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春秋晚期是世族衰落但仍占主導地位的時代,作為殷商王室、宋國公室后代的孔子,信而好古,其所好之古,理應包括源遠流長的家族歷史。梳理孔子的祖先世系,探究孔子思想與其先世之間的具體關聯,可以發現,孔子家族由王室而諸侯而公卿而士族的衰變過程,對孔子思想影響很大,其中遠祖微子啟、十世祖弗父何、七世祖正考父、父親叔梁紇,影響最著,特別是對孔子的一些重要觀念,包括“隱”“讓”“恭”“勇”的形成,起了直接或間接的塑造作用。這些觀念是孔子思想中頗富特色和個性的內容,以往的研究者于此著墨甚少。今之所論,有助于人們了解孔子思想的多種來源和多重面向,更全面地認識孔子思想的本來面貌。
關鍵詞:孔子;先世;思想淵源;隱、讓、恭、勇
閱讀導引
一、孔子先世概說
二、微子啟的影響:“隱”的觀念
三、弗父何的影響:“讓”的觀念
四、正考父的影響:“恭”的觀念
五、叔梁紇的影響:“勇”的觀念
結 語
周代貴族以血緣為紐帶,實行世卿世祿制度,形成世族。迨至春秋晚期,世族雖有衰落,但仍占主導地位?？鬃訛橐笊掏跏?、宋國公室之后,其思想必然受到先世的影響,《論語》中的諸多觀念,即與其先世的“言”“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關于孔子先世的可靠記載,集中于《左傳》,《國語》《孟子》和《史記》等文獻的相關材料可作補充,《孔子家語》《孔叢子》中的個別材料亦可為參考。由于年代久遠,相比歷史的本來面貌,文獻留下的記載僅是片鱗半爪,本文試圖以歷史和邏輯相結合的方法,對相關材料進行細致分析,使前后的線索呈現一定程度的有機聯系,以增進對孔子思想全貌的認識。
一、孔子先世概說
世族社會中人,家世是定義其社會身份的重要標志?！俄n詩外傳》載有魯定公任命孔子為司寇的命辭:“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命辭明述孔子家世淵源,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宋公之子弗甫何孫”,指孔子是宋湣公的兒子弗甫何的后裔(弗甫何是孔子的十世祖)。出自宋國公室,不僅是一種標簽,也是一種資格,是孔子以士的身份被任命為僅次于魯國三卿的司寇之職的必要條件之一。這就是所謂“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王應麟解釋說:“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除世代相襲的身份地位外,世族往往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與一脈相承的家學傳統?？鬃映錾鷷r,家道中落,但潛移默化的教養仍然存在?！妒酚?middot;孔子世家》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從小就對禮樂感興趣,似乎出于天性?！墩撜Z·八佾》描述道:“子入太廟,每事問。”是說年少時的孔子勤奮學習禮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不是虛語。究其實,孔子的家學淵源,有自來也。
《國語》載魯大夫閔馬父之言:“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商之名《頌》”,就是后世《詩經》的《商頌》,那時尚存十二篇。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余五耳。”《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此可為孔子有家學之一證。
孔子自稱“信而好古”,又說“好古敏以求之”(《述而》)?，F在看來,孔子所好之“古”,既包括通常所說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古代“六藝”之學,以及諸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衛靈公》)等三代禮樂制度,也應包括少有人論及的孔子源遠流長的家族傳統。下面就孔子祖先世系作簡要梳理。
孔子的先世可追溯到殷商王室?！蹲髠鳌肤斦压吣?前535)載魯國大夫孟僖子之言,云:“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杜預注:“圣人,殷湯。”湯為商王朝的建立者?！妒酚?middot;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下《索隱》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后。”宋微子就是宋國的開國君主微子啟,他是商王紂的庶兄。不過,《論語》極少涉及商王,只有孔子弟子提到過湯和紂。關于湯,弟子子夏說:“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這是將湯與當時為世所推崇的古代最偉大的君主之一舜,相提并論。