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一詞最早見于《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速亡也。’”（《內篇問下第四》）現代人引此句為典，多斷章取義，取前半句為銘，以為稱頌“廉潔之政治”。按許慎《說文解字》：“政者，正也。”王念孫注亦曰：“政”與“正”同。（參見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廉政”即“廉正”，取“堅直廉正”之意?！蛾套哟呵?middot;內篇》亦云：“廉者，政之本也。”可見，在先秦時期，“廉”是衡量政治的重要指標，可視作執政者的一項基本美德。
蘇州文廟東吳廉吏陸績留下的廉石
儒家強調德性政治，并以傳“六經”為業，儒家經典蘊含著豐富的“尚廉”思想。代表性的有：《尚書·皋陶謨》將“簡而廉”列于為政須具備的九種品德之中；《周禮·天官冢宰》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作為考核官員利弊得失的六項標準；《禮記·禮運》將“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視作實現國家治理的重要標志。在此，“廉”雖多取公平、公正之意，但其時早已成為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鬃印⒚献?、荀子作為先秦儒家先驅，針對“廉”所形成的不同認識，奠定了中國古代廉政思想的理論基礎。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仁民為廉政之本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重民”是先秦儒家的基本共識，儒家經典對此的表述不勝枚舉。“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君子對待親人的態度是親愛，對待百姓的態度是仁愛，對待自然萬物的態度是愛惜。對物是愛惜而不仁愛，對民是仁愛而不親愛。“愛、仁、親”三種態度，都是仁愛之心的表露，在具體的表現上，“親”比“仁”更懇切，“仁”較“愛”更厚重。甚至可以這么說，先秦儒學關于公共政治的所有主張，都是圍繞“仁民”而開展的。作為執政者，成就廉政的意義，實正在于仁愛百姓、惠澤民眾。
首先，廉政要求執政者須正確審視自身職責。一則，權力來源于民，廉政被民眾所期許。“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從國家以及政治的起源來看，君主是由民眾讓渡公共權力所產生的，為民眾負責是君主職責所系。公共權力使用是否得當，影響著公共利益的分配及公共秩序的維護，對民眾至關重要。針對現實政治中的貪污腐敗、假公濟私等行為，廉政可以進行有效的制約。因此，在孔子看來，“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孔子家語·辯政》）。執政者須堅持道德操守，處事公平公正，面對百姓財物，做到不起私欲，不貪不取。二則，權被民所用，廉政為檢驗政治利弊的尺度。“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尚書·酒誥》）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的經驗教訓，意識到國家興亡的關鍵還是在民。“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君民關系如水與舟。若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執政者必須做到“平政愛民”。即要執法公正嚴明，處理政務公允得當，以“舉直錯諸枉”來使得“民服”（《論語·為政》），而不可濫用權力，將自身意志凌駕于民眾之上，最終喪失民心。
其次，廉政要求執政者須施仁政于百姓。一則，執政者要關心民瘼，知民情冷暖。統治者既然代天育民，以統萬方，“顧諟天之明命”（《尚書·太甲》），當自知身負“天之明命”，更應體察天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深入民間作實地考察，以百姓之視聽為自己之耳目。執政者若備知民生艱難，則不敢放縱自身，安逸享樂。“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原因在于，執政者一身所有皆民脂民膏，觀、逸、游、田等俱損民力。而只有正確了解民眾的心理訴求與政治愿望，施政才能有的放矢。“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即執政者要憐憫百姓，以順從民心民欲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二則，執政者要真正為百姓謀福利，切實推行仁政。“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在周人看來，民心常變，只歸附那些對自己有恩惠的君主。儒家一貫關注民生福祉，孔子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即讓百姓真正得到實惠。而民眾所期盼者無非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此即所謂仁政最基本內容。富民而后教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則百姓知廉恥，君子成廉德。
可見，“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尚書·大禹謨》），廉政、善政、仁政皆為儒家理想政治的表達方式。廉政之養成，要求執政者當以“仁民”為根本，做到察民情、順民心、成民財，最終施仁于民。
《尚書》書影
二、禮義為廉政之守
春秋以降，禮崩樂壞，儒學應時而生。“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反觀禮樂制度崩塌的過程，孔子以舊秩序守護者的身份，深刻反思禮的傳統價值，宣揚禮治的社會功能?？鬃訐碜o周禮，歸本于仁。“其特征確是將祭神（祖先）為核心的原始禮儀，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統化、擴展化，成為一整套宗法制的習慣統治法規（‘儀制’）”（李澤厚：《孔子再評價》），逐步建立起“仁—禮”結構的內圣外王思想。儒家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必然是廉潔之政、廉直之政。而對執政者個人來說，守護廉政最核心的是“禮”“義”。儒家珍視禮義，認為“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冠義》）。將“治禮義”作為君子的本職所在，即“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荀子·不茍》）。具體來說，前者強調以禮節欲，后者強調以義制利，二者同為一體，又略有分別，共守廉政之德。
