注疏》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齊桓公九會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義安,皆管仲之力也,是得為仁,余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1]5456-5457又解“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曰:“此下孔子為子貢說管仲之仁也。”[1]5457顯然,邢昺認為孔子稱管仲“如其仁”是講“管仲之仁”。同時,邢昺《論語注疏》又解“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說:“此章言管仲僭禮也。”[1]5361可見,與皇侃《論語義疏》一樣,邢昺《論語注疏》既講“管仲之仁”,又講“管仲僭禮”。

三、宋儒的不同解讀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接續宋初邢昺《論語注疏》既講“管仲之仁”,又講“管仲僭禮”,北宋王安石評管仲,說:

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14]1208-1212

顯然,王安石認為,孔子既稱管仲為仁,又說他“小器”,二者并不矛盾。王安石門人陳祥道《論語全解》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說:“自仁之成名而言之,雖君子有所不仁;自所愛而言之,雖管仲有所施。蓋仁之所施,有殺身以成仁,有不死以成仁。……不死而足以成仁者,管仲也。”[15]172他也認為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實際上就是稱管仲為“仁”。與王安石相同,蘇軾也認為孔子“以管仲為仁”[16]240,并且還明確指出:

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17]203

司馬光也認為孔子稱管仲仁,說:

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18]2115-2116

而且,司馬光還認為孟子、荀子對管仲的評價并不完全合乎孔子,說:“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荀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以是觀之,孟、荀氏之道,概諸孔子,其隘甚矣!”[19]457

與王安石、蘇軾、司馬光稍有不同,程頤強調:“管仲之仁,仁之功也。”[20]109《程氏遺書》載:

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個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20]284-285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圣人闡幽明微之道。……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圣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20]183

在程頤看來,“孔子未嘗許人以仁”,而稱管仲“如其仁”,是就“仁之功”而言,也就是說,孔子只是稱管仲有“仁之功”,并非稱之“仁人”。二程門人尹焞說:“九合者,仁之功也,非以仲為仁人也。”[21]490朱熹繼承程頤對管仲的評價,強調有“仁之功”未必為“仁人”。他很早就說: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為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乎?[22]1855

在這里,朱熹既講管仲有“仁之功”但并非“仁人”,又講“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強調“仁之功”是成為“仁人”之必要條件,二者密切相關。朱熹《論語集注》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說:

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23]154

在朱熹看來,孔子肯定管仲“如其仁”,并予以贊許;但是,這里的“仁”只是就“仁之功”而非“仁人”而言,因而他又認為管仲“不知圣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并且說:“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23]67也就是說,管仲雖有“仁之功”,但又有“器小”“不知禮”之欠缺,所以并非“仁人”。朱熹晚年還說: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后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24]1127

顯然,朱熹強調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講的是“誰得如他之仁”,贊許管仲的“仁之事功”。

不同于漢唐至北宋時期儒家學者大都稱管仲為“仁”,或同時又認為管仲有“器小”“不知禮”的欠缺,程朱一脈認為“孔子未嘗許人以仁”,因而解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將其中的“仁”解為“仁之功”,強調管仲的“仁之功”,而并非直接肯定管仲為“仁人”,同時又講“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強調“仁之功”是成為“仁人”之必要條件。這樣的解讀對后世影響很大。

但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初學者余允文撰《尊孟辨》說孟子反對“管仲假仁而圖霸”[25]543,將孟子的“以力假仁者霸”誤讀為“管仲假仁而圖霸”,實際上是要批評管仲“以力假仁”。與此不同,朱熹之后也有一些學者講管仲“以力假仁”,但實際上并沒有批評之意。朱熹門人陳埴認為,“仁者,純乎天理”,而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仁”只是“仁之功”,并非純乎天理,因而不足以為仁,只是“假仁”,是“管仲之仁”。3應當說,朱熹《論語集注》把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仁”解為“仁之功”,又提出“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強調“仁之功”與“仁”密切相關;在此基礎上,陳埴進一步把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仁”解為“假仁”,并強調“假仁”與“仁”密切相關,是對朱熹解讀的發揮。