關于紂,弟子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張》)這句話通過揭示名聲歸集現象,指出紂的實際形象并非像流行的描述那樣不堪。子夏、子貢的話,反映了孔子的態度,即對湯固然要高度頌揚,對紂也要客觀評價?！犊讌沧印分杏幸粭l材料涉及孔子對商王太甲的評價。弟子公西赤就《尚書·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向孔子發問:“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太甲作為商王居喪不義,憑什么能與祖乙、武丁并稱呢?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于三王,不亦可乎?”“計功以除過”是孔子評價太甲的根本精神,這與孔子對人“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的態度是一貫的。
當時的人們,已經將堯、舜、禹、湯及周文、武,作為古代的圣王,一并稱頌?！墩撜Z》記孔子說到堯4次、舜5次、禹3次、文3次、武3次,唯獨不及湯。當時的人們,也已經將桀、紂并列,作為古代暴君的典型,一起批判?？墒恰墩撜Z》中除上引子貢的話提及紂并為紂有所辯護之外,不曾提及桀。這種情況,應該不是由于失載,而是孔子基于殷、周兩族之間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關系,以及基于自身對先祖的天然感情,既不頌湯,也不論紂,連帶不說桀(可能有類似“桀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的看法)。
孔子明確提到的商王室先祖有三位,一位是微子啟,另兩位是紂王的叔父箕子和比干;所述事跡也很簡單:“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并給予很高的評價:“殷有三仁焉”(《微子》)據《史記·殷本紀》,商末年,紂王越來越荒淫,“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紂王大為憤怒,“剖比干,觀其心”;微子去、比干被殺后,“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周經武王伐紂滅商,又經周公東征,鎮壓紂子武庚聯合管叔、蔡叔的叛亂,于是封微子啟于宋,以“代殷后,奉其先祀”。至此,孔子的先世,由王室變為諸侯。
微子啟之后,至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即上文“弗甫何”),宋國公室發生巨變。宋湣公去世,他的弟弟繼位為煬公。湣公的庶子鮒祀殺煬公,擁立湣公的太子、其兄弗父何繼位。弗父何不接受,鮒祀遂自立,是為宋厲公,以弗父何為輔佐。這就是《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所說的“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一事。杜預注云:“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至此,孔子的先世,由諸侯變為公卿。
弗父何之后,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宋國公室又發生一次巨變。大司馬孔父嘉的妻子很美,太宰華督欲奪之,就利用宋殤公與夷在位期間頻繁發動對外戰爭,致使國人疲敝的矛盾,殺了孔父嘉和宋殤公。華氏替代孔氏執掌了宋國的政權。這就是《春秋》桓公二年所說的“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一事。這是孔子家族在宋國地位的轉折點,孟僖子所云“孔丘圣人之后也,而滅于宋”即指此事。“滅于宋”,指孔氏宋國世卿的地位從此失去。杜預注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即華督)所殺,其子奔魯。”至此,孔子的先世,由公卿變為士族,而且被迫離開世居之地,遷居他國。
孔子的先世,由王室而諸侯,由諸侯而公卿,由公卿而士族,一步步走下坡路;并伴隨著殷周交替、西周滅亡、天下禮壞樂崩的世事變遷?？梢韵胂?孔子的思想感情,受到家、國、天下事變何等樣的刺激。如傅斯年說:“(孔子)稱殷三仁,尤有余音繞梁之趣,頗可使人疑其有‘故國舊墟’‘王孫芳草’之感。”孔子的許多言論,要結合這一背景才能理解透徹。比如他對春秋時代“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形勢總結說:“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劉逢祿以齊、晉、魯諸侯十世而失、大夫五世而失、陪臣三世而失的例子,證明孔子所言為實指。若為實指,孔子的這種判斷,也許與其家族史不無關系:從其十世祖弗父何始為宋國公卿,中經九世祖宋父周、八世祖世子勝、七世祖正考父,至六世祖孔父嘉被殺,孔氏失去公卿地位,恰好經歷五世。