首先，廉政要求執政者以禮節欲。一則，要正確審視人欲之合理性，“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尚書·仲虺之誥》）。欲望是與生俱來的，好逸惡勞為人之天性，是不可回避的，沒有君師來引導就會導致混亂。人性欲望中最重要的是追逐名利，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去之，“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荀子·大略》）。故執政者要盡量滿足民眾的現實訴求，正視民眾“饑欲食、寒欲衣”等生存本能，這些皆是人情所不能免。但是，“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荀子·正名》）。合理的欲望能夠催人奮進，積極向上向善，若放縱欲望，則會墜入罪惡深淵。因此，要以禮來節欲，以此形成規范的政治秩序，從而達到“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荀子·富國》）的社會效果，使得“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二則，圣王、賢君、師長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來引導民眾。儒家特別注重上位者的躬行實踐，自身不善何以教人成善？所謂廉政，即執政者推己之善以為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面對自己的私欲，不僅要有所節制，更要通過克制自身欲望，來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即“養心莫善于寡欲”（《孟子·盡心下》），“恭近于禮，遠恥辱也”（《論語·學而》）。以禮節欲，克己復禮，才能確保執政者“不逾矩”，不觸犯國法綱紀，最后歸于仁、興于仁、成于仁。
其次，廉政要求執政者能以義制利。一則，“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執政者要先義后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將踐行義作為廉政具體實踐的準則，以此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人生觀、價值觀。“見利思義”（《論語·憲問》），見到利益，要第一時間思考利是否正當。所謂“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禮記·儒行》）。既要甘守清貧，無欲則剛，“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又要堅持做到“節用而愛人”（《論語·學而》），不與民爭利，更不可為追求私利而盤剝百姓，應以廉潔守其位，以廉政成其德。二則，“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荀子·大略》），義、利并不絕對沖突，廉政要求執政者必須正確調和義、利之間的關系，以期達到群己和諧。因此，執政者要真正認識到“利”對構建君、民“魚水關系”的重要性，“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執政者與民眾各守本分，各盡其職，“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禮記·大學》），從而使得君子成其義，而小人得其利。此外，執政者應做到“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取”與“不取”各得其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善于將自己的“好樂”“好色”“好貨”之心推己及人，做到與百姓感同身受，“與民同樂”而不獨享其利，不自私其利，進而可以與民同利，集眾人之私利以成一人之公義，即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周易·乾·文言》）。
《清正廉潔（一）特種郵票》之“不貪為寶”
可見，禮義為廉政之守，“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荀子·禮論》），不僅體現了儒家對執政者廉潔奉公的道德要求，更體現了對一般民眾客觀需要的理解與認可。
三、德教為廉政之養
孔子之前，教育為貴族所壟斷，普通人并無接受教育之可能?？鬃犹岢?ldquo;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在儒家看來，人和人之間后天的差異，主要原因在于所受之教育。“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勸學》）按照孟子“性善”之觀念，世上無不可教成君子之士人，亦無不可從善之民眾。正所謂“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荀子·大略》），在“教—學”的互動中，民眾得到道德教化，士人得以人格養成?！抖Y記·文王世子》：“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執政者的主要責任就是要宣揚德教，德教興而官正，官正則政廉，政廉方能國治。由此，德教為廉政之養，才會順洽暢通。
首先，廉政要求執政者能明其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大學》）大學者，大人之學，君子之學也。“明明德”前一個“明”解作“使彰明”，有使動之意味，取有發揚光大之意；后一個“明”作形容詞，“明德”即“光明正大的品德”。基于此，一則，執政者要好其德。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好色”代表著物欲與生物欲望，“好德”代表著精神與境界需要。而君子與小人分途，各盡其責，“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國》）。君子好德，才能以修德為務，才能配得上小人的供養。二則，執政者要自覺養成其德。所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論語·里仁》），朱熹解曰：“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四書章句集注》）執政者應以君子為標榜，努力以成德為己任，自覺與小人分別開來。而如《禮記·大學》“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君子應當以德潤身，通過“澡身浴德”來不斷完成自我境界的提升。
其次，廉政要求執政者能恒其德。“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語同時見于《周易·恒卦》《論語·子路》。一個人如果不能堅持不懈地修德，必定會遭受羞辱，表明道德修養是貫穿君子人生始終的一件事情?；诖耍粍t，執政者要立身以德，不能松懈。道德品性是儒家選拔人才的最重要標準，《荀子·王霸》：“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廉政正是對出仕士人的要求。因此，君子要“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荀子·儒效》）。即積善成德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不僅自己要有定力，能持之以恒，而且還需要賢父兄師友相輔助。二則，執政者要導民以德。在儒家看來，“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君子修身立德，才堪為民之儀表。“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荀子·君道》）上者行之，下者效之。執政者唯有嚴于律己，以身垂范，才能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對民眾的道德教化，要遠比刑罰重要，而且更能使得民眾信服。正如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政刑與德禮之間雖然存在某種互補，但德教永遠要排在政刑之前。