元代陳天祥《四書辨疑》也認為管仲“為霸者之佐,始終事業不過以力假仁而已。所假之仁,非其固有之仁”,但是又說:

 

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實之仁,然其所成之功亦與真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4

在陳天祥看來,管仲“以力假仁”,是“假仁之人”,而非“真實之仁”,但是“假仁”所成之功與“真實之仁”所成之功,二者無異。也就是說,陳天祥既講管仲的“假仁”與“真實之仁”的不同,又講二者的密切相關,并不是要反對“假仁”,因而不同于孟子講“以力假仁者霸”,旨在反對“以力假仁”。5

由此可見,無論是朱熹門人陳埴,還是陳天祥《四書辨疑》,他們將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仁”解為“假仁”,是要說明管仲的“假仁”不同于“仁”,但又強調二者密切相關,并不是要批評管仲之“假仁”。如黃玉順《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26]165-173從程樹德《論語集釋》中引述陳天祥《四書辨疑》稱管仲為“假仁”,并用以說明孔子對管仲批評,恐是對陳天祥所言的誤解。

明末清初王船山的《讀四書大全說》明確稱“管仲是仁者”[27]806。后來撰《四書訓義》,又對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并認為其“器小”“不知禮”作了解讀,認為管仲相桓公“引天下而以一心合之,閔天下而以一人救之,侯得其度,民安其居,心盡而理得”,孔子稱之“如其仁”,“斯以為仲之定論,而言仁之通也”。[28]786-787還說:

管仲之心,匡天下之心,其才,治天下之才也。夫子惜其德之不立,功之不高,而嘆之曰:以管仲之志與其所行,若可以任天下之大者也,而王既不成,伯亦不終,由今思之,其器小哉!……惜哉,其有救世之情而未講于君子之大道也!夫夫子之小管仲也,其旨深矣,非深知乎大學至善之理者,固不能知也。而即就管仲之行事言之,唯其有茍且以就功名之心,故器止于此。[28]348-349

正如漢劉向一樣,船山也認為孔子稱管仲“器小”是替管仲惋惜。此外,船山還對孔子言管仲“不知禮”作了自己的解讀,把“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解為:“管氏而知禮也。唯忘分修文以鳴侈肆之為禮也,則今之大夫,居非其室,服非其制,行非其禮,奏非其樂,皆不儉者,皆可謂之知禮也,而禮果然乎哉?”[28]349應當說,船山對管仲的評價,實際上回到了漢唐儒家。

劉寶楠《論語正義》解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說:“‘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為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29]576并引俞樾《諸子平議》所說:“《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但是又引鄭玄《論語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為大,死節,仁小者也。”[29]577可見,劉寶楠既認為孔子稱管仲“如其仁”是“論其事功”,又贊同鄭玄視管仲為“仁人”。

應當說,朱熹之后,不少儒家學者都認為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仁”只是就事功而言,雖非就道德而言,但又與道德密切相關,實際上正是對程朱一脈將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之“仁”解為“仁之功”同時又講“仁之功”與“仁”密切相關的進一步發揮。至于船山對管仲的評價,以及劉寶楠贊同鄭玄視管仲為“仁人”,似乎是回歸漢唐儒家的評價。

四、從安大簡《仲尼曰》“管仲善”看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出,自孔子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的功業并稱之“如其仁”又批評管仲的“器小”且“不知禮”之后,歷代儒家對管仲作出不同的評價,大致有三:

其一,孟子輕視管仲的功業,荀子雖然肯定管仲的功業但稱其“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董仲舒認為管仲輔佐齊桓公實行霸道,顯然都忽視了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甚至直到宋代,仍有學者,如南宋初學者余允文,批評管仲“假仁而圖霸”。

