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華文明長期發展中形成的規律性特征，是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內涵。中華文明發展規律就是中華之道。中華之道是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之道，是中國所以為中國的原理性揭示，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團結凝聚的道理總結，也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為人類永續發展貢獻的智慧結晶。“五個突出特性”能夠準確地刻畫中華文明的本質規定性，能夠精準呈現中華之道的內涵。連續性對中華之道具有奠基性意義，創新性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內在根據，統一性是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包容性是實現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必要途徑，和平性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價值表現。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要在堅持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前提下，充分實現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現代化，創造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定是對中華文明突出特性一氣貫通中創造轉化和創新發展的現代文明。

【關鍵詞】中華之道；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哲學闡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 “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深刻闡述了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由中華文明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的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正是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核心內容，也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內容。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通過“第二個結合”，把握中華文明發展規律，充分實現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現代化，使其成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內涵。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華文明長期發展中形成的規律性特征，是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內涵?？梢哉f，中華文明發展規律就是中華之道，“五個突出特性”就是中華之道的具體內涵。中華之道是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之道，是中國所以為中國的原理性揭示，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團結凝聚的道理總結，也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為人類永續發展貢獻的智慧結晶。

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作為中華文明發展的規律性特征，既是中華文明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創造和發展中華文明歷史的前提。作為中華之道，它是在中國創生時創造的原理，也是不斷創生中國的原理。前提與結果的辯證法，正是源流互質意義上主體性化的生成原理。從歷史中把握原理，從原理中理解歷史，歷史與原理的辯證法，也正是從后思索意義上的實踐科學或歷史科學的知識方式。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原理，是在探尋中國創生開端中不斷自覺形塑中國主體的主體性原理，是讓中國不斷贏獲自身主體性的原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論斷，標志著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中華之道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標志著當代中國在中華之道的認識中實現了更高層次的主體性自覺。這種主體性自覺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明一氣貫通關系的深刻把握，是對新時代在中華文明史上地位的清醒定位，是對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文化主體性的最新確認，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內在一體、不斷生長的文化生命體意識的高度自覺。中華之道，是貫通中華文明的歷史、現實與未來之道，是導引中華文明永續發展之道，是承載和發揚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主體性之道。

全面認識中華文明史的核心任務，就是透徹理解“五個突出特性”是如何為中華文明史所塑造，又如何塑造中華文明史的。深刻把握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關鍵所在，就是系統理解“五個突出特性”的內在關聯和原理性關系；建設基于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一般文明理論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從“五個突出特性”所展現的系統關系中把握中華之道所體現的人類文明共同原理。

為此，首先需要追問的是，何以用“五個突出特性”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的特性來刻畫中華文明之道？這表明，“五個突出特性”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中華文明具有眾多特點，但“五個突出特性”并非從中隨意選取而來，而是因為“五個突出特性”能夠準確地刻畫中華文明的本質規律性，能夠精準呈現中華之道的內涵。“五個突出特性”中的每一個都充分把握住了中華文明的核心特質，“五個突出特性”總體上的系統關聯又更進一步揭示了中華之道的內在原理，“五個突出特性”彼此之間的關系又從多個方面說明了中華文明不同層次的原理性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對“五個突出特性”的論述，就是著眼于這種原理性關系。“五個突出特性”的順序本身，充分說明了習近平總書記對這種原理性關系的認識。同時，五個特性彼此之間又可以從總體上構成三對關系。連續性與創新性是一對關系，統一性與包容性是一對關系，包容性與和平性是一對關系，我們可以通過對“五個突出特性”之間不同的組合與排列關系深入解析這種原理性內涵。

