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發展和完善理想人格，強調由道德實踐的功夫修養成德，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特性。“功夫”由此成為中國哲學史上有標識性的核心語辭。核心語辭奠定話語體系基礎，發掘彰顯功夫話語的豐富意涵和獨特價值，促進其創造轉化，有助于現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構建，發展與世界哲學交流的現代學術語言，在“為往圣繼絕學”的同時加強文明交流互鑒。

中國哲學話語的“功夫”是道德實踐概念，特指修養心性的“為學之方”。所為之學在古代主要指儒家希圣希賢之學，今天則可以泛指一切追尋與實踐理想人格之學；為學之方乃自我操持與鍛煉的方法，也是學習與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徑。因其集中在內心修養，又稱“心性功夫”；因其著眼于變化氣質、提升道德意識，又稱“德性功夫”。“功夫論”則是對功夫實踐加以反思與總結的理論成果，又進一步對功夫實踐發揮指導作用。儒家經典記載了許多功夫，如克己、反身、存心養性、正心、誠意、戒慎恐懼、慎獨等等。哲學史上關于功夫的討論十分豐富而又具有實踐針對性，例如功夫間斷則求連續；功夫夾雜則求純一；功夫有動靜，靜存和動察兩不失；功夫分內外，須內外交修并進；功夫有次第與節目，警惕冒過與躐等；功夫分頓漸，二者相資不偏一邊，等等。

重視功夫實踐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立場。西方哲學重視理論思辨，幾乎不涉及功夫實踐。與之相對照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關于功夫的探討廣泛而深入，卻少有獨立的本體論、宇宙論或知識論的興趣與言說。對功夫的強調與實踐，構成了中國哲學特有的論域，體現出鮮明的中華文化特性。從中西比較看，作為中國哲學話語的功夫有三個突出特點。

心性功夫，端本澄源

功夫的突出特性是事先在內心用功，而與西方倫理學重視規范行為或行為者不同。西方倫理學或以道德律令、功利原則規范行為，或以美德品質規范行為者，如康德的實踐理性、功利主義原則與古典美德理論等。一方面，這些思想多來自邏輯推演，往往不能推動道德實踐；另一方面，即使有人遵照實踐成就理想人格，總不免心中善惡交織，精神奮斗艱難。心性功夫則不同，可以獲得道德生活“不勉而中”的實踐能力，所以無“知而不行”之虞。

儒家認為只規范外在行為已經失了先著，內在意識的純化才是根本。在心地上（心性本源處）用功，有端本澄源之效。任何過惡的開端都是微細的，在不善的動機初萌時加以省察，“止邪于未形”容易，“惡積而不可掩”再克治則困難。正所謂“才動即覺，才覺即化”（《龍溪王先生全集》）、“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學歌》）、“最上者治心，當下清凈；才動即覺，覺之即無”（《了凡四訓》）。而“明理以遣之”“隨事以禁之”等做法已經落入下乘。體現這一特征的典型功夫是“知幾”“不遠復”等。“幾者動之微”，做“知幾”“不遠復”的功夫，就是要在細微的意念初萌時省察克制，使思慮歸于平靜，恢復純凈和清明，止邪于未形。譬如“一片雪花輕著水”“泯然無際澄且清”。

心性功夫不僅要糾正意識上的惡念，還需要對治身心之中隱蔽的種種負面、對治種種似是而非者。身心的負面如邪暗之塞、氣質之偏，私欲、意見、習氣、意氣的遮蔽等；似是而非者有博聞強記、情識、想象、擬議、安排、格套、氣魄、光景等。個體對這些均需加以細致體察，克服凈化，以使心靈回歸本來的合理狀態。從這種道德嚴格主義可見心性功夫的鞭辟入里。

不離日用，直造先天

儒家主張在日常生活中操存涵養，轉化身心，而與西方修身傳統強調世俗生活與神圣生活的對立不同。歷史上西方宗教傳統的精神修煉，如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言，是割裂神圣與世俗生活的。儒家則主張“事上磨練”，認為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都是做功夫的契機，將塵勞煩惱當作修煉的場域。人要時刻警醒，在憂患中動心忍性，努力實現“造次、顛沛必于是”。因此要“于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功夫”（《陸九淵集》），“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學案》），“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別諸生》）。