其二,漢唐時期,孔安國講“管仲之仁”,劉向稱管仲為“大人”,鄭玄以及《孔子家語》稱管仲“仁”,又有皇侃《論語義疏》既稱管仲為“仁”,認為他有“器小”和“不知禮”之欠缺。直至北宋時期,邢昺《論語注疏》既講“管仲之仁”,又講“管仲僭禮”,后來的王安石、蘇軾以及司馬光都認為孔子稱管仲“仁”。也就是說,漢唐至北宋時期,儒家學者大都將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解為稱其為“仁”,或同時又認為其有“器小”“不知禮”之欠缺。后來,王船山、劉寶楠則是對漢唐儒家這種評價的回歸。

其三,程朱一脈稱管仲有“仁之功”,雖并非稱其為“仁人”,但與之密切相關。其后,又有儒家學者將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仁”解為“假仁”,但并非予以批評;也有儒家學者認為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只是就事功而言,同時又與道德密切相關,實際上都是對程朱一脈解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進一步發揮。

新出土的安大簡《仲尼曰》明確講“管仲善”,不僅印證了《論語》中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從而也說明了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忽視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不合乎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因而更不可將他們對管仲的評價和批評看作是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和批評。

董仲舒之后的儒家大都重視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并給出了不同的解讀。他們的分歧在于孔子稱管仲為“仁”或“仁人”,還是稱管仲有“仁之功”而非“仁人”。漢唐至北宋的儒家大都認為孔子稱管仲為“仁”或“仁人”,給予管仲很高的評價。程朱一脈強調管仲有“仁之功”而非“仁人”,是由于他們認為“孔子未嘗許人以仁”,出于他們對“仁人”的更高要求,因而將“仁之功”與“仁人”作出區分。朱熹講“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強調由“仁之功”而為“仁”,并不是要否定管仲,而是有對管仲的肯定之意,從根本上講與稱管仲為“仁”大同小異。為此,不可因朱熹稱管仲“不知圣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而忽略朱熹對管仲“仁之功”的肯定。

在程朱一脈講管仲有“仁之功”而非“仁人”的觀點影響下,元代陳天祥《四書辨疑》進一步認為管仲“以力假仁”,而區別于“真實之仁”,但同時又肯定“以力假仁”與“真實之仁”密切相關,并非反對“以力假仁”;因而完全不同于孟子講“以力假仁者霸”和荀子批評管仲“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以及董仲舒反對齊桓公“先詐力而后仁誼”將事功與仁義完全對立起來。

應當說,自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之后,除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之外,歷代儒家大都據孔子所言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的功業。不僅有不少學者稱管仲“仁”或“仁人”,而且程朱一脈講管仲有“仁之功”,又強調“仁之功”是成為“仁人”之必要條件,實際上包含了對管仲的較多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康有為并不完全贊同程朱一脈的解讀,明確認為孔子所言“如其仁,如其仁”是對管仲之仁的“再三嘆美”,并且說:

管仲真有存中國之功,令文明世不陷于野蠻,故雖奪人邑,而人不怨。言功業高深,可為一世偉人也??鬃訕O重事功,累稱管仲,極詞贊嘆。……宋儒不知,而輕鄙功利,致人才苶爾,中國不振,皆由于此。[30]490

康有為還說:“管仲治國之才,成霸之術,以今觀之,自是周公后第一人才……故孔子稱其仁。”[30]401康有為把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解為“孔子稱其仁”,實際上是要回到漢唐儒家學者的解讀。