總而言之,孔子先世由殷商王室降至士族的歷程,對孔子的人生遭遇和思想感情及其觀念的形成,無疑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下面重點談談孔子的先人中對其影響至深的四個人,以及帶給他的或使之強化的特定觀念。這四個人為遠祖微子啟、十世祖弗父何、七世祖正考父,以及他的父親叔梁紇。他們帶給孔子的或使之強化的特定觀念,分別是“隱”“讓”“恭”“勇”。
二、微子啟的影響:“隱”的觀念
孔子對人的評價,最高的評語是“圣”,即圣人。但在他看來,這是連古代偉大的帝王堯和舜都難以達到的:“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仁”的標準次之,但他也不輕易許人以“仁”。如他評價最得意的弟子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他的弟子,“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在他品評過的歷史人物中,堯、舜、禹和周文、武,是介乎“仁”與“圣”之間而接近“圣”的人物,除此之外,最高的評價賦予了殷末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仁”。在孔子看來,對待暴君,勸諫不聽,去之、為之奴、諫而死,都是值得贊賞的,而從順序上看,微子的“去之”行為似乎更為可取。
《史記·宋微子世家》記微子啟“去之”之前說:“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這是他對父和子、君和臣兩種關系不同性質的認識,也是他之所以“去之”的理由:父子是骨肉關系,彼此合不來,兒子無論如何不能拋棄父親而離開;君臣是非骨肉關系,彼此合不來,臣子在對君主盡到自己的義務(“三諫”)之后就可以離開了。
孔子直接繼承了微子啟的思想。如他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意思是說,做子女的侍奉父母,若父母有過錯,當委婉地勸止;看到自己的意見不被接受,仍然保持恭敬態度,不去觸犯他們,再找機會勸說;即使反反復復這樣做,操心勞神,也不怨恨。這與微子啟所持對待父子關系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俗話說,“打斷骨頭連著筋”,父子的骨肉之情決定了彼此關系的性質。又如他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意思是說,真正的大臣,是根據道義原則服務國君,如果做不到就應當辭職不干。這與微子啟對待君臣關系的態度也是完全一致的?？鬃釉诨卮鹱迂曣P于朋友相處原則的問題時說:“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也。”(《顏淵》)從性質上說,孔子是把君臣關系視為朋友關系,把“毋自辱”即維護個人尊嚴不受傷害作為重要底線。這與后世片面強調臣子無條件服從君主有著本質的不同。
這樣的觀念擴而大之,就變成“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政治主張和處世之道。他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意思是說,自己的國家政治清明,若安于貧賤,無所作為,是一種恥辱;政治昏暗,若耽于富貴,助桀為虐,也是一種恥辱。這是他對于天下有道和天下無道兩種情況下,決定能否出仕的政治原則。
孔子在評價史魚和蘧伯玉兩人的處世之道時說:“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在孔子看來,史魚無論處于有道的還是無道的環境,都保持如箭矢一般的正直,是值得欽佩的;但蘧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君子之風,更值得贊賞。所謂“卷而懷之”,指在無道之世,就要將史魚那樣如箭矢一般的作風斂藏起來。除了“毋自辱”之外,“免于刑戮”(《公冶長》),應該是重要考量。后面這一條,可能是對“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的深切反思。
那么,如何做到“無道則隱”呢?孔子有“四辟(避)”的主張,即“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憲問》)。這“四辟(避)”,孔子自己除“辟世”外,其他三種方式都做到了。比如衛靈公問軍旅之事,孔子回答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靈公》)第二天孔子就離開了衛國。這是“辟言”。顯然,“辟言”并非僅僅因為言語不合,而是主張不同。又比如齊景公對待孔子,先是說安排一個僅次于正卿的職位,隨后以“吾老矣,不能用也”為托辭,否定了既定的安排,孔子馬上就離開了齊國(《微子》)。這是“辟色”。顯然,“辟色”也并非僅僅因為對方臉色不好,而是政治態度不對。至于孔子明確主張“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公冶長》),就是“辟地”。而貴族中人完全脫離上層社會,遁入平民之中,甚而至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長》),就是“辟世”。這最后一種方式,孔子做不到。他自解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即是說,正因為天下無道,自己才不得不努力去改變。