這種對日常世界的肯定，不會追求一個所謂的“上帝之城”。內心的操存涵養、心靈明覺的體認，在民胞物與、萬物一體的痛癢相關中才真切。即使是由揚棄佛道而來的“歸寂”“主靜”等功夫，其對現實生活的擺脫也不過是暫時隔離，而非對人倫日用的拒斥。“究竟功夫”必須在現實生活中成就，“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傳習錄》）。

何以功夫不離日用？這可以從明儒王畿“三悟”的分別來理解。在王畿看來，從言語文字所得的知解，叫“解悟”；通過“習靜”的修養方法得來的，叫“證悟”。“解悟”是文字知解；“證悟”依賴于環境的安寧，而一旦置身于紛繁纏繞的事務之中，內心的平靜就不免被打亂。他所強調的“徹悟”則是從日常的人情事變入手，達到“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無論外在環境如何紛繁纏繞，總是可以應對自如，左右逢源而氣定神閑。猶如蕩滌凈盡的清水，“愈震蕩愈凝寂”，再無沉渣泛起之虞。從實踐效果看，不離日用的功夫最根本最究竟；從價值取向看，德性功夫就在日用生活中成就，不放棄社會關懷，不脫離人倫日用，在生活中時時心存仁義禮智，追求“義精仁熟”“直造先天”的最高造詣。

功夫所至，本體呈現

中國哲學自始主張本體與現象不二，不離現象求本體，而與西方哲學的本體現象二分不同。唐君毅先生指出：“假設我們不能見本體，其咎不在現象之遮蔽，而在我們本身之自作障礙。于是，撇開現象之努力，必然化為祛除自身習氣的障礙之努力”。雖然中西哲學的本體意涵各有側重，不過可以在形而上學中得到統一。

就形而上學而言，中國哲學的“本體”聚焦心性本體，即生命心靈的主體，而西方哲學話語中的Substance偏重客觀實體。依照中國哲學主流的預設，人性并非“有善有惡”的復雜特性，更非如西方宗教所言，帶有“原罪”的“本性”。相反，人性是內蘊著崇高人生理想，具備成就圣賢潛質的“天性”。因此，中國古代哲學家大多主張“性善”，認為普遍的人性（心性本體）存在于個體當中。不過本體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在個體中實現，還需要自覺的修養功夫，來促進本體完整地實現。陳來先生指出：以功夫促進本體的實現，也可以說以功夫參與本體的構建，用傳統的話說就是“道體”以“體道”證成。這一體道的過程，古人稱為“與天地參”。參與天地化育、參與大化流行，“參與”的傳統是十分中國的。心學傳統中往往強調心性本體與修養功夫合一，沒有獨立于功夫論之外的心性論。如陸象山講“心即理”的本心是本體，如何“發明本心”則是功夫。

中國哲學本體功夫合一的看法，在明代儒學中得到充分表達。如陽明學發展出“悟本體即功夫”“由功夫以悟本體”兩種路徑。思想家有很多“即功夫即本體”的講法，如“不識本體，皆差功夫也；不做功夫，皆假本體也”（《高子遺書》），認為“離功夫外無本體”“心無本體，功夫所至，即其本體”（《明儒學案序》）等。這都是強調通過種種明心復性的功夫，恢復心靈本來的清明狀態，就可以使先驗的道德本體朗現。

研究和創新發展功夫話語，有重要的文明價值。功夫在中國傳統哲學脈絡中有自身的論述形式和信念前提，但這并不意味著普遍性的缺失。傳統功夫思想蘊含深厚人文精神，其重視心性修養、強調日用常行、追求體用貫通等特質，使之在當代仍有普遍適用性。加強研究闡釋，促進其現代轉化，并將其翻譯和解釋為其他文化群體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哲學話語，可以在個體的自我修養、人的全面發展、文明進化等領域展示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普遍價值，發展應對普遍性問題而又彰顯文化主體性的哲學話語。

 

作者：李卓，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