一、連續性對于中華之道的奠基性意義

“五個突出特性”中連續性排在首位，表明連續性對于我們認識和把握中華之道具有奠基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連續發展、綿延不斷、代代相續的歷史進程，作為歷史事實，最具象地表現在“二十四史”的歷史編纂學中；作為歷史記憶，最生動地存在于“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國人精神生活中；作為歷史文明價值的追求，最集中地表達于中國人的經典世界當中。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在中華文明的經史傳統中是用“統紀”的觀念來表達的?！墩f文》載：“統，紀也。”統紀的本義就是將絲的線頭綰和在一起，引申而言，就是荀子所謂“求其統類”。在時間上求其統類，就是“傳統”；在時間上求政治的統類，就是“政統”；在時間求價值上的統類，就是“道統”；在時間上尋求政統之正，也就是確定歷史時間敘述的主體，就是所謂“正統”。“正統”就是統紀歷史時間連續性的軸心，這個軸心就是將不同的歷史主體統紀為一個統一的歷史時間主體，從而形成了時間之軸。因此，連續性之所以可能，在于能夠將不同的時間及其主體，統合為統一時間的連續體，統合為一個由統一主體承載的時間連續體。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就是將中華文明作為歷史時間的主體而形成的連續性，也只有將中華文明作為統一的時間主體，才有所謂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中華文明既是連續的結果，也是連續的前提，更是在連續中不斷生成的統一主體。中華之道首先是貫通中華文明歷史之道，連續性因而成為中華之道的基礎性內涵。也正是基于這種歷史時間的統一主體的存在，中華文明才是世界上唯一以國家形態綿延至今的偉大文明，國家形態就是歷史連續性的主體。也正基于此，確認“正統”，就成為維系中華文明歷史連續性的關鍵環節，就成為中華之道的核心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連續性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在于能夠將時間統合為一個具有統一歷史主體的連續體，這種由連續性所表達的歷史時間的統合能力，是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最為突出的表達。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最為集中的表現在于，一是始終具有將自身的歷史持續貫通下去的強烈歷史意志，始終具有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統合為一個歷史時間整體、一個不斷成長的文化生命體的歷史動力，始終具有從歷史和未來的相互導引中，不斷激發能夠暢達生命體創造生機的文化生命力；二是承載文化生命體成長的每一代人，都時刻具有將文化生命體的時間不斷延續下去的歷史責任，具有通過將未來帶入歷史的同時，將歷史不斷帶進未來的使命。熔舊鑄新、溫故知新，成為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的根本原理。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只有連續才構成道路，道路連接著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前瞻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偉大圖景中、在深沉回望文明歷史來路中形成的一條文明道路，是從中華文明道路走出來的現代道路，是將中華文明帶入現代狀態的道路，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激活中華文明生命力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中華文明道路的連續性，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文化主體性。

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中認識中國，就是要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作為中華文明歷史時間的主體擔綱者，作為中華文明歷史連續性的承接者。正是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古代中國、現代中國和未來中國共同構成了一個統緒相接、連續發展的文化生命連續體。

二、創新性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內在根據

習近平總書記將創新性排在連續性之后，深刻表明了連續性和創新性之間的一體關聯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連續是通過創新實現的連續，同時也只有在連續的前提下才有所謂創新。連續性和創新性的關系表明的正是變與常、一與多的辯證法。連續性是變中之不變，不變中的變化。變化如果是絕對的，就不會有所謂連續，不變如果是絕對的，也不會有所謂連續。變化使得連續成為可能，而不變則保障了變化不會成為絕對否定自身的變化，成為斷裂。正是變化成就了不變的主體，不變保證了變化是主體的變化。連續與創新的內在一體性，表明的正是時間意義上的一多關系。不變是一，變化是多，一是多的前提，多也是一的前提，一與多互為前提。時間意義上沒有多的一，就是僵死無變化，時間就不會成為歷史；時間上沒有一的多，就是絕對自我否定的無限斷裂，時間也不會成為歷史。因此，連續性恰恰是以創新為前提，連續是創新的結果；創新以連續為前提，創新是連續中的創新。連續性與創新性的內在一體，是時間化為歷史的原理，連續性與創新性的互為前提，也正是主體性化的原理。只有主動把握變化、積極進行創制，才會將主體連續生成下去；也只有在積極把握歷史主動、不斷進行創制的實踐中，才會連續生成出不斷成長的主體。連續性與創新性的關系，深刻說明了歷史與主體生成的關系，對這一關系的透徹把握，體現了中華文明最為鮮明的特質。

