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口述成史，別辟蹊徑。2023年，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推出“尼山文庫·儒學學者口述史”項目，積極探求儒學學者個人的思想學術如何與社會變遷相交融、與時代發展相并行，以建立獨具特色的儒學研究口述史文獻庫。2023年，“尼山文庫·儒學學者口述史”項目組溫海明教授對我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張立文先生進行了專訪。時年88歲的張先生講述了自己的治學之路以及和合學背后的故事。本刊特先刊出，以饗讀者。
張立文先生
溫海明：祝賀您在溫州的和合文化園、和合書院開館。您出生在明代首輔張璁的老宅邊上，您的故居，包括您出生、生活過的老房子都保存完好，如今煥然一新。請問您回首自己的學術生涯，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祖上文化傳統的影響？
張立文：人是實踐的存在物，是社會的存在者。我不能脫離生我、育我、養我、成我的生命土壤，家鄉的人文環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我出生在溫州龍灣，其地山脈形如蟠龍，至海而盡，故名龍灣。龍灣是龍的港灣，它面朝大海，具有海洋性的基因，其胸懷像大海一樣寬闊、無邊無際、開放包容；它背靠大羅山，具有山地性的基因，剛毅堅挺、萬劫不摧。這兩種基因的和合，積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蘊，陶冶著我的思想。特別是張璁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對我有很大影響。在我的學術生涯中，一直秉承著這種創新精神。我否定恩斯特·卡西爾（ErnstCassirer）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AnimalSymbolicum），在《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中提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的討論中，我寫了《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提出從文化學中分出傳統學，構建了傳統學的理論思維體系。根據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我創造性地構建出化解五大沖突危機的和合學，提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以構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和合天下。
溫海明：溫州經過近年的城市改造，保護了包括您故居在內的一些重要民居，您覺得當代城市建設應如何本著和合學精神，去把傳統文化資源保護好？
張立文：溫州龍灣本為一家一戶的農村小鎮。在城市化改造中應注重保護傳統文化資源，保存有歷史價值的民居和名人故居、有標志性和獨特性的古建筑以及有紀念意義的街道、門臺等，使新城多姿多彩、具有多樣性，而不是千篇一律、單一單調。若一個城市都被高樓大廈覆蓋，與其他城市沒有區別，也就失去了城市化的意義和價值。
溫海明：您說您小時候叫“張憲江”，考中學時借的小學文憑上的名字是“張立文”，所以從那以后您就叫“張立文”了，您是否覺得這個名字對您后來的文化成就有幫助？
張立文：我虛歲6歲便到羅山小學讀書，“羅山”是明嘉靖初年首輔張璁的號，張璁又號羅峰。羅山小學，既有紀念張璁的意義，也靠張璁宗祠的田產來維持學校的一部分開支。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要幫家里曬早稻和晚稻，特別是晚稻，曬谷、揚谷時身上沾滿谷子的毫毛。晚稻是糯谷，毫毛特別多，一出汗就癢，癢了就撓，后來就生了疥瘡，會起泡、化膿、流膿水，全身到處都有。當時鄉下不講衛生，又沒有醫院看病，只得休學。到后來把我折騰得不能坐、不能睡，身體很弱，才去找中醫看，拿來一些草藥，又敷又洗，而后終于慢慢痊愈。
溫州張璁紀念館
由于長疥瘡，讀小學時休學兩年，我心里只想復學讀書，所以到了三年級，我就非常用功讀書。一方面為了趕上同學，把落下的功課補上；另一方面也想把休學的時間補回來。因成績優異，我跳過四年級，直接上五年級。父親拿著我五年級第一名的成績單，去跟住在老屋前進的張體寧老師商量。張體寧當時在溫州“三希小學”任教，他同意我插班到六年級，于是我便就讀于三希小學。這個小學當時有20多名從各縣、各鄉來的住校寄宿生。宿舍挨著廚房，用薄木板隔開，但木板縫很大。教師、寄宿生一日三餐的飯菜都在這里做。由于燒柴，煙很大，都飄到宿舍里來。早上我們還在睡覺，就被做飯聲音吵醒了，煙還刺得我們眼睛流淚。于是我不想在這里住下去，想考中學。考中學必須有小學畢業文憑，而當時我小學還差半年沒有畢業，所以就由張巖芳借到張立文在羅山小學的畢業文憑。按照張氏宗祠的譜系，我這一輩有三個字：立、憲、思。我原名張憲江，用張立文的文憑，不違輩分。我就拿著張立文的文憑去報考溫州甌海中學。當時甌海中學有春、秋兩次報考機會，考上后，我便把文憑還給張立文家，并給他家一擔谷子（合200斤）。這樣，我就用張立文一名至今。“立文”也很合我的心意，我本來就喜歡文。在小學的寒暑假，父親怕我在家里調皮，便要我去張步禧（邑庠生、縣秀才）的私塾念書。那時我暗暗下定決心，要以文立身、以文化人。“立文”這一名字鼓勵著我奮發做學問至今。
