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軍對戰的視域中，荀子被捧到九天之上，讓他坐上“唯物主義”的寶座；孟子則被貶到九天之下，冠以“唯心主義”的惡賜。荀、孟被組成“對子”，讓其永遠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非得拼個你死我活。在講究“兩個結合”的新語境中，這種孟荀對立論該退場了，筆者主張代之以孟荀兼容說。無論孟子還是荀子，他們其實都是先秦儒家營壘中的大師，都對儒家思想發展做出過杰出貢獻。孟子接著孔子的仁學講，把孔子的初步想法變為系統的理論，著重闡發內圣學；荀子則接著孔子的禮學講，在孟子內圣學的基礎上闡發外王學，把孟子的理論變成一種可行的做法，終于找到一條把儒學落到實處的路徑。
    孔子的人道學有兩個基本點，其中“禮”是對前人的繼承，而“仁”是他自己的創造?？上Ю咸煳?ldquo;假以時日”，使他來不及把“仁”和“禮”都講透徹，這就為后儒留下了發揮的空間。孟子把仁學講到位，使之從儒家的倫理規范進一步升華為哲學理論，這就是“性善論”。其實，在孔子那里已有“性善論”的萌芽?？鬃诱f：“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從“性近”到“性善”，其實只有一字之差。而孟子終于把這個萌芽變成大樹，找到了“仁”的前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究竟該怎樣理解孟子所說的“善”呢？有人把“善”解釋成“美”或“好”，這固然不能算錯，但這只是同義反復而已，等于什么都沒說。
    筆者認為，孟子所說的“善”就是合群體性或合社會性：凡是維護群體利益的行為，皆屬于善；凡是違背群體利益的行為，皆屬于惡。在“利群”這一點上，孟子同孔子大體一致，但孟子講出了人為什么必須恪守仁的道理，而孔子沒有做到這一點。孟子堅信，人有善的本質，且人天生具有向善的能力，正如水往下流一樣，他將之稱為“良能”。而人又天生具有道德意識，這就是孟子所說的“良知”。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本質規定，而“良能”“良知”則是第二個環節，“四端”是第三個環節，儒家道德規范是第四個環節。孟子的最終結論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如果說儒家的倫理體系好比一棵大樹，那么性善就是樹干。倘若沒有這個樹干，其他一概無從談起。
    古代先哲沒有能力解決人何以為善這道難題，大多數民族都到人性之外尋找答案，走外在超越的路。例如：基督教主張原罪說，否定人生價值，到上帝那里尋找善的根源；佛教則秉持“人生是苦”說，也否定人生價值，到彼岸尋找善的根源。而孟子肯定人性善，肯定人生價值，只在人性之中尋找答案，開辟出一條內在超越的路。孟子有時把人性善歸結為天性善，他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但孟子其實只是把天視為人性善的擔保者，并不承認天是人類命運的主宰者?？梢哉f，孟氏儒學始終保持著哲學的微笑。
    孟子所說的人性善，其實是一種理想主義預設，其本意是人應該善。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至善的圣人。至于凡人，其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既有君子，也有小人：不能一概而論。“性善論”只適用于君子，不適用于小人。但孟子辯稱，即便凡人有惡的一面，也不能推翻“性善論”，比如：牛山原本郁郁蔥蔥，可是現在竟變得光禿禿的，難道這符合山的本性嗎？濫砍盜伐、牛羊啃噬才是病根所在，與山的本性毫無關系。同樣道理，小人流于惡，乃欲望泛濫所致，與性善毫無關系。性善僅是圣人“應該如此”的價值判斷，同凡人事實上是善抑或惡，毫不相關。（參見《孟子·告子上》）孟子深化了儒家的仁學，卻忽視了儒家的禮學。他把側重點主要放在仁學上，很少論及禮學。孟學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卻缺少操作性。孟子率領車隊游走于各諸侯之間，到處“兜售”仁學理論，卻遇不到“買家”。孟子夸張地說，只要掌握了仁義，民眾憑借手中的木棒就可以擊退敵人的堅甲利兵。孟子只鼓勵人們主動向善，卻忽視了如何使人被動不為惡的問題。諸侯們雖然對孟子表示敬重，覺得他說的有些道理，卻不打算采納他的學說，也不準備起用他。孟子終生只混個“客卿”的位分，也就是個空名，從未獲得正式的官位。司馬遷對孟子的評價是“迂遠而闊于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意思是：雖然孟子說得很漂亮，但其思想主張難以實行。