當今學者,大都將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解讀為稱管仲為“仁”:既有楊伯峻《論語譯注》解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為“這就是管仲的仁德”,又有錢穆《論語新解》以及李澤厚《論語今讀》作出同樣的解讀,6而且在稱管仲為“仁”的同時,又指出其有“器小”“不知禮”的欠缺。這樣的解讀實際上是繼漢唐儒家以及后來大多數儒家學者的解讀而來,與程朱一脈的解讀亦是大同小異。重要的是,這樣的解讀不僅合乎《論語》載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同時也合乎安大簡《仲尼曰》講“管仲善”對于管仲的較多肯定。因此,依據孟子輕視管仲的功業并言“以力假仁者霸”,而認為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實指孟子所反對的“以力假仁”,并由此認為孔子講管仲“不知禮”蘊含著講管仲“不知仁”,顯然有過度貶低管仲之嫌。由此亦可見得,戰國時期,既有忽視孔子稱管仲“如其仁”的孟子和荀子,也有持《仲尼曰》“管仲善”觀點,對管仲有較多肯定的儒家學派。至于董仲舒之后的儒家學者,大都重視孔子稱管仲“如其仁”,或稱管仲“仁”或“仁人”,或稱管仲有“仁之功”,則多與《仲尼曰》“管仲善”相一致。而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過于強調王道與霸道的對立,忽視管仲之功業,強調管仲之欠缺,實在是與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以及《仲尼曰》“管仲善”不相一致,不可作為儒家評價管仲的主要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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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黃玉順.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38(1).

[27] 讀四書大全說//王夫之.船山全書:第6冊.長沙:岳麓書社,1991.

[28] 四書訓義:上//王夫之.船山全書:第7冊.長沙:岳麓書社,1990.

[29] 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

[30] 論語注//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6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注釋

 

1參見黃玉順:《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2參見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第44、49頁。此外,該書還提供了另一種解讀,即將簡文“老訖”讀為“小器”,認為此條簡文的意思是說:管仲善良是善良,但是器量狹小。

3陳埴說:“仁者,純乎天理。管仲,假仁者也,孔子遽許以仁,《集注》以為‘利澤及人’而許以仁之功。原其心,既未純乎天理,則功豈足以為仁乎?或以為如其仁者,仁管仲之仁者。”(陳埴:《木鐘集》卷1,《儒藏(精華編一九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87頁)

4陳天祥《四書辨疑》說:“《注》言‘誰如其仁’,一‘誰’字該盡古今天下之人,更無人如管仲之仁,無乃許之太峻乎?仲為霸者之佐,始終事業不過以力假仁而已。所假之仁,非其固有之仁,豈有人皆不如之理。夫子向者言管仲之器小哉,又謂僭不知禮,今乃連稱誰如其仁,誰如其仁,圣人之言,何其不恒如是邪?況經之本文‘如其’上亦無‘誰’字之意。王滹南曰:‘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此解‘如其’二字意近。然此等字樣,但可意會,非訓解所能盡。大抵如之為義,蓋極似本真之謂。如云如其父、如其兄、如其所傳、如其所聞,文字語話中似此用‘如其’字者不少。以此相方,則如其仁之義乃可見。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實之仁,然其所成之功亦與真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陳天祥:《四書辨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129—130頁)其中最后一句“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實之仁,然其所成之功亦與真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程樹德《論語集釋》引述為“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程樹德:《論語集釋》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272頁),恐有誤。

5與陳天祥相似,清宋翔鳳《論語說義》雖然肯定孟子講“以力假仁者霸”,但又說:“惟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管仲相桓公,所行皆仁之事。”(宋翔鳳:《論語說義》,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年,第176頁)顯然并不是要把管仲之“假仁”與“仁”對立起來,而是強調二者的相互聯系。

6錢穆解為:“桓公九次會合諸侯,并不憑仗兵車武力,都是管仲之功。這就是他的仁了。這就是他的仁了。”(錢穆:《論語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20頁)李澤厚解為:“齊桓公多次聯合、統一了諸侯們,并不憑借戰爭,這是管仲的力量。這是仁呀,這是仁呀。”(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68頁)

 

作者:樂愛國,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來源:《船山學刊》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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