關于中華文明這一鮮明特質，習近平總書記是這樣論述的：“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 “革故鼎新”取自《周易》革、鼎兩卦，《雜卦》說“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卦之象是火在水下，水性向下，火性向上，二者相就相克發生變革，革就是變革舊事物。鼎卦之象是木下火上，木入于火，順勢燃燒之義，鼎就是把舊事物改造為新事物?！陡镓浴峰鑲髡f：“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天地變化而有四季，天地以四季的變化成就萬物，從而也成就自身。湯武革命，正是人效法天地的道理而進行的主動作為。“革命”是究天人之際而發生的主動變化，“順天應人”就是主動變化必須依循的道理。是否順天應人，是“革命”必須根據時代條件作出的判斷。“順天應人”是“革命”的根本條件，這表明“革命”必須順時，必須取信于民，必須取之有道。“革之時大矣哉”是對變革提出的要求，變革要根據時代條件，選擇變革的時機。這是變革成功的必然要求。在革卦中，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對于變革的態度。首先，變革是天地之常道，天地由變化而成，因此，中華文明從來不懼變化，而是坦然面對變化，甚至贊美變革。其次，變革必須是人的主動變革，究天道以明人事的目的，就是掌握變革的主動權。這種主動權表現為對變革條件的判斷、對變革時機的選擇和對民心向背的理解。變革主動權在一定意義上正是自我革命論的根據。這是中華文明最為通達的歷史態度。最后，變革是艱難的，但變革是必須發生的，在變革中發揮歷史主動性，掌握變革的時機和條件，是中華文明能夠從變革中不斷成長的道理。在革卦的“去故”之后，鼎卦的“取新”則是無條件的，在變革舊事物之后要不斷創造新事物，《鼎卦》大象傳說：“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凝命，就是在創新中鞏固主體的意思。革故鼎新，去舊取新，就是要在主動變革中不斷創新以鞏固主體性。主體通過主動變革實現了自身生機的暢達，主體也通過創新更加鞏固了自身的生機。因此，革故與鼎新是主體性化的兩個環節，是主體在不斷生成中發展壯大的必要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論述道：“中華民族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于世。”創新性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內在道理，連續性與創新性的關系表明中華文明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不是一條斷裂式發展的道路。錢穆曾說，中華文明是栽根者，向下扎根越深，向上伸展的力量越大，根日深而枝日繁、葉日茂；西方文明則是播種者，是在不斷更換主體中實現的斷裂式發展。連續發展的中華文明，能夠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在歷史困局中不斷承敝通變，窮變通久、歷久彌新。中華文明創新與連續的辯證法，深刻體現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支撐起了中華民族對歷史進步性的追求，也成為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根本原理。

《周易》系辭說：“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天道生生當中蘊含著中華文明面對歷史變化和危機的智慧。生生本身就意味著變化的恒常性，而變化當中總是蘊藏著不測的危機。因此，中華文明是一種把變化和危機視為常態的文明。中華文明是在面對一次次危機時，通過對天地之道的效法成象，極數知來，而達致窮變通久之歷史效應的。這種智慧就是以“通古今”的方式來“究天人”，以通古今的歷史思維來獲得“神以知來”的能力，從而牢牢把握住神妙不測的歷史變化的主動權。這是生于危機、長于憂患的中華文明，在艱難困苦的境地中磨煉砥礪出的大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偉大成就都是接續奮斗的結果，一切偉大事業都需要在繼往開來中推進。”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百年艱苦奮斗和曲折探索所取得的一切偉大成就，都是在自我革命中永葆初心、在接續奮斗中繼往開來的結果，都是對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創新性的繼承和發揚。應該說，自我革命的創新性精神是接續奮斗的精神保障，也是不忘初心、繼往開來的創造機制。中國共產黨接續奮斗的偉大事業，是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事業，也是180多年來追求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更是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偉大事業。接續奮斗的事業觀來自對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深刻把握，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觀；自我革命的革命觀是對中華文明創新性的集中體現，是著眼于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文明觀。這種歷史觀和文明觀的實質是一種立足當下、面向未來、貫通歷史的主體性姿態，一種窮變通久的歷史主動性精神，它深刻表達了“文化自信”的宗旨：相信過往中華歷史和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將匯聚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下實踐；相信未來中華文明的所有開展，都將經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下創造。中華文明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將開辟出新的歷史機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向世界宣示了新時代中國的文化主體性。

