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儒家文化國際傳播處在古今中外多學科、多視野、多語境的交匯處，在傳播理念、話語構建、傳播模式等方面面臨新的需求與挑戰。儒家文化國際傳播應建立在對自身文化的自覺自信及對人類文化多元一體的理解之上，通過傳播理念的共情轉向、話語構建的融合轉向、傳播模式的生活轉向，積極打造現代化、融合式的國際傳播生態，開拓更扎實具體的話語對接與轉換，進一步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能力。
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學科格局與國際態勢不斷更迭，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也面臨新的需求與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在跨文化傳播領域，如何跳脫具象的傳統考究、固化的話語體系和自我身份的鏡像制造，構建中外文化多重話語協商空間，創建具有人文理性關懷的國際傳播范式，是新時代我們應著力關注的問題。面向全球交往的儒家文化國際傳播應在傳播理念、話語構建、傳播模式上不斷調整創新，實現共情式、融合式、生活化轉向，構建開放、互通的傳播生態，以達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傳播效果，實現儒家文化的有效傳播。
一、文化他信與文化感受：傳播理念的共情化轉向
“共情”是一種情感共鳴，其核心內涵是個體理解他者，并與之建立現實情感聯系的能力。“共情”概念最早見于19世紀80年代，德語“einfuhlung”被用于心理學領域表達“情感移入”的狀態；在20世紀，英文“empathy”被用于醫療健康領域表達在精神層面的溝通技巧。隨著“共情”被引入傳播學領域，共情傳播被用來描述人類社會信息傳播過程中共同或相似情緒、情感的形成過程以及傳遞和擴散過程?！?】如何用“共情”引導國際傳播也成為學界的重要命題。新時代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也應建立在對人類文化多元一體的理解之上，厘清由“文化自信”到“文化他信”“文化理解”到“文化感受”的邏輯脈絡，通過共感、共情、共識建立更多交流路向。
（一）從“文化自信”到“文化他信”
儒家文化強調“和”，“和而不同”是中華文化的內在基因。中華文化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自古以來具有開放的視野和強勁的凝聚力。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發出了特色各異的文明形態，在歷史演進過程中，隨著地域接觸、文化同化，諸多文明形態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具有極強的包容性與生命力，不同地域、民族的文明在接觸交流中不斷并入其中，儒家文化也在交流互鑒中不斷繁榮發展。
近代中國發展面臨著內憂外患，文化視野趨于保守化，逐漸喪失了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統治者要求社會對權威文化盲目復制，儒家文化面臨著保守與固化的困境。思想的守舊導致文化缺乏內生動力，逐漸形成故步自封與自我重復的文化惰性，帶來創新與認同的危機，文化他信也就無從說起。文化認同根植于民族心理，只有建立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普遍的認知共情與情感共情，才能喚醒文化自信，推動民族文化發展。
儒家文化國際傳播，首先需要打破封閉的精神狀態，系統協調本體性和異質性的關系，凝聚共識，重塑“文化自信”。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民族實體?！?】文化自覺需要以文化認同為前提，只有喚醒民族心理的文化認同，才能增強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形成民族情感統一體，建立文化自信?？v觀文化發展史，古代中國作為“文化共同體”，吸取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質，在各類異質文化中重構了文化平衡，凸顯了軸心文明的兼容并蓄與文化自信。
如同許倬云所說，“中國”并不是沒有邊界，只是邊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它并非將文明囿于一族一地，而是關注文明本身是否得到傳播，體現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體特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古代“中國”這個概念主要根據文化認同而非疆域邊界。在當今時代，文化認同需要在橫向上系統協調本體性與異質性的關系，充分挖掘儒家文化在不同地域的現代意蘊，形成文化超越的群體自覺，喚起民眾的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同時，文化認同還需要在縱向上系統協調傳統與當代，做好經典價值與現代文明的對話，加強對儒家文化現代價值意蘊的深入挖掘，在整合重構中拓寬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議程和路徑。