1950年，我15歲，初中畢業，便參加溫州地委土改工作隊。先到溫州地區干部學校學習土改政策等約一個月，后被分配到有土匪活動的、最貧窮的大山區泰順縣進行土改工作。我到泰順之前，不敢回家看望祖父母、父母，只怕一回家，家里人就不放我走。盡管是冬天，我也只帶了一條薄薄的被子和幾件衣服（衣服塞在枕套里），還帶著日用碗筷等。我們打起背包，像解放軍一樣背在背上。經過四五天，終于到了百丈口，也稱百丈鎮，這是泰順縣唯一的水路出入地，對于當時沒有一條公路的大山區，這是唯一的交通要道。百丈鎮政府接待了我們，他們給安排了兩個房間，男女各一個，地上鋪著稻草和竹席。我們打開被子背包，席地而眠。第二天一大早，吃過早飯，我們就出發前往泰順縣縣委和縣政府所在地羅陽鎮。從百丈鎮到羅陽鎮，要走一天山路，抬頭仰望，只見山高林密，層層疊疊，白云繚繞，無邊無際。我們翻過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愈爬愈高，也愈爬愈陡，體力弱的人就爬不動了，特別是女同學，更不行了。由于中間沒有過夜的地方，而當時又有土匪活動，為了安全起見，我們必須趕到羅陽過夜。大家拿出吃奶的勁頭趕路，女同學的鋪蓋轉到男同學肩上，男同學也彎腰弓背，艱難地邁步，在傍晚時分，總算趕到羅陽，而我們的腳上也磨出了大大小小的泡。這是生命的第一次磨煉。
縣委領導向我們介紹泰順縣及其土地情況。泰順原是革命老根據地，解放后，國民黨游兵散勇與國民黨殘余武裝相結合，殺害鄉村干部，破壞土改，十分猖狂。所以土改必須與剿匪、反霸相結合。我們在泰順縣政府所在地呆了兩天，第三天就到離羅陽有80里山路的泗溪去進行土改。我原來腳上磨出的水泡破了，與襪子黏在一起，忍痛剝下襪子后，發現腳上的好多地方都破了，一落地就鉆心地痛。作為土改隊員，我們住在最窮的貧雇農家里，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稱為“三同”。當時泰順有句描寫實際情況的民諺：“泰順三件寶，番薯絲當糧草，火爐當棉襖，竹篾當燈草。”我住的雇農家，有時為了優待我，就拿出一塊黑糊糊的豬肉皮，在燒熱的鍋底和鍋邊上轉一圈，就算是燒菜的油了。轉完后，再把這黑糊糊的肉皮拿出來，留著下一次再用。在同住中，土改隊員身上長滿了虱子。我作了一首打油詩：“人生百味皆甚嘗，泰順土改甘苦尚。身長虱子甚發癢，捉虱比賽有獎賞。”與幾位貧雇農一起，向著太陽，坐在地上，背靠泥墻，解開衣服，比賽捉虱，看誰滅得多。
溫海明：您1956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專業，算是實現了當時的向往和抱負，這對您后來走上學術研究之路有什么意義嗎？
張立文：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于是我產生了考大學的念頭。但是我1950年初中畢業后，就參加工作，在泰順工作了6年，不僅高中沒有念，而且農村工作很忙，根本沒有時間看書和溫習功課。但我仍積極響應國家“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抓緊一切時間復習高中功課。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統一招生考試之前，另有一次單獨招生，這樣的話，就等于有兩次考大學的機會，考不上中國人民大學，還可以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當時，泰順干部中有5人要考大學，于是我們5人便一起先到杭州考中國人民大學，考后再回溫州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在全國統一考試的前兩天，1956年7月10日，《浙江日報》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杭州招生組公告》：“茲將中國人民大學1956年度錄取新生名單公布如下：中國革命史專門化張立文……”第一個就是我的名字，我高興壞了，也非常慶幸。當時考中國人民大學的人太多了，因為考不上中國人民大學，還可以參加全國統一招考去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最后泰順縣出來考試的5人中，原泰順糧食局計劃股長吳杰考上了上海財政大學，另一人考上了武漢測繪學院?？己蠡氐教╉?，我被任命為仕陽區糧食管理所副所長。因為這里本沒有正所長，就由我負責所里的全面工作。其實，在這之前，我已負責仕陽區糧食管理所的工作。在去北京報到前，我回家一次，看望祖父母及母親，父親已經離開我們了。父親去世時，由于我在泰順，未能回家盡孝。父親去世之前，想見我一面，卻不得。
從祖國邊遠的窮山區泰順到古老繁華的首都北京，反差特別明顯，我心情特別激動。如果說1950年參加土改運動是我生命道路上的一次轉折，那么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書基本上決定了我人生命運和學術生命的道路，使我得以實現學術生命的向往和抱負，開啟了我以后學術研究的大門。若無這個起步，我是不可能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所以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對我的一生有著十分關鍵的價值和意義。