    荀子正是抓住孟子談禮學不夠充分這一點，才把孟學從系統理論變成實際做法。荀子不再像孟子那樣沉湎于理想主義，而是試圖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考察人性。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籠統地說人性善，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現實中的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針對惡的一面，必須設置禮義對其加以防范，使人被動地不為惡。荀子同孟子一樣，也承認人是一種群體性的社會存在。論力氣，人顯然沒有牛大，卻能馴服牛；論速度，人沒有馬跑得快，卻能駕馭馬。這是什么緣故呢？奧秘就在于人可以憑借群體的力量征服牛、馬。而人為什么能結成群體？這就在于人懂得禮義。有了禮義制度，就可以“名分使群”，就可以分工協作。人和其他動物不同，乃是文化存在物。既然人是文化存在物，就必須設置相應的禮義制度。荀子同意孟子的說法，認為人結成群體必須以“善”為前提。一群骨子里“性惡”的人，怎么可能抱成一團呢？從荀子“人能群”的論斷中，我們不難發現，荀子是有條件地認同“性善論”，并不是孟子的反對者。
荀子沒有推翻孟學，而是推進了孟學，把孟子沒有講透的道理講透了。荀子指出，凡人免不了有惡的取向，如果放任開來，后果不堪設想，例如：凡人見到好吃的東西，會搶著吃；見到重體力活，會繞開走。這就是荀子所說的“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荀子·榮辱》）和“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荀子·性惡》）。但正是因為設置了禮義制度，才沒有這些情況發生，由此可見：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荀子和孟子一樣，都以是否維護“合群體”為善的尺度。惡和善相對而言，惡必須以善為前提，善卻不必以惡為前提。荀子的善惡觀，肯定制定禮義規則的圣人是至善的，主張克治惡的取向，使群體利益得到維護。在教條主義者擅權的時代，不知何人發明了“性惡論”一詞，硬扣在荀子頭上，使其思想面貌被嚴重歪曲。筆者在《荀子是性惡論者嗎？》［《走進孔子（中英文）》 2022年第4期］一文中，駁斥了這種“左”的論調。孟子強調圣人至善，但他并不否認凡人中的君子、小人之別，孟子同荀子并沒有原則分歧。只不過孟子出于理想主義，荀子出于現實主義，二者并非勢不兩立。他們的共同立場都是維護社會群體，殊途而同歸。筆者認為，孟荀之間不是對立關系，而是兼容關系。孟子出于“性善論”，只有“軟”的一手，顯然難以操作實行。荀子出于“人性有惡論”，卻有“軟”“硬”兩手，主張“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大略》），荀子的政治設計比孟子更有可行性。
    出于政治儒學的考量，漢代經學家根據時代需要，把孟、荀綜合起來，創立了“性三品”說。董仲舒認為，不能籠統地說人性善或人性惡，要因人而論。有的人屬于“圣人之性”，可以自覺踐行善，自然無需治理。從董仲舒對圣人之性的預設中，我們可以看出孟子“性善論”對他的影響。而有的人屬于“斗筲之性”，業已定型，深陷于惡，不能自拔，也無需改造，直接消滅就行了。從這種預設中，我們可以看到荀子“人性有惡論”對董仲舒的影響。當然，大多數人屬于“中民之性”，經過教化可以向善，缺少教化也可能流于惡，這些人才是被統治的對象。針對“中民之性”，執政者必須采取教化與懲罰并重的兩手政策。由此，經學家的政治哲學變成了為執政者所推崇的官方哲學。劉氏王朝也因之延續數百年，避免了二世而亡的歷史覆轍。
    出于人生哲學的考量，宋代理學家把孟、荀對立起來。為了回應佛教的彼岸說，他們必須搭建儒家“極好至善”的精神世界。因此，他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孟子的“性善論”，并排斥荀子的“人性有惡論”。宋代理學家極力抬高孟子，將其書列為“四書”之一；將其人尊稱為“亞圣”，僅次于孔子。然而，他們對荀子大加貶抑，將其趕出從祀的孔廟，并抹去其“七十三賢”的頭銜。在朱熹眼中，荀子“全是申韓”，“大本已失”，“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參見《朱子語類》卷一三七《戰國漢唐諸子》）鑒古知今，我們不能重蹈宋代理學家的覆轍，必須重新審視孟、荀之間的兼容關系。
原載：《走進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3期
作者：宋志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