在周游列國的路途上,孔子碰到不少以各種方式避世隱居的人。如說孔子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的“晨門”(《憲問》),顧名思義,這位隱者是做門衛的;批評他“硁硁乎!莫己知也”的“荷蕢者”(《憲問》),“蕢”是一種草器,這位隱者可能是以編草器售賣為生;諷勸他“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楚狂接輿”(《微子》),似是一位變身特立獨行流浪漢的隱者;召喚他做“辟世之士”的桀溺,是和另一位隱士長沮“耦而耕”的種田人(《微子》),等等。孔子雖然自己做不到避世隱居,卻對這樣做的人抱著理解和同情的態度。所以只見“隱者”批評孔子,未見孔子批評“隱者”。
三、弗父何的影響:“讓”的觀念
“圣”和“仁”,是孔子高尚其人的總體評價。“至德”,則是孔子對某種具體道德行為的最高評語。這個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兩次。一是出自孔子對周太伯的評價:“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泰伯”即周太伯。據《史記·周本紀》和《吳太伯世家》,太伯因為父親古公亶父看好弟弟季歷的兒子昌(即后來的周文王),認為周取得天下的希望在他的身上,于是就和另外一個弟弟虞仲出走到南方去了。所謂“三以天下讓”,鄭玄注云:“太伯沒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勉(免)喪之后,遂斷發文身,倮以為飾,三讓。”顧炎武云:“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后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后日言之,則讓于文王、武王也。”由于太伯作為長子,主動讓國,古公亶父的君位遂能順利傳給季歷,再傳給昌。在周人看來,這是后來文王受命、武王滅商的重要前提。
還有一次就用在周文王的身上:“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周文王的“至德”,表現為他在贏得了天下多數諸侯擁戴(“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形勢下,并沒有趁機奪取商的政權,而是繼續維持與商紂王的君臣關系(“以服事殷”)。
這兩次“至德”的評價,都體現出孔子對“讓”這種德行的推崇?？鬃舆@樣做,當與其十世祖弗父何不無關系。前面已經提到《左傳》的記載:“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宋微子世家》對這件事的說法有所不同:“鮒祀弒煬公而自立。”《詩·商頌·那》疏引服虔云:“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又云:“《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孔子家語·本姓解》記齊太史子與之言,云:“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孔子家語》一書雖為魏晉時人雜采古書、參以己意編纂而成,但這條材料所反映的孔子受到弗父何“德讓”的影響,應是于古有據的一種看法。弗父何本當繼位而為什么不愿意繼位?錢穆先生解釋說:“兄終弟及本是商代的制度。但當時已盛行父子相傳,鮒祀弒其叔父煬公,欲其兄弗父何為君。但弗父何若為君,當治其弟弒君之罪,在家庭間又增悲劇,因此弗父何讓不受。”
孔子說過:“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弗父何的做法,既體現了“讓”的思想,又樹立了“和為貴”的典范。
孔子所講的“讓”,首先有通常所謂禮貌上的謙讓之意,如“溫、良、恭、儉、讓”之“讓”,就是這個意思。但孔子思想的重點,不在此一方面,而在政治上的禮讓。他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里仁》)意思是說,如以禮讓的精神治國,治國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不能以禮讓的精神治國,禮樂秩序就無法建立和維持。有一次,孔子與弟子聊起從政的志向,子路率先發言,被孔子微微地嘲笑了一下,曾皙問老師“何哂由也”,孔子說:“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先進》)在孔子看來,說到治國的事情,必須禮讓為先,子路的話及其表達方式不大符合這個要求。
