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談詩論文常常說“詩言志”“文以載道”“意余于境”，所言“志”“道”“境”等，就是中國文論的關鍵詞。這些字詞淵源深遠、內涵豐厚，代表著中國人的審美傳統與人生意趣。然而，外國友人一方面贊嘆中國文論的博大精深，一方面又感到難以翻譯這些關鍵詞。在全球跨文化交往時代，如何讓更多的朋友理解中國文論、中國美學的關鍵詞，以便更好地欣賞中國文學藝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跨文化民心相通，是我們文化界肩負的重任。本文擬從主體視域、關鍵術語和情境空間三個層面，探討中國文論關鍵詞在跨文化傳播中如何重構、創生，如何創造性地轉化。

　　視域創生

　　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往往能推動主體視域的重構，為新思想的生成創造條件。當前，全球化的發展已將跨文化交流從“遠方的眺望”壓縮成經由指尖的交流，正是由于人類都具有相似的指尖、眼睛與大腦才能交流相通。恰如美國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Schwartz）所說：“人類經驗共有著同一個世界。”他認為，人類文明具有“共同文化取向”，能夠超越語言和文化的障礙進行交流。在中西文明交流中，一些文化橋接者形成了融通中西的理解視域，在中國文論關鍵詞的激發下生成新的思想。

　　例如，德國學者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曾將《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創造性地翻譯解讀為：“那知光亮者，將自身隱藏于黑暗之中。”就是一種視域創生。蓋因海德格爾是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家，而有令人驚喜的創生；當然不乏《老子》原文的智慧啟發，兩方面相得益彰。再如中國作家林語堂成功地將李白、蘇東坡、李清照等人的詩詞譯為英文，獲得好評，也得力于譯者本人學貫中西，涵養深厚，故能創生出新的視域。林語堂談譯作體會說：“先有總意義”，“行文時未下筆之先，必先有一句要說的意思在心里，即所謂總意象”（《論翻譯》）。他所說的“總意義”“總意象”，正是融匯西方與中國文論，而對關鍵詞的一種有意義的創生。

　　當今德國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Pohl）所著《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并不簡單直譯中國詩論的關鍵詞“理”“事”“情”，而從“詩的直觀悟性”、從西方的“超驗—模仿”說多方面解讀，作了創造性的轉化。法國漢學家朱利安（FrancoisJullien）從中國文論的“淡”看到了“中”，意識到“是一切可能事物的起點”（《淡之頌》），頗有創生意義。他提出“迂回”理論，認為要從西方思想中移出，從而進入另一種思想（《進入思想之門》）。卜松山則重視“對不同文化的開放性和虛心學習的精神”（《與中國作跨文化對話》）。他們都深入中國文化，長期與中國學者交流對話，成為文化橋接者，故能除去原有認知框架的障蔽，創生出新的視域。

　　術語創構

　　中國文論言簡意賅，常用的關鍵詞都有悠久的來源與深厚的積淀。在傳播譯介中如能溯源辨流，講清來龍去脈，而不是簡單地用一個詞對譯代替，就相當于術語的重構與創生，即創造性轉化。例如“詩言志”被稱為中國詩論的綱領，該有多么宏闊的意蘊。如果將“志”簡單地對譯為工作“志向”，就未免太簡單化了。聞一多考證說：志有三個意義，一是記憶，二是記錄，三是懷抱。是不錯，但也不能以“記憶、記錄或懷抱”代替“詩言志”的“志”。還需要看《毛詩序》“在心為志”，《毛詩正義》“蘊藏在心”“感物而動”，來領會“志”的含義。《毛詩正義》又云：“情志一也。”又須知魯迅的批判語：“強以無邪，即非人志。”（《摩羅詩力說》）須知錢鍾書評價“吾國詩教”在“持情志而使無邪”（《談藝錄》）。如能在此基礎上譯介傳播“詩言志”之“志”，可謂創造性轉化。