其次，新時代儒家文化國際傳播需要建構文化相通的路徑，系統協調在地性與世界性的關系，贏得“文化他信”。儒家文化要贏得世界的認同，只有文化自信是不夠的，自說自話的單維傳播模式容易帶來“傳而不達”“傳而不通”的現象，形成無效傳播閉環。講好中國故事，提升中國文化的感召力和影響力，推動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與信任，是贏得普遍的文化認同與文化他信的重要條件。“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儒家思想為人類發展提供的解決方案，也符合各國民眾的基本期盼。
儒家文化國際傳播應秉持建構主義路徑，探尋世界文化的契合點，橋接不同文化的歷史與未來。中國清代學者葉燮曾說：“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4】以全球視野建構儒家文化國際傳播話語體系，也可秉持“理、事、情”三維度，探索儒家文化對全球的價值與意義。通過共同體理念尋求協同發展，通過傳播實踐解決全球難題，通過共情敘事共建意義空間。在包容互惠、融合發展中構建“文化他信”，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二）從文化理解到文化感受
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不僅要描述文化現象，闡釋文化意義，更重要的是要傳達文化感受，傳播模式要從“講解式”“勸說式”轉變到“共情式”。文化感受并不是一時的感官刺激，而是內心穩定、深刻的主觀體驗，它不僅關注文化背后的意義闡釋，更關注受眾內在的情感聯結。“情感影響到人們的態度，影響到文化之間的關系以及國家行為”【5】，受眾情感能否被喚起影響著文化傳播能否取得相應的效果。情通則理通，只有滿足受眾情感需要和心理需要的信息，才能在底層邏輯上打動受眾。
人們透過文化現象理解文化內涵，又通過文化體驗感知隱含的文化關系，從而獲得情感的共鳴與文化的認同。這種文化認同帶有自發性，具有自我認同的特征，體現以人為本的傳播原則。文化感受作為文化實踐的構成部分積極參與文化傳播，成為民心相同的基礎，共同的情感會形成情感共同體模式，進一步參與社會共同體的建構。
在儒家文化國際傳播過程中，中國并非是單向輸出的說服者，而是注重聆聽的共情者。置身于中西交疊的語境中，語言符號的意義不對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通過對文化符號的感知，實現文化理解與認同。面對外來文化，不同文化群體都帶有本土文化的預設，通過“拆解后重構”的方式對文化產生多元解讀，這種解讀往往是強調異質性和沖突性的，融合了熱烈的期待與緊張的防御感。如同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中提出的，人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控制話語權的意識形態。
雖然打破這種思維建構的路徑絕非易事，但文化感知可以將這種既有認知從相對扁平的解讀中釋放出來，使之做出更接近真實的文化解釋。這種解釋是自發自覺、多元生動的，展現文化的多樣性和個體感受的差異性，體現不同文化觀念與個人生活經驗之間的互動。雖然個體感受會受到社會文化各方面制約，但一個個情感的交叉點會構成社會情感網絡，折射出不同文化心理劇場的相互關聯。沒有感性因素參與的文化傳播是冷冰冰的理性知識，所以，在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中重視文化理性意義的同時，強調感性因素的參與，是對理性意義的豐富和補充，也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踐行。
儒家文化體驗與感知不能囿于固有的文化符號，也不能偏離當代話語體系，現代化、國際化也是中國文化應有之義。情感相通，才能命運相向，從重視對文化的深度闡釋，到重視不同文化受眾的感受體驗，是構建民心相通的前提。文化就是生活，它既反映整體人類的生活取向，又反應民族文化精神與民族心理。“中國的現代化愈是向前進展，可能就要愈多地回過頭來對中國的歷史傳統進行再認識”【6】。
蘊含文化價值觀念和身份標識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作為文化的一部分都具有歷史延續性和動態發展性，應該獲得與時間維度平等對話的機會。在當今時代，如何賦予經典文化符號以新時代內涵，如何聯通古老中國與當代中國，如何在時代背景下進行文化解構與建構，是儒家文化國際傳播需要面對的問題。
二、大眾話語與精準話語：話語構建的融合轉向
全球化時代，價值沖突與觀念博弈伴隨著國際交往。在儒家文化國際傳播過程中，國際話語能力的構建關系到傳播內容能否有效傳達。在文化上增強話語權，需要拓寬中國話語傳播渠道，重視大眾話語的力量和精準話語的傳達，實現話語構建的融合轉向。
（一）從官方話語到大眾話語
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通過網絡了解世界、參與表達已成為生活常態，文明交流互鑒有了更多載體和平臺。在網絡時代，每個人都是行走的文化符號，個人話語在這種情況下具有了全球共享性。儒家文化國際傳播要針對不同受眾構建多層次話語體系，拓寬文化傳播通道，塑造國家形象，傳播民眾聲音。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世界迫切需要了解中國，中國也需要通過形象宣傳在世界上展示自己。目前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主要采用學術和官方的話語形式，通過舉辦國際儒學研討會、出版儒學外譯典籍、拍攝國家宣傳片等推動儒家文化國際傳播。如中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有20多種儒學研究著作以英、韓、俄、日等多語言形式在海外出版。但這些典籍多集中在哲學領域，難以與海外受眾日常生活產生聯結。也有海外漢學家自發對儒家經典進行翻譯、解讀，但難免帶有個人化傾向，容易產生誤讀。