是否能“讓”,是孔子評價政治人物的重要標準。根據《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繼位幾年后,率師攻占商都,紂王“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來到商紂王自焚的地方,“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懸）大白之旗”。商紂王的這個結局是悲慘的,前引子貢對紂王有所辯護的話,折射出孔子對這個“先王”是有“哀其不幸”的隱衷的。他對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評價也因此有了細微的差異,并曲折地表達出來。如評價舜時的《韶》樂,他說:“盡美矣,又盡善也。”而評價武王時的《武》樂,卻說:“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一般認為,孔子說《韶》樂盡善又盡美,是因為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堯“禪讓”來的,是以和平的方式取得的;而說《武》樂盡美未盡善,則因為周武王取代商紂王的政權,畢竟是通過使用暴力實現的。后世習稱的“文武之道”,孔子本人并沒有這個提法,《論語》中只有子貢說過(《子張》),實未諳老師的用心。
四、正考父的影響:“恭”的觀念
正考父曾為宋國戴公、武公、宣公三朝的上卿,以“恭”知名?！蹲髠鳌氛压吣贻d孟僖子的話,說他“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共”即“恭”。鼎,杜預注謂“考父廟之鼎”。蓋此鼎孔子時猶存,故鼎銘得為人知。賈逵云:“俯恭于傴,傴恭于僂。”正考父三次被任命為執政大臣,一次比一次“恭”,這是他能夠為三任國君信任的根本原因。
“恭”之義,并不僅僅指儀表方面。服虔云:“僂、傴、俯,皆恭敬之貌。”可見“恭”不僅指為人謙恭,還有對待職責鄭重其事、嚴肅認真的意思。我們可以用大致同時代的句例以作印證?！蹲髠鳌沸暧涄w宣子對晉靈公“驟諫”,若得靈公惱怒,遂派一個叫麑的殺手去刺殺他。“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宣子“盛服將朝”,麑視為“不忘恭敬”,即時刻保持“恭敬”的狀態,這是成為國家棟梁、人民主心骨的一種要素。而基于“忠”“信”的信條,麑只好選擇自殺。于此可見當時“恭敬”的重要性。
也許是物極必反,正考父的兒子孔父嘉雖繼其位卻沒有謹守其作風,遭致家國劇變?！蹲髠鳌坊腹暧涊d:“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作為顧命大臣,孔父嘉對宋殤公的好戰行為負有重要責任。宋督敢于發動政變,就是利用了這一點。杜預注云:“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說的不是冤枉話。
鑒于這兩代先祖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孔子在個人行為和思想觀念上,“恭”的特點都表現得極其鮮明。
個人行為方面,《鄉黨》有生動的描述:“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耳。”恂恂,王肅注云:“溫恭之貌。”便便,俞樾云:“是‘便便’以貌言,正與上文‘恂恂如也’其義一律。”這段話意思是說,孔子在鄉里頭,對人總是客客氣氣的,好像不太會說話的樣子。在宗廟和朝堂之上,恭恭敬敬的,話也說的不多。類似的描寫,在《鄉黨》中還有很多。如“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是說國君有令召見,孔子不等車套好,就急急忙忙先步行趕去。又如“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是說雖然只是粗糧、菜羹、瓜果,用來祭祀鬼神,孔子也一定恭恭敬敬的,等等。這樣的“恭”,屬于孔子所說的君子“九思”之一,“貌思恭”,即舉止要常思謙恭(對人)、恭敬(對上)、莊重(對下),是個人修養的重要一環。
思想觀念方面,孔子認為“恭”是治理天下的首要因素。子張問何以為仁,孔子回答說,能夠將五種德行“恭、寬、信、敏、惠”實行于天下,就稱得上實現仁道了。這五種德行的功用是:“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意思是說,莊重就不會受到怠慢,寬厚就能獲得人們的擁護,誠實就會為人所信賴,勤敏就能取得成就,慈惠就足以讓人聽你差遣。“恭則不侮”,不啻考父鼎銘“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的翻版。這可謂君之“五德”。而其效果如何,要看民眾的道德狀況是否與之相應?？鬃拥搅艘粋€諸侯國,總是比較了解這個國家的政治狀況,弟子子禽感到納悶,問子貢老師是如何做到的,子貢回答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通常的理解,是說孔子以溫、良、恭、儉、讓的態度向別人了解,別人樂意告訴他。另一種解釋可能更合理,如皇侃引梁冀的話說:“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這可謂民之“五德”。此民之“五德”雖不必與君之“五德”一一對應,但大體一致,即能說明問題?？鬃舆€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他強調即使到了邊遠落后的地方,也必須保持包括“恭”在內的應有的禮節。這是華夏國家必須時時處處堅守的特性。