　　在文論關鍵詞的跨文化表述中，常出現的一個誤區，是用一種文化中的類比詞翻譯另一種文化中的關鍵詞。例如，中國文論的“義”與英語文化中的“justice”“righteous”等詞語只是意義相近，并不等同。在關鍵詞“義”的英譯過程中，一些了解中華文明的學者曾有所躊躇，展現出對英語表達局限的反思。美國學者宇文所安的著作《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就是一種可貴的探索。宇文所安在研究和向英語世界傳播中國文論的過程中發現了關鍵詞的重要，沒有簡單化地生硬地翻譯，他選取了51個關鍵詞專門作解釋，稱為《術語集釋》，此處“術語”就是關鍵詞。其中指出如何解釋“義”：“‘atruth’（一個真理）、‘duty’（義務）、‘righteousness’（正義）、‘principles’（理）、‘significance’（意味），有時還是‘meaning’（意義）”。他意識到：“以‘atruth’譯‘義’有時不合適，于是我選擇了不同的詞，其中包括‘significance’（意味）。”（《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

　　再如西方漢學家安樂哲（RogerT.Ames）以“重要的能量場”來解說中國文論的關鍵詞“氣”，并且提出“焦點—場域”語匯，主張對中華文化經典“闡述為主，翻譯為輔，兩者結合”，就是特別有創造性的術語創構。這樣的學者和如此創構的努力越來越多，是一種非?？上驳默F象。

　　情境創新

　　意義的分享從來發生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之中。中國文論關鍵詞的全球意義分享與跨文化創生必然要求重構出新的交流情境。這種新的情境是相互玉成的互惠空間。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通過田野調查，提出不同民族文化乃是各種“地方性知識”的觀點（《地方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如果跨文化交流雙方互相平等地體察另一種文明的地方性知識，自然可以領會不同文化的關鍵詞從而汲取智慧，建構出新的理解視域，創生新的情境。

　　事實上，在中西方交流的學術場域和藝術場域中，這樣的情境正在創生與發展。例如，“賦比興”的“興”，既是中國文論的一個關鍵詞，也是一個意味無窮的審美空間，不能望文生義地把“興”硬譯為“高興”或“起頭”。須知鐘嶸《詩品序》“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李仲蒙“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方能理解其審美空間之美。再如“意境”“妙悟”“氣韻”等中國文論關鍵詞都可以在與世界文明的對話中創生出新的惠及全球的美感魅力。多重意義之網因交織而處于永恒不斷地流變、兼通、生成之中。譬如20世紀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簡記載：“義也者，群善之蕝也。”作為眾善美德的表征，“義”不可能用一個簡單的詞來對譯。需要在一定的語境中來解讀認識。美國學者顧史考（ScottCook）頗為贊賞“群善之蕝”的提法，認為這“可以說是人類倫理關系中至善至正的標準，而此種義道亦未嘗不是奠定于人們心性之情為其基礎的”（《郭店楚簡先秦儒書宏微觀》）。

　　再如，中國文論關鍵詞“意境”的翻譯，曾有不可譯與可譯的爭辯。已有譯作或從一個角度翻譯而留下遺憾，“意境”被認為是中國詩學“最晦澀、但又最具魅力的概念”，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卜松山在其著作《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中從多方面討論了“意境”。他不僅了解王國維提出“境界”說受到印度禪學和西方美學的影響，還追溯到先秦至唐代詩學畫論的影響，他不僅列舉將“境界”生動形象地翻譯為“詩人眼中的世界”等成果，更從中國美學“始終在努力創造一種富有暗示效果的詩意”，追求傳達一種“藝術完美性”，由此闡述“中西傳統的雙重影響”，對傳播中國文論情境創新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中國文論根深葉茂，蘊含著關于人性、自然與社會的中國智慧。人類社會不僅能“各美其美”，亦能“美人之美”。不同文明在“美人之美”的交往中建構出互惠性情境，即能創生新意；中國文論關鍵詞經由文化橋接者的創造性轉化，必能在全球不同“地方”落地生根，在不斷創新中生成世界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資源。

　　（作者：張路黎，系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