溫海明：您1960年被提前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這對您后半生的影響是什么呢？
張立文：大學畢業分配，是大家的向往。但在20世紀60年代，這是自己不能支配的，而是由組織分配的。似乎是上天的眷顧，我被提前分配到夢寐以求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工作。這是我學術生命的大喜事，是符合我學術興趣的大好事。我獲得了這個十分難得且良好的學術起步機遇，使我在中小學寒暑假上私塾時所學的古書有了運用的機會，喚起了我實現學術生命的希望，也使我后半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不然我是沒有機會和可能，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有所成就的。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人民大學
溫海明：在20世紀80年代，您出版的《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都是大陸相關領域的最早研究成果。之后受陳榮捷教授邀請，您參加了1982年7月由美國學術聯合會、亞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召開的國際朱熹學術思想討論會。會后，陳榮捷教授建議您研究朱熹易學思想，而您的學術思想也開始有了世界影響。這是不是您學術思想有所建樹的關鍵階段？
張立文：1981年10月15日到21日，在杭州新新飯店舉行由中國哲學史學會和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第一次全國宋明理學討論會，老少學者咸集。國內老一輩學者馮友蘭、賀麟、張岱年、任繼愈、石峻、孫叔平、王明、張舜徽、邱漢生、馮契等均出席。美國亞洲研究與比較哲學學會會長陳榮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狄百瑞、日本東京大學山井湧、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秦家懿、德國圖賓根大學余蓓荷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劉述先等學者也都應邀參加。我在18日大會上作了《王守仁哲學邏輯結構初探》的發言。由于我在1980年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1981年出版了《朱熹思想研究》，陳榮捷看到后很感興趣，他約我談話，并自我介紹他是來年（1982年）美國學術聯合會、亞洲太平洋研究聯合會召開的國際朱熹學術研討會主席，建議我撰寫《朱熹的易學思想》。他說，與會學者論文中還沒有寫這方面內容的。1981年11月8日，他來函道：“在杭得會，至覺欣幸。大著《朱熹思想研究》已經拜讀若干頁，喜知學術水準甚高……即謂臺端不必經過申請手續而與艾民、漢生等教授同樣到會宣讀論文。由北京到夏威夷來回飛機旅費與夏威夷住宿費均由會議支付……主席陳榮捷。”1981年12月13日，陳教授又來函：“立文教授：本月1日賜示拜悉。臺端肯惠臨朱子會議與世界朱子學者一并宣讀論文，鼓勵朱子研究，此不特捷個人之幸也。論文仍請在北京譯成英文。于3月1日以前寄到捷處……尊著兩冊（《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尚未畢讀，然臺端治學之嚴，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見，令人起敬……臺端《易經》經文與《易傳》為兩者不同之哲學系統，誠是高明之見。”
我的發言時間安排在7月10日上午8：30到11：30，當時有三人宣讀論文，宣讀后有評論者評論及答問，每人1小時。我宣讀論文后，由日本著名學者島田虔次教授評論。他說他的老師曾說過，朱熹的《易學啟蒙》就連魔鬼也搞不清楚，而張立文在論文中說清楚了，對此他深表欽佩。他還提了兩個問題，我都做了圓滿回答，而他也表示滿意。這次會議，我讓大家知道中國中青年學者是勤奮做學問的，并不是不做學問的。這也使我的學術生命有了好的開頭。
溫海明：20世紀80年代，您是如何醞釀并提出和合學的？抑或和合學早期經歷過幾個階段？
張立文：20世紀80年代末，我構建了和合學思想體系。從學術思想發展而言，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寫的《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我在這本書中，對中國哲學的概念、范疇作了全面梳理，全面探賾了中國哲學范疇的產生、形成和發展的文化背景、中間環節及演變規律，闡釋了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的對象、范圍和特點，鉤玄了天道、人道的范疇體系，進而明確了“和合”范疇的意義和價值。我與我的學生岑賢安、徐蓀銘、蔡方鹿、張懷承共同撰寫了《中國哲學范疇精粹叢書》，將道、氣、理、心、性、仁、知、變、神這些范疇分別撰寫為專著，并從甲骨文、金文一直寫到近代。這套叢書影響很大，韓國和越南都有翻譯本。