孔子亦將“恭”這種政治觀念,引申為治理天下的體制要素。他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恭己”,指“修己以敬”(《憲問》);“正南面”,何晏注云:“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這是說,天子的責任,首在保持自身的莊重,余則任賢使能而已。他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恭己”的內涵正是“為政以德”,“正南面”的效果則是“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是儒家的君主無為而治論。荀子主張“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并闡述道:“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可為孔子此一思想的注腳。
五、叔梁紇的影響:“勇”的觀念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又稱“鄹人紇”“鄹叔紇”?！蹲髠鳌分杏袃啥紊鷦拥拿枋?充分彰顯其勇力和勇氣。其一,《左傳》魯襄公十年(前563)載,在晉、楚競霸中,魯國參加以晉人為首的諸侯聯軍,攻打附楚的妘姓小國偪陽,《傳》文言:“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懸)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叔梁紇將城門舉起來,使被困城中的諸侯之士得以脫險。這是記叔梁紇的勇力。其二,魯襄公十七年(前556),在齊、魯爭戰中,齊軍圍困魯將臧紇于防城,魯國的援軍至于旅松,《傳》文言:“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是說叔梁紇等人率軍連夜沖破齊師的包圍圈,將臧紇送至旅松,又返回防城守衛。這是記叔梁紇的勇氣?！犊鬃蛹艺Z·七十二弟子解》在談到孔子弟子秦商時,提及秦商之父堇父,云:“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可見叔梁紇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勇士。
孔子被人稱作“鄹人之子”(《八佾》),父親的影響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鬃与m未必一定有其父的勇力,但他繼承了父親的勇氣,并將這種基于血氣的勇氣升華為一種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意志。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這里所說的“志”,是“志于道”之“志”,所以這里的“匹夫”,是指有使命感的個體?？鬃右詫嵭腥实烙谔煜聻榧喝?“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這是當為之事,稱為“義”,“君子義以為上”(《陽貨》),“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孔子主張的這種“勇”,弟子曾子稱之為“大勇”:“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曾子這段話的意思是,我曾經從先生(孔子)那里聽過關于大勇的說法:反躬自問,正義不在我這一邊,對方縱是一個普通人,我也不去嚇唬他;反躬自問,正義在我這一邊,對方縱是千軍萬馬,我也一往無前。
孔子不僅看重“大勇”觀念,更是將之付諸實踐。他周游列國,屢遭困厄而始終不改其志,便是“大勇”的某種體現。在他的政治活動中,也有過“大勇”的精彩表現?！蹲髠鳌范ü?齊、魯兩國國君在一個叫夾谷的地方相會,孔子為魯君相禮?？鬃右幌蛞灾Y聞名,齊人遂以為“孔丘知禮而無勇”,計劃以萊人的武力劫持魯侯,以便實現齊國的意圖?？鬃觿t早有準備,命令魯士兵還擊萊人,并對齊侯曉以大義,“齊侯聞之,遽辟之”,一場危機得以化解。在兩國訂立盟約時,孔子又隨機應變,使齊國歸還了本屬魯國的汶陽之田?？鬃釉趭A谷應對危機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于此,我們可以體悟《論語》里那些極富使命感的話,如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泰伯》),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等,殆有受于夫子。這不僅是對別人的寄語,更體現孔子及其門徒知行合一的志氣和追求。