三、統一性的追求是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在“五個突出特性”中，連續性和統一性具有核心地位。中華文明以大規模統一國家的形態連續發展，是中華文明最為核心的特質。習近平總書記說：“‘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是文明連續的前提，也是文明連續的結果。團結統一是福，分裂動蕩是禍，是中國人用血的代價換來的寶貴經驗教訓。”五千多年連續發展不間斷的歷史，廣土眾民凝聚而成的大規模政治體，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一統秩序，是中國之為中國的根本標志。連續必須是統一體的連續，統一是中華文明史連續不斷的核心追求。統一性是連續性可能的前提，統一性構成了連續的主體，沒有統一主體作為擔綱者，連續性便無所依托。連續性和統一性是中國之為中國的偉大成就，二者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核心特質。

習近平總書記開宗明義地指出：“中華文明長期的大一統傳統，形成了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 “大一統”的傳統是統一性的來源?！洞呵锕騻鳌愤@樣定義“大一統”：“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曷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大一統”的本義是用“王”來標志歷史的開端，是將時間統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因此，“大一統”是對“統紀”的肯定。“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別之是為紀，眾絲皆得其首，是為統。”因此，“統紀”就是將眾絲擰成一股繩，不僅是將時間統成一個連續體，而且也是將空間里的多元性統合成一個統一體。

所謂“一統”，就是把不同的力量，或者是多元的族群、不同的地域、多元的政治集團，團結凝聚起來，形成一種合力，構成為一種統一的秩序。所謂“大一統”，就是把團結統一作為價值目標加以肯定。重視團結統一就是“大一統”，但“大一統”并不破壞多元力量的獨立性，團結就是形成一股勁，勁往一處使，集中力量辦大事。“大一統”是統紀別絲的“叢結體”，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提法，就借鑒了其師史祿國“心智叢結”（psycho-mental complex）的概念，“叢結體”是對“大一統”理想的恰當描繪，“多元一體”就是“大一統”的現代表達。

“大一統”之“一體”不是要破壞內部的差別性，差別恰恰是溝通的前提，差別才體現出溝通的必要性；同樣的，一體是差別之間的和諧與團結，是對差別的一體貫通。這正是儒家所謂的“仁”，將其運用于政治，則是“仁政”。“仁”的價值成為貫穿于中華文明中制度、個人生命、歷史乃至整個生活世界的構造性力量。“仁”就是對覆載無私的“天”的價值提煉。仁者境界，就是像天地一樣“曲成萬物而不遺”，包容萬物，一視同仁。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并不是取消萬物自身的個別性，而是恰當地安排個別性，使個別性能夠彼此和諧共處以形成秩序，即“彌綸天地之道”。“大一統”的價值基礎是效法天地之無私的仁，“大一統”表達的是建立在天人一體意義上的“天下一家”的社會政治理想。

