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作出全面深刻闡述，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第二個結合”，不僅是基于歷史、總結過去走過的路作出的重要論斷，更是立足現實、著眼未來要走的路提出的明確要求。我們要深刻理解，堅定篤行。本文嘗試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何以能夠結合作一些分析探討。
——理論層面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以及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供了基礎。
2018年5月4日，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馬克思一再告誡人們，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后繼者們不斷根據時代、實踐、認識發展而發展的歷史，是不斷吸收人類歷史上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豐富自己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和開放性，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鮮明理論品格。所謂“時”，就是客觀時代環境，也就是具體實際和歷史條件；所謂“進”，就是進步與完善、豐富與發展。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就可以也需要植根于、服務于中國人民的生產生活實踐，同中國的現實實際和歷史文化實際也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可以也需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豐富與發展，也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
2019年5月15日，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旨演講中指出，“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總書記高度概括和深刻闡述了中華文明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一個就是突出的創新性?？倳浿赋?，“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中華民族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于世。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兼收并蓄所滋養的中華文明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精神氣質，創新性所決定的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與作為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供了基礎和前提。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存在的相互融通和彼此契合之處，為二者相結合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
習近平總書記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大歷史觀，深刻總結黨長期探索的歷史經驗，深刻探察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遇相識、交織激蕩、互動共進的一個多世紀的歷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2022年10月16日，在黨的二十大上，總書記又進一步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總書記系統闡述“第二個結合”，其中第一條就講“‘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他強調：“‘結合’不是硬湊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社會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擔當與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馬克思主義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質，中華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國天下之中，都反對把人看作孤立的個體。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這些重要論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相互融通、彼此契合的。這就深刻指明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扎根、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互動共進的內在邏輯，也深刻揭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為馬克思主義扎根中國提供文化沃土的深層原因，從而大大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層內在關系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提出了這些重大論斷，而且列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融通和契合的一些思想文化元素。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總書記在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深厚歷史底蘊時，著重從11個方面提煉和歸納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思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總書記專門從價值觀的角度，概括和列舉了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等10條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同科學社會主義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思想精華。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總書記列舉了這樣10個重要元素，“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融通、彼此契合的論斷不是主觀臆測，而是在深刻認識和把握二者諸多融通契合之處基礎上作出的實事求是的科學論斷。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融通和契合的，所以二者相結合是可能的和可行的。
——實踐層面
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后，很快受到了許多苦苦尋找救國救民、振興中華道路的先進中國知識分子的歡迎。這些知識分子大多飽讀中華傳統文化經典，長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熏陶，有著較為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和根底，這恰是他們能夠學習、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礎。這樣的基礎在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以之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發揮了潤物無聲、用而不知的重要作用。當這些具有中華傳統文化根底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投入到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程也便正式開始了。隨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與中國近代社會歷史條件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人民在探索和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系列理論成果。創新理論成果又反過來指導新的實踐，取得了理論與實踐、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豐收”，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特別是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產生的黨的最新理論創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中國共產黨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歷程和成就，有力地實證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該而且也能夠實現結合。
宏觀道理如此，微觀實例更能說明問題。這里不妨按照黨的百年奮斗的四個歷史時期，側重從理論創新的角度，分別舉些例子。
比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基于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辯證統一關系的原理，對《漢書》中評價漢代河間獻王劉德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句話進行轉化和改造，形成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精髓；把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特別是關于認識論和矛盾論的觀點，同中國古代哲學中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觀點特別是知行合一、經世致用，和而不同、多元一體，福禍相依、否極泰來等觀點相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里程碑作品《實踐論》《矛盾論》；對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對黨員的基本要求，批判地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格物致知、修齊治平、內圣外王的個人修養要求，創造性地把“修養”這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定概念運用到黨性教育和黨的思想建設領域，提出了“黨性修養”的概念并以之來表達黨性鍛煉的基本內涵和實踐要求，形成了關于共產黨員黨性修養的學說。
又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深刻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經驗，基于馬克思主義關于政黨關系和民主政治的理論觀點，創造性地吸收和改造中華傳統文化中關于天下公義、兼容并蓄、集眾思廣忠益等思想主張，摒棄多黨制等舊式的政黨制度學說，形成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思想，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主張，與歷史上形成的我國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和合一體的格局以及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相結合，明確作出“中國的民族宜合不宜分”的重大判斷，形成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思想，創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觀點和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準則，與講信修睦、親仁善鄰、以和為貴、協和萬邦等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外交理念相結合，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再如，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從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以“小康”這一富有中華傳統文化意蘊的概念詮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基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總體要求，把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關于德法共治、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理念有揚棄地融入到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總體政策和制度設計中，提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實際，把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與中華傳統美德和民族精神相結合，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還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結合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歷史性變化以及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和開啟新征程對發展質量提出的更高要求，汲取中華傳統文化中關于重民、貴民、恤民、愛民、安民、富民、樂民等民本思想主張的精華，與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相結合，提出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大政治理念以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順應推進新時代理論創新和治國理政各項工作所必須堅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現實需要，合理地吸收中華傳統文化中“政者正也，為政以德”、“守正出奇，通權達變”的治國和處世智慧，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強調的聯系的發展的觀點相結合，提出了堅持守正創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面臨的突出問題出發，批判地繼承中華傳統“心學”中修心養性、正心明道、知行相資、躬行實踐等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和實踐論以及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對共產黨員的根本要求相結合，提出修好黨性修養這一共產黨人的“心學”的要求；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與“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順天時，量地利”等環境保護的傳統思想理念相結合，提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張；基于科學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在要求，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親仁善鄰、協和萬邦”、“和而不同、和諧共處”、“立己達人、兼善天下”等中華傳統外交理念中的有益成分相結合，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些具體成果，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不斷賦予著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不斷拓展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文化源泉，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散發著其作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的光耀時代的理論光輝。
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程以及在這一歷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論成果，連同在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黨和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取得的偉大成就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呈現出的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共同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不能結合的問題提供了答案和注腳。理論和實踐都證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可以和能夠實現結合的。
來源：求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