從哲學理論思維的自覺而言，這時我在思想上已擺脫“照著講”“接著講”“對著講”的教條模式，有了“自己講”“講自己”的覺醒。1983年，我撰寫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之后又撰寫了《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和《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這三本書撰寫時間不同，但都在1989年由不同出版社出版，這些書闡釋了我自己的哲學理論思維?！缎氯藢W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具體包括人的“自我發現論”“自我塑造論”“自我規范論”“自我創造論”“自我和合論”五章內容。“自我和合論”塑造了和合型和完美型合一的人以及相應的人生境界，并引用了《國語·鄭語》的“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商契能和合五教……”及“晏嬰論和”等內容。1989年，我撰寫了《從宋明理學到和合學》一文，后改名為《新儒家哲學與新儒家的度越》。該文共分三節：一是從舊三學到新三學，二是新儒家的度越，三是和合學的建構。此文收入拙著《中國近代新學的展開》（臺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
此外，我提出和合學還有一個時機的激發。人生在世，難得遇到千年之交和世紀之交的雙重機遇，人們不得不思慮21世紀人類的命運問題。我思議新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人與自然沖突產生生態危機、人與社會沖突帶來社會人文危機、人與人的沖突產生道德危機、人心的心靈沖突帶來精神危機、文明之間的矛盾沖突產生價值危機），提出以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之五大原理來化解五大沖突和危機。由此對時代的思議，而有《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下文簡稱《和合學概論》）一書的撰寫。
溫海明：1996年，您的《和合學概論》一書出版，這是否標志著和合學的誕生？當時您是如何回應各種壓力和挑戰的？早期面對來自學界的壓力，您是如何克服的？
張立文：1996年《和合學概論》的出版，是我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和合學思想的理論思維、邏輯結構、和合觀點、話語體系的系統化、深刻化、理性化和成熟化。但我一直認為，和合學在途中。雖然個別人不理解和合學的價值意義，認為和合學講調和、不講斗爭；認為講和合喪失黨性原則；認為和合學講和諧，不講唯物、唯心兩軍對戰；認為和合學與施達克異曲同工、是犯罪；等等。學術界、政界對此也多有批判，連續在報刊上發表批判文章，有的上綱上線，給我造成了很大壓力。但我認為，和合學講和平、合作沒有錯，是符合世界人民要求的，所以我的心是安的。同時，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普通教員，本就沒有什么地位，批判對我沒有什么大的損失，而批判和合學就等于替和合學作宣傳、作廣告，本來大家不知道和合學，而這一批判引起了人們的興趣與關注，大家就想看看和合學究竟是什么了。這不是好事嗎？因而，我也不覺得有壓力了。
《和合學概論》書影
溫海明：聽說您的和合學剛提出來的時候，有很多人質疑，因為這跟講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斗爭哲學不同，甚至有人認為，只有弱者才講和合學。您是否認為今天才更有能力去講和合？越強大越需要和合學？
張立文：和合學的宗旨是講和平、發展、合作，一個國家、一個世界只有和平，才能發展，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動亂、戰爭是破壞，是制造人道主義災難，會使得人民逃難、妻離子散，國家、社會就不能發展，只能導致貧窮、落后，以致挨打。只有和平才能發展，和平是發展的前提和條件，也只有在和平的時空內，才能很好地合作，同時，只有互相合作，才能發展得更快、更好。在萬物聯通的人工智能時代，我們越來越需要和合學，也可以說文化越多元化、國家越強大，越需要和合學。
溫海明：西方文化提倡競爭和博弈精神，所以自然而然地提出文明沖突論。和合學致力于化解文化沖突，您是如何構思和形成自己的理論的？