“天下一家”原理是“天下為公”的價值在天下政治中的落實，也是中華文明對政治正當性的基本理解。“天下為公”成為中華文明最為核心的價值追求。“天下為公”的價值追求實際上表明了中華文明的世界觀，是一種“天為主，人為客”的世界觀，真正的主體性是達于性天的結果，是在人不斷從自身內部發現天性的過程中形成的。通過這個過程，人不斷發揮內在之天德而成長為參贊天地之化育的“大人”。這就是“天人合一”的過程，是個人不斷突破自身的限制，與更為廣大的世界融合為一的過程，是人的德性和智慧共同成長達到與全人類同命運共呼吸境界的過程。這種世界觀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天人相分、主客對立的世界觀。主客對立中形成的主體性，是一種宰制自然與他者的封閉的主體，體現了一種反客為主地對待自然和他者的主體態度，是一種以區隔、等級和沖突為主題的文明狀態。這種文明的核心價值完全不同于以一體之仁包容差別世界的中華文明中和之道。“天下為公”的價值追求，最終落實于“天下一家”的天下共同體建設，落實為以全體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天下一家”原理是天下為公的原理在天下政治中的落實，也是中華文明對政治正當性的基本理解。中華文明的天下政治理想是超越霸者的人民政治，是克服文明等級、消弭文明沖突的王道政治。這是“大一統”政治原理的內涵，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政治原理的來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中華文明對統一性的追求建基于中華文明的宇宙論和價值觀，貫穿于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全過程，是經過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歷史證明的核心價值。從根本上說，中華民族共同體就是在中國大地上由包含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中國人民團結凝聚而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對統一性的追求是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命運所系，團結統一也是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遵循的價值原理。

四、包容性是實現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必要途徑

中華文明具有的包容性，實質上是中華文明突出統一性的應有之義，是實現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必要途徑，也是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和平性得以實現和彰顯的必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論述道：“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延綿不斷。”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是“天下一家”原理的價值體現。在中華文明中，“天”是最高的原理，“天”實際上就是天覆地載的“這個世界”之整體本身，天覆地載之無私，成就了時行物生、有物有則的“這個世界”整體的內在秩序，也成為人文德性的根據。沒有比“天”更高的原理，在這個世界之外沒有其他的世界，世界只有這一個。“一個世界”意味著沒有比讓“這個世界”存續更高的原理和價值，沒有比讓“這個世界”本身存續的秩序更高的秩序。維護“這個世界”的生存發展，是政治的最高德性。

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對天的信仰，就是對我們所生息的“這個世界”的信仰，就是對天道生生的信仰。它并非一神教意義上的宗教信仰。一神教的信仰，把世界看成是上帝的造物，以制作代替生生，以一種高于“這個世界”的主體性來主宰世界。作為一神教影子的現代主體，則不過是將這種絕對超越的神性置于個體之中，演化為一種現代主體而已?，F代占有性個人主義就是這種現代主體的社會政治的表現，根據這種個人主義，自然不過是開發的對象，而他人也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天道生生的信仰，則是把“這個世界”的整體、把“這個世界”中的全體人民，包括過去、未來和現在的所有人，都作為目的而非對象，都作為天下的主體而非客體來對待。它以“這個世界”的存續、以全體人民的生存發展作為政治的根本遵循。這是生于危機、長于憂患的中華文明，在歷史中不斷開闊胸襟而獲得的大情懷和大格局。

包容性來自于對天的信仰和對天德的效法，包容性的實現途徑也正是作為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忠恕之道。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最深刻地說明了中華文明確立共同價值的方式和途徑。

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是為了尋找和確認共同價值。這意味著價值不是單方面被頒布或宣告的，不是由單方面以所謂普世價值的方式強加給對方的。因此，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不是價值內涵的差異，而是確立價值方式的不同。毋庸置疑，確立價值的方式，從根本上影響著價值實現的方式，從而也在根本上影響著價值內容的真假。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的不同，并不僅僅在于“共同價值”從更為全面的角度補充了普世價值缺失的維度，更為根本的不同在于，共同價值是一種與普世價值不同的確立價值的方式。

共同價值是內在于共同體建設實踐中的價值準則，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就來自這種價值準則。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實踐的共同價值結晶，也是導引中華民族共同體實踐的共同價值理想。在中華文明中，共同價值的起點也是個人，不過這種個人，是處于家國天下關系之中的個人，這種個人是所謂“仁者人也”的個人，是具有仁的道德感通能力的個人。仁由個人推擴出去而及于家國天下，就成為大群相處之道的“仁道”，成為“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成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天下為公”的秩序。