相比“大勇”,孔子論“勇”的另一個方面,可稱之為“小勇”,即基于脾性、血氣和利益而具有的勇氣。對這一類的“勇”,孔子主張用禮加以調節,否則不足為訓。他說君子有“三戒”,其中之一就是:“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季氏》)好斗的結果,往往導致違法亂紀,甚至犯上作亂。他說:“勇而無禮則亂。”(《泰伯》)又說:“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陽貨》)必須通過學習,才能解決無禮、無義的問題,做到勇而有禮、勇而有義。
子路曾經問老師:“子行三軍,則誰與?”(《述而》)意思是說如果您率領三軍,會找誰一起干呢?子路問這個問題,是有他自己的期待的,因為他的志向是統帥千乘之國的軍隊,抵抗大國的侵略,“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先進》)。但孔子回答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述而》)意思是徒手跟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就過河,這樣死了都不后悔的人,他是不想讓他一起干的。孔子要找的是什么人呢?他說:“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一定是那種事到臨頭十分謹慎,善于謀劃而志在成功的人。
結 語
本文所論,有助于認識孔子思想的多種來源、多重面向。
(一)多種來源。一個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憑空創造,必定前有所承。但因為孔子在中國古代長期被尊為至圣先師,他本人的思想便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源頭。在他之前,極端的說法,是“萬古如長夜”。近代以來,尊孔一度變為批孔,而且延續很長時間,探尋孔子思想來源的工作便沒有成為學術研究的著力點。有見于此,李學勤先生特別指出:“孔子以前的學術傳統問題,應該是整個中國學術史的一個大問題。”他認為,在孔子以前,有一個很長的學術傳統,不光是《詩》《書》《禮》《樂》,甚至是《易》《春秋》,都已經有了深厚的基礎,而孔子以他的天作之才,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開創私人講學,所以孟子說他是“集大成”者。本文所論孔子思想的先世淵源,包括與先世相聯系的四種觀念,并不屬于學術史范疇,卻是重要的學術研究對象,涉及重要的思想來源問題。此外,孔子思想應該還有其他來源,如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又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說明三代禮樂制度也是他的思想來源。多種來源,都應包含在孟子所說的“集大成”里面。
(二)多重面向?？鬃诱f:“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藝”指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多屬于禮的范疇。通觀孔子的思想,道、德、仁、禮,比較突出,也是歷代學者重點研究的內容。而隱、讓、恭、勇,相對不那么突出,歷來人們關注不多。但如上所論,這四種觀念,決不是孔子思想中無足輕重的部分,《論語》中所載相關言論并不少,對于全面認識孔子的思想乃至人生,不可或缺。如“隱”的觀念,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他不但這樣說,而且也這樣做,了解這一點,就會對流行的所謂“孔子三月無君,惶惶如也”的說法,不以為然。“讓”的觀念,孔子認為是禮的本質屬性,他盛贊太伯和文王,而將周文、武有所區分,良有以也。“恭”的觀念,人們一般視之為待人處世態度,殊不知其中蘊含孔子關于“無為而治”的政治設想。“勇”的觀念,本是孔子所看重的“君子道者三”(《憲問》)之一,與仁、知并列,《中庸》稱之為“三達德”,但為后世所有意無意地忽略或遮蔽了。發現和認識這些觀念,就會對孔子的人生追求、歷史哲學、政治主張和美德理論有不同于以往的新認識,孔子的思想就會變得更加多樣和豐滿。
作者：甘霖，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 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