張立文：西方文化提倡競爭和博弈精神，因此美國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提出“文明沖突論”。但冷戰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世界多極化、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信息聯通化，和平、發展、合作成為世界主題，因此，我思考應如何概括這一時代主題。在這一過程中，就有了和合學思想的萌發。同時，我也在反思要如何化解21世紀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其化解的價值理念、理論思維是什么？以斗爭理念、博弈思維能否應對世界多極化、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信息聯通化并化解21世紀人類所共同面臨的沖突和危機？世界兩次大戰和當代所發生的社會動亂與戰爭，顯示出斗爭博弈的理念只能使沖突、危機、動亂和戰爭更激化。只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和合學，才能很好地應對和有效地化解新時代的沖突和危機。我經過反復思議、竭誠憂思，最終構思形成和合學的理論體系、創新觀點和思維方法。另外，我發現政治斗爭運動并沒有使經濟更發展、人民更得利、生活更美好、社會更和諧，往往造成相反的結果。而只有和合學，才能使社會和諧、家庭和睦、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合作富強，這是我構思和合學的因緣。
溫海明：亨廷頓按照冷戰思維，提倡對抗文化，認為冷戰之后，文化的沖突和對抗是主流，認為基督教文明的對手首先是伊斯蘭文明，其次就是儒家文明，您認為和合學應如何化解文明沖突？
張立文：亨廷頓認為，冷戰之后文化的沖突和對抗是主流，這主要是因為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互相奧援，對西方文明產生威脅。他把穆斯林的復興和中國的崛起作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對手。他揚言，儒家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威脅者、挑戰者，這不僅是對儒學的無知，更是理智的缺失和對事實的罔顧。近來西方一些智者提出“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得回頭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鬃邮侨寮覍W派創始人，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亨廷頓的“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傾向相對；儒家主張“仁者愛人”“泛愛眾”，與西方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者制造人道主義災難相對；儒家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制裁、限制、遏制別國和他民族的獨立與發展相對；儒家主張“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而西方挑起世界動亂，發動戰爭，欺壓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如此等等，西方的一些思想主張與儒家文明背道而馳，違反《聯合國憲章》。有鑒于此，我構建了和合學，以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來化解文明沖突論，營造一個和平、發展、合作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合天下。
2023和合文化全球論壇
溫海明：您的和合學如何促進身心和諧，推動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您說自己一生中曾遇到不少挫折，曾被錯認是“反革命”，所著的《朱熹思想研究》又被認為是“精神污染”，提出的和合學也多次受到批評。但您比較想得開，把別人對您有意見看成是對您的重視，把批判看作實際上是看得起自己，進而推動自己的學術進步和人格提升。您面對逆境和磨難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給學生們？
張立文：人生在世，禍福相依，苦樂相互，免不了會遭到挫折、誤解、冤屈。面對逆境和磨難，我是如何保持一種樂觀心態的，主要有以下四點分享：
《我們如何去生活》書影
一是做平常人，懷平常心。這是對世情的洞悉。世上人像天上星，不可勝計，但又有幾個可以真正發光發彩的？世上人絕大多數是平常人，我也是平常人，所以要有平常心，不攀比，不計較，淡泊名利。做自己歡喜做的平常事，樂感就來了，煩惱消除，惡運就轉好運。
二是想得開，放得下。碰到挫折和打擊，要想得開。人事糾紛要看得淡，被人污蔑、造謠要排解得開。把批評看作是別人幫助你進步，放下一切危機與挑戰、痛苦與恩怨、偏見與恐懼，“宰相肚里好撐船”。放得下，幸福快樂就擁抱你；放不下，幸?？鞓肪碗x你而去，以致毀滅心身。
三是知足常樂。當今時代，金錢、權勢、虛名、女色、美言“五鬼”迷惑人，人往往被其所迷，而不能擺脫?；杌枞唬悦匀?，以小人為君子，以娼妓為貴婦，以金錢為寶物，以糞土為珍珠。追之猶恐不及，無有知足之時。貪心一開，胃口大張，而不知迷途知返，結果身敗名裂，害國、害家、害妻兒。
四是看得遠，境界高。“近視眼”，就會把事情看偏了；境界低，就會把事情看窄了。心偏心窄，就會帶來種種煩惱、郁悶、痛苦、憂愁、焦慮，生活就會過得很不痛快。再遇到打擊、批判、挫折、危機，就可能走向絕路?？吹眠h，就會變困難為順利，變失敗為成功，變打擊為友好，變挫折為機遇。一切從長遠處反思，從廣大處思量，才能度越個人膚淺的視域。以打擊為對自己意志的鍛煉，視困難為使自己更加堅強的動力，這就會使自己心平氣和，享受快樂。