中華文明中“共同價值”的確立方式，正是仁的兩種確立方式，亦即“忠恕之道”，盡己為忠，推己為恕。只有“盡其在我”地對待他人，才能夠真正設身處地做到推己及人；只有真正設身處地、推己及人地為他人著想，才能夠真正盡其在我地對待他人。恕道不離忠道，如果沒有盡己則無所謂推己，成己成物相互關聯。因此，共同價值是在自我與他者的交往溝通中確立的價值，是使相互理解、彼此感通的交往行為成為可能的道德原則。忠恕之道是形成共同價值的實踐原則。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充分體現了共同價值的確立方式。包容性來自于對價值的相互承認和共同認定，這種相互承認和共同認定是在忠恕之道的運用中完成的。交往交流交融必須以忠恕之道作為內在準則，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忠恕之道的方式確立共同價值。通過忠恕之道達成的共同價值，就是包容性最充分地體現。

在中華文明史上，多種宗教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的突出表怔，是貫徹忠恕之道的仁政帶來的局面。中華文明對于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也正是將“天下一家”的理想廣泛運用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充分體現。

五、和平性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價值表現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價值表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性是這樣論述的：“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以他人為重。倡導交通成和，反對隔絕閉塞；倡導共生并進，反對強人從己；倡導保合太和，反對叢林法則。”

和平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對和平性的堅定追求構成了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理想。和平性奠基于中華文明看待世界的根本態度和組織生活世界的根本方式，奠基于中國哲學的宇宙論和價值觀。和平性與包容性的內在一體性，是由中國哲學的宇宙論和價值觀所賦予的。如果說包容性中蘊含著中華文明確立共同價值的方式和實現共同價值的途徑，那么，和平性是這種共同價值呈現出的共同精神和共同取向。

和平性最能體現中華文明對待矛盾對立的態度?！吨芤住诽┴藻柁o說：“泰，小往大來，吉亨，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象傳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指的是天地相交，萬物因而發育成長、順遂、和暢的狀態。天地陰陽二氣相交相通后自然出現的狀態就是泰。天地交而泰，泰而和。對立面之間由于相交通，反而會帶來泰而和的局面，對立面之間由于交通而和諧地統一在一起，這就是太平境界。

因此，和平性建基于中華文明對天地生生、天道至公的信仰。關于天地之道，《中庸》說得極為精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天地之道即大公之道，是可以和而不同、不齊而齊的大公之道。萬物之間、主義主張之間，猶如四時和日月的“錯行代明”，是可以并行不悖、并育不害的。所謂天下，就是為天地所覆載的萬物整體，是時行物生、有物有則、至大無外的天地共同體。仿效天地無私之德的治天下者，都必須讓萬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養。因此，“天下為公”就是治天下的根本道理。《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在闡明這個基本的政治原理。以天下為天下人的天下，自然會以他者為重；以天地生生為念，自然會以共生的態度對待他人，以交通成和的方式對待矛盾對立。但是，如果以天下為私產，自然會以自我為中心，以霸權思維對待他者，用黨同伐異的態度對待矛盾。中華文明史上沒有對外擴張、殖民掠奪、炮艦政策和強迫性文化輸出，這種建基于中華文明哲學根基的根深蒂固的和平性，與奉行叢林法則的新老帝國主義有著本質區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是被中華文明的歷史證明了的和平性，它來自中華文明最核心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始終不移地堅持和平性就是對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維護和發揚。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充分激活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中華文明的發展規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要在堅持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前提下，充分實現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現代化，創造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

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定是對中華文明突出特性一氣貫通中創造轉化和創新發展的現代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能丟棄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中的任何一個，丟棄了任何一個就不是中華文明，這是中華文明連續性和創新性辯證統一的內在要求。我們也必須堅持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不以你死我活的斗爭處理不同文明間的關系，而是主張在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升華出一種更大規模的人類文明共同體，通過共同面對人類世界的危機挑戰而團結在一起，組成多元一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文明間的交流互鑒最終會產生一種對于不同文明具有最大包容性的大文明。這種大文明并非是以單數的文明取代復數的文明，不是終結于一神教意義上的單一文明霸權，而是創建一種各文明各得其所的更大規模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和包容性表明，中華文明是具有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能力的文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必將帶來一個人類大團結的大文明共同體，帶來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

 

作者：張志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