國家形象宣傳是展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方式。中國推出了《文化中國》《大國外交》等一系列國家形象宣傳片，風格莊重，氣勢宏大，展示了大國風范。但由于官方宣傳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傳播行為，這些傳播方式不可避免地附著一定的政治性與意識形態性。在敘事方式上，宏大敘事策略在給人以震撼的同時也會給民眾以距離感，甚至帶來偏差性解碼而讓受眾產生排斥心理。在時效方面，官方宣傳常處于相對滯后狀態，更新慢，內容少，信息偏差大。
在這種情況下，官方媒體嘗試采用平民化敘事和中性化立場，將儒家文化“治國理政”的力量與平凡人日常生活敘事結合起來。如《人民日報·海外版》“眾生相”欄目，通過聚焦普通人積極向上的奮斗歷程，軟化傳播的政治邊界，用弱傳播與強共情的手法，構建了可親可愛的中國形象。中華文化國際傳播雖然是一個宏大的命題，但運用微觀敘事手法，分享普通人的幸福感、獲得感，更容易獲得國際受眾的情感認同。
除此之外，各行各業的普通民眾是大眾話語的言說者，他們通過“自下而上”的生活化傳播構建了新時代中國國家形象。儒家思想積極入世，自強不息，具有強烈的現實取向，普通民眾的傳播角度更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傳播內容因其煙火氣而更具感染力。很多短視頻博主借助抖音、快手等平臺展示中國民眾生活與文化風俗，短時間內吸引了大批受眾，在國內外獲得廣泛關注。與官方話語相比，民眾帶來的中國聲音創新動力更足，話語感染力和親和力更強，更新速度也更快。
大眾話語作為官方話語的豐富和補充，能將共情理念嵌入個人感知中，帶給國際受眾更多的新鮮感和時效感，極易產生自動擴散效應。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從人民生活角度講好中國故事，能夠為世界發展提供可以共享的公共話語，實現以儒家文化為精神家園的社會美學治理。
（二）從普遍話語到精準話語
任何傳播都需要講究對象性，不考慮傳播對象的特性，用同樣的標準、聲音進行一視同仁的傳播容易造成文化壁壘。在大數據普及的今天，儒家文化國際傳播可以根據受眾不同、社群不同提供有針對性的個性化服務，實現從“大眾”傳播的普遍話語體系到“分眾”傳播的精準話語體系的轉變。
在互聯網出現以前，傳統大眾傳播主要是意見領袖有意識的信息分享，大多數受眾處于被動接受狀態。由于缺乏有效的反饋互動機制，受眾被看作同質化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和模糊性，文化傳播常出現脫離大眾需求的現象。隨著數字化建設的飛速發展，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也轉向了智慧化推廣范式?？萍技映质刮幕瘋鞑ミM入多模態的符號世界，社會也邁入虛實共生的“智慧社會”。在信息爆炸時代，關注受眾真正需要什么比研究傳播者提供什么更為重要。
一直以來，“以我為主的”粗放式傳播采用的“普遍話語”體系忽視受眾的認知特點與規律，消解了受眾個體差異，導致傳受不通，傳播效果大打折扣。對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來說，如何滿足多樣化的受眾需求，培養共通的文化情感與文化共識，實現傳受雙贏是當下文化傳播亟待解決的問題。以承認個體或群體的差異化為起點的精準傳播模式，精心選擇儒家文化相關話題，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進行個體敘事，具有靶向性和針對性，可以根據受眾不同維度的差異性進行科學細分，進一步提高傳播的“時、效、度”，激發人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在社交媒體時代，個體被劃入一個個不同的虛擬社群中，人們通過社群互動形成對社會意義的建構和對社會文化的認同。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也應做好社會網絡分析，通過構建個性化推送平臺，實現精準話語體系的構建。隨著社交網絡的普及，個體越來越受到所處虛擬社群的影響，虛擬社群逐漸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第一通道。每個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社會關系網中，而這個網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復雜、更流動。個體以社群化的方式存在，形成一個個社群共同體，社會關系的聯結和社會網絡的層級影響著人們獲取信息的層次與質量，制約著人的認知與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精準話語體系的構建就成為傳播能否有效傳達的關鍵。精準話語體系在細分受眾的基礎上，采用不同的傳播策略，可以改變傳統大眾傳播“受眾泛化”的模式，實現文化傳播的精準契合。如利用智能技術構建儒家文化個性化推送平臺，根據用戶的搜索記錄、社交評論等信息數據，過濾用戶需求，分析敘述語境，通過大數據改進傳播內容與方式，實現傳受雙方精準對接，達到傳播效果最大化。