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要珍惜自己，和合人生，擁抱幸福。
張立文，浙江溫州人，1935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榮譽一級教授，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名譽院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1950年參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業。1960年畢業留校，在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任教。1984年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特批為教授。1992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9年被聘為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2016年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終身成就獎。在中國哲學領域的長期耕耘中，張立文教授提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建構傳統學、新人學理論，創立和合學哲學體系，倡導中國哲學的自己講、講自己，為建立中國哲學自己的話語體系和學派不斷實踐。在60多年的教學科研中，張立文教授出版學術專著40余部，合著、主編著作亦數十部，主要代表作有《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研究》《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傳統學引論》《新人學導論》《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李退溪思想研究》《和合學概論》《和合哲學論》《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中國哲學元理》等。在國內外報紙期刊發表學術論文700多篇，培養了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訪問學者近百名。張立文教授曾獲國際退溪學學術獎、湯用彤學術獎、人民論壇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等獎項，其著作也多次獲得北京市、教育部、國家社科基金優秀成果獎。
溫海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山東省泰山學者，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易學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會員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孔子研究》副主編、《孔學堂》雜志副總編輯。2006年于夏威夷大學獲得比較哲學博士學位。出版《新古本周易參同契明意》《壇經明意》《比較境遇與中國哲學》《儒家實意倫理學》《周易明意：周易哲學新探》《道德經明意》《周易初級讀本》，Confucian Pragmatism as the Art of Contextual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ld ，Chinese Philosophy等中英文著作10多部。主編《生生的中國哲學》《易經明解》《安樂哲比較哲學著作選》《安樂哲比較哲學評論與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家談”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海外中國哲學研究叢書”等40余部，其《中國哲學思想》被譯為英、法、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在國外出版。在國際哲學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ian Philosophy, 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Culture and Psychology和《中國哲學史》《周易研究》《文史哲》等發表中英文論文70余篇，受邀在全球20多個國家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發表論文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