可見，德教為廉政之養，不僅體現在要養成士人君子人格，亦在于教化百姓，使得上下皆能明廉、守廉，從而養成一代廉政之風氣。
四、刑罰為廉政之輔
武王伐紂，代殷為天子。西周初年，周公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希望能通過制禮作樂來規范天下臣民秩序，從而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刑罰同樣是其制禮作樂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聲討商紂王“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尚書·泰誓》）的同時，周公不僅首次提出了“明德慎刑”的觀念，如“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尚書·康誥》）、“罔不明德慎罰”（《尚書·多方》），更是充分認識到合理使用刑罰的重要性，提出了用刑的基本原則，“用其義刑義殺”（《尚書·康誥》）、“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尚書·呂刑》）。刑罰要公平嚴明、合理正當，讓民眾真正信服，這與“廉”的本義相契合?？傮w來說，周公治天下的精神核心是“德主刑輔”，刑罰的目的還是輔助德教之建立。無德之人掌握刑罰必然會濫刑，也必然會戕害百姓。因此，刑罰仍然是構建廉政的必備手段，以及不可或缺的工具，這些思想都被儒家繼承和發展。
《圣君及先儒圖冊》中的周公畫像
首先，“明德慎刑”是執政者用刑的必要前提。在儒家看來，“明德慎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堯舜時期，皋陶為士，作五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尚書·舜典》）舜告誡他要“惟刑之恤哉”。“恤刑”即有“慎刑”之意。“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尚書·大禹謨》）但刑罰之用，最終還是為了服務于德教，注定了刑罰運用的理想狀態終究是“無刑”可用，即“刑期于無刑”。因此，廉政要求執政者不僅在內心時刻保持對刑罰的敬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尚書·呂刑》），以此確保用刑的道德張力，更要重視刑罰，不可輕易使用，正如《禮記·緇衣》：“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可見，動輒用刑，對刑罰的濫施，不僅會損失刑罰自身的尊嚴，更會有傷執政者的德行。同時，廉政要求執政者必須能以教至于無刑。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教化要先于刑罰，《禮記·緇衣》：“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對民眾來說，德教可使之有格心，自律來完成自我凈化；而刑罰則會使其有遁心，僅僅是為了免除罪責而已。對刑罰的認識，孔子談到了“無訟”，認為：“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當可歸約到“無刑”。對此，《周易·旅卦》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亦表達了相同的意思。而儒家所歌頌周代的“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余年”（王充：《論衡·儒增》），實則正是廉政的一種理想狀態。
其次，“用刑于中”是執政者用刑的基本原則。在早期儒家看來，禮、刑分途，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之語。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刑罰逐漸變成了適用于所有人。按照適用的情形來看，“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荀子·王制》）。針對善者要以禮，禮以揚善；針對不善者要用刑，刑以懲惡。因此，國家治理必須要禮、刑并用，實現和諧，即“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具體來說，一則，廉政要求執政者用刑要保持廉潔、公正之心。當子路與孔子討論為政時，孔子將“正名”列于前，子路認為迂腐。但在孔子看來：“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正名—言順—事成—禮樂—刑罰”這一過程中，正名在最先，是強調執政者要有德；刑罰在最后，是欲民眾少受刑罰之苦?？鬃诱f：“苛政猛于虎也。”（《禮記·檀弓下》）“苛政”所對應者，正是“廉政”。執政者用刑，要踐行德性，就必須體察民情民意，“圣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周易·豫卦》）。了解事實，處事公正，才能得到民眾畏服。二則，執政者用刑必須要堅決。在儒家看來，刑罰亦是廉政所不可或缺?！渡袝?middot;康誥》：“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荀子·富國》：“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刑罰的主要對象是頑民以及貪污腐敗之官員，“刑罰行于國，所誅者亂人也”（《禮記·聘義》）。對亂人之懲戒，同樣展現了執政者的德性。因此，如《禮記·大傳》：“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刑罰不公正，就起不到懲惡揚善的目的。
《圣跡圖·泰山問政》
可見，刑罰作為廉政之輔，不僅要求執政者要“明德慎刑”“用刑于中”，處事公平公正，對權力常懷敬畏之心，對百姓常懷仁慈之心，更應當恪盡職守，不以貪腐損其節，不以富貴改其志。
綜上所述，儒家學派創始于春秋末年，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因出現時間最早、社會影響最大，并以重血親人倫、重實用理性、重道德修養的醇厚之風獨樹一幟，成為當時最重要之“顯學”。儒家深入闡發了廉政思想：從狹義上講，廉德既是儒家塑造君子人格的內在要求，又是士人出處從政所要堅守的道德操守；從廣義上講，廉政以仁民為本、以禮義為輔，以德教為養、以刑罰為輔，既豐富了儒家對美好政治的期許，又為現代廉政建設奠定了思想根基。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編孟子正義”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ZD036）
作者：劉奎，孟子研究院科研管理部負責人、助理研究員，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專家團隊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孟子及儒家思想、歷史文獻，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出版專著（合著）1部。
原載：《走進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