儒家文化精準話語體系，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與需求滿足，它不僅是一種傳播策略，更是一種有溫度的文化。因人而異的精準推送，增強信息匹配度與信任度，在拉近民心距離的同時增加受眾黏性。需要注意的是，話語體系并非是靜止不變的，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也要根據受眾不同的現實關切做出呼應，隨著社會發展和社會群體的分化組合不斷做出調試，保證傳播內容的鮮活度與匹配度，增強傳播效力。
三、審美共通與游戲娛樂：傳播模式的生活化轉向
在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中，如何用科學的話語、審美的態度提升傳播的精準性與藝術性，關系到文化的解構與意義的傳達?；谏蠲缹W的傳播模式開啟了從具象到意象的傳播視角，通過聯結民眾生活世界，聯通人民日常情感，成為跨越文化邊界的去政治語境的一種存在。人們既需要通過大國外交、“一帶一路”、科技創新等宏大事件展現中國發展成就，也需要通過三餐四季、醫療健康、衣食住行等微小敘事展示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畢竟，細小而具體的美好最能打動人心。
（一）從信息共享到審美共通
在基于硬件信息的“信本體”傳播時代，傳播是簡單直接的信息共享，強調信息本身的重要性。而現在傳播進入“人本體”時代，強調個體的充分發展，注重從審美共通感的視角進行信息交流，突出微小事件帶給人的感動。儒家文化國際傳播，需要在情景結合的意境里展示中式生活美學，剝離附著的意識形態，生成共同的審美感受。
儒家文化傳播共情的建構可以在審美“共通感”的建構中達成。審美共通感是一種具有共同性的心理感受，是在具體的傳統、文化、規范中形成的。有的共通感是人類共有的，具有文化的特性卻又超越文化本身；有的則需要主觀建構，在文化差異中提升跨文化傳播的張力。如中國田園牧歌式短視頻的流行，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學特性，以一種“詩意棲居”的形式凸顯了中式生活的審美特質。從這個層面來說，這種“共通感”是文化建構的，離不開民族心理與社會文化。
但這類視頻也包含著所有都市人對寧靜生活的向往，對緊張忙碌生活的厭倦，國際受眾不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話語，也不懂中國儒家“禮樂相成”的生活美學，但能在這些短視頻塑造的沖淡悠遠、順應自然的生活氛圍中得到想象性的心靈滿足，在潛移默化中領會、認同中國文化。從這個層面來說，這種“共通感”是超越文化的，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涉及跨文化的層面。
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念、四季流轉的時節體系、敬畏萬物的生活方式、自得其樂的生活狀態都具有生活美學意味，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生活智慧。這些生活中的儒家文化是文化自覺的表現，是人們針對自身文化做出的生活實踐。幾千年來，中國文化注重天、地、人的和諧統一，注重和而不同的“道”，這種兼容并蓄、和諧共處的東方智慧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能為人類文明發展提供智慧和方案。
儒家文化反映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經驗世界，通過賦予平淡生活以美學意味，增強人類幸福指數，具有人類共通價值。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不是對中華文化進行簡單的域外再現，也不是為了迎合西方話語對他者文明的想象，而是要求同存異，尋找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約數”。語言與文化是一種生活化的存在，文化只有融入具身體驗，和個人日常生活、情感經歷相聯系，才能引發情動機制，才具有民心相通的感召力。陸九淵曾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合乎情理的事更容易讓人產生共情。
在各種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文化交融進一步下潛到人的日常生活。各國民眾利用社交媒介，對人民生活圖景進行投射與建構，實現民眾生活美學的交流碰撞。在這種情況下，厚重的社會現實與浪漫的詩意想象相融合，使中式生活智慧轉化為中式美學意境，都市生活的人們紛紛在人與自然的互動中尋找自我。
文明互鑒的關鍵在于東西文化的共識與認同，承認人類文明的共性和差異性，調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發展的必經之路。儒家文化國際傳播要做好自身文化定位，秉持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原則，建立人類文明的共同體意識，堅持發展共通的情感，不斷突破跨文化對話協商的復雜性。
（二）從嚴肅線性傳播到娛樂游戲化傳播
傳統的文化傳播是一種嚴肅的被動傳受模式，多層次信息以一種線性方式被人們感知，傳受雙方構建的是單向交流關系。隨著數字技術發展，網絡媒體的數字化、普及化、日常性、交互性構建了新的經驗方式與傳播方式。數字游戲作為一種新型媒介，以其獨特的敘事與傳播能力，成為新興傳播平臺。這種游戲化傳播以一種娛樂社交的方式構建了傳受雙方的對稱性交往關系，為儒學國際傳播提供了新思路。
游戲化傳播遵循的是文化傳播的“娛樂社交”“情感投射”原理，即主張“生活化”“游戲化”，去“說教化”“符號化”，倡導的是一種多維互動的價值認同與群體建構過程。這種數字游戲通過構建一個話語和形象的文化空間，使受眾置身于文化隱喻的環境中，以虛擬身份在其中領略特色各異的文化場景。在游戲產業蓬勃發展的今天，注重生活化、娛樂化、故事性、建構性的游戲傳播方式為儒學國際傳播開辟了更多的可能性。
目前，國際社會的語言文化傳播平臺紛紛超越純游戲的范疇，率先開辟文化傳播的新通道。如，BBC、英特爾、牛津、劍橋等眾多傳媒機構、跨國公司、世界名校等都紛紛入駐Second Life、Active Worlds等平臺，開啟自身的虛擬平臺傳播。德國歌德學院在Second Life設立虛擬機構，進行文化展演、語言教學與文化交流，用戶根據自身的審美情趣、知識結構選擇不同活動體驗路徑，在不斷的探索體驗中嵌入更大的傳播網絡?？萍及l展使人們的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7】。在這種理念下，開發基于儒家文化的傳統故事游戲，可以使受眾化身其中的角色，通過交互模擬社交等社會活動，獲得真實的沉浸體驗。在這個過程中，游戲不但是文化傳播的媒介，也構建了文化實踐的場域。受眾通過對角色感同身受，在游戲網絡中自發形成情感共同體，并在世界范圍內生成跨文化認同意象。
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融入路徑，游戲化傳播強調在個性自由的前提下，進行文化價值的自我建構，生成多元文化生態。這種非強制干預性的文化傳播模式基于人性洞察的轉變，是媒介人性化的表征。基于游戲的儒家文化國際傳播融合了游戲化認知與自然習得的理念，以更強的娛樂性和融入性成為跨文化傳播的新興模式。這種文化傳播不是建構一個異文化世界，而是通過虛擬社交建構自己的世界，受眾通過文化互動投射自我理想，實現各自的心理需求與滿足。這種傳播方式的轉變也是受眾身心存在方式的轉變。他們通過參與互動實現了傳受雙方的同一。
值得注意的是，智慧傳播時代，傳播格局和輿論生態與以往比有很大不同。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區域間的信息壁壘進一步被打破，各種智慧學習平臺、智慧服務平臺的推出，借助科技手段拓寬了敘事與傳播空間。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利用信息技術進一步加強話語壟斷，信息爆炸也使受眾注意力進一步被分散。在這種情況下，數據獲取與分析能力、輿情監控與引導能力更加重要。如何提高跨文化傳播素養，如何防止科技發展不均衡帶來的傳播信息不公平現象，如何在國際傳播競爭中掌握話語權，重構傳播生態，都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新課題。
結   語
高度媒介化的社會給文化傳承與傳播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在社會大變革時代，中國聲音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呼應，儒家文化國際傳播也需要不斷做出調整與創新。在受眾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的當下，跨文化傳播只有滿足受眾心理期待才能推動文化價值觀的融合和行為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文化國際傳播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突出其溫度感與人文關懷，以一種溫和的文化交往、價值共建的方式，推動語言文化的多維互動和意義拓展。面對新的傳播環境，我們需要在傳播理念、話語構建、傳播模式等方面不斷探索，提升儒家文化跨文化傳播能力，走出一條文化互動、文明互鑒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之路。

注釋
1趙建國：《論共情傳播》，《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
2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頁。
3 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4頁。
4 （清）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3頁。
5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緣政治學：恐懼、羞辱與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姚蕓竹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25頁。
6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78頁。
7[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18頁。
原載：《孔子研究》2024年第2期
作者：趙躍，文學博士，山東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與文化傳播、國際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