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習近平總書記自十八大以來一直強調中華文化的核心地位，并認為其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至關重要。他對中華文化的一系列論述不僅突出了中華民族對中華文化的意義，更強調了中華文化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作用。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出，要在傳承中揚棄、在創新中保持文化的現代性和傳統性的平衡，要充分認識到中華文化超越民族、時空的普遍價值。這有利于我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對中華文化發展的意義在于其充分激活了中華文明賡續創新的動力。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創”；文化自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斯文在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民族復興的基石性意義

首先，我們來回顧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中華傳統文化問題的系列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文化問題的明確關注，應該是在2013年8月19日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這次會議與以往會議的一個顯著不同，在于特別強調了中華文化的傳承和中華美德的弘揚。在這次的“8·19”講話中，總書記特別強調了中華優秀文化具有超越時代和地域的普遍價值。從黨的歷史相關討論的延續來看，這是對十七屆六中全會文件中關于中華文化認識的重要推進和深化，因此可以說這是十八大以來的一個起點。

這次會議的核心思想主要集中在“四個講清楚”上。其實，“講清楚”這件事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這只是一種工作要求，“講清楚”的具體內容才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這四個“講清楚”主要強調了中華文化對中華民族發展的意義，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為條件，從而確立了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要地位”。過去黨的文件主要強調中華民族創造了中華文化，而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則強調中華文化對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關鍵作用，從而更加突出中華文化的問題，我認為這是這次會議的重點。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新的重要表述，例如中華文化是我們今天在當今世界的比較優勢。過去我們主要從制度和黨的角度進行討論，而現在則認為中華文化在我們的比較優勢和軟實力中發揮了突出作用，甚至是我們在動蕩的世界中站穩腳跟的基礎。以前沒有這樣強調過。

另外，在這次會議上還有一個具有總體性的重要提法，即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為條件。關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2年12月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就指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正式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表述?？倳浽?ldquo;8·19”講話中對中華文化的高度重視，以及從前一年12月以來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調，都包含了這樣的意義：中國共產黨不僅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內容，更要自覺地代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歷史和未來。換言之，還需要具備一種歷史和文化的深度，即要代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從黨的角度來看，這次講話正是包含了這種意義。

其次，從習近平總書記“8·19”講話開始，接下來還有11月26日在曲阜的講話，以及12月30日在第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這些講話不僅討論了中華文化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涵養作用，還特別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關系，這當然也涉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我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的意義在于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一個關鍵節點：如何確立中華民族的立場，認識中華文化的意義，這是當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關鍵問題。其實在十七屆六中全會時，我們就已經開始嘗試回答這個問題。當時我們提到：“當代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這次會議認為，中華文化是建設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這仍然是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說法。而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系列講話顯然有了新的發展。他強調，中華文化不僅是精神家園的支撐和先進文化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植根于中華文化之中。二者是相互定義的，植根于中華文化意味著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沃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以中華文化作為其深厚的歷史淵源。我們之前主要討論的是近百年來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將中華優秀文化作為自己的深厚歷史淵源，則沒有明確提出過。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表述比十七屆六中全會的表述更高，表現出一種要進一步理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華文化關系的思想。

進一步來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中華文化為基礎，這極大地突出了中華文化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性。此外，他還強調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要與中華文化緊密結合，雖然這一點在當時還沒有明確提出來。2014年我在《中華讀書報》上提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思想力圖理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關系，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強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和中華文化緊密結合，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確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基礎地位”。也就是說，總書記的這些提法顯然已經對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行了重大創新。而至于所謂“兩創”，習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11月在曲阜的講話中就已經提出：“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而在一個月以后，“兩創”在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上就正式得到提出，即“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基礎上，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提供了一種總體的指導思想和最基本的原則，這并不是對“兩創”具體工作的要求。例如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就都是關于“兩創”的具體工作要求，這需要與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意義區分開來。

在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提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強調中華文化所體現的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重要性。在總書記的系列講話之前，我們通常只是籠統地討論中華文化的意義，而總書記的講話則指出了中華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精神命脈和根本源泉。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提煉和實踐必須以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為基礎，以中華文化的弘揚為條件和內容。習近平總書記還對中華文化的價值觀作了引導性的總結，提出了六條要點：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在此之前，包括學者在內，都很少有人這樣系統地總結過?？梢?，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系列講話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對接起來，明確中華文化的價值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源泉?？倳洀娬{“兩創”，強調中華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性，以及中華文化價值觀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性，這些觀點突破了黨在歷史上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從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講話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本位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這通俗地講就是所謂“中國夢”。過去，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里并沒有明確強調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地位，我們之前在談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也沒有將其作為根本性的內容或根源來看待。對此，2014年我曾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指出：“按照習近平同志的講話精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內在地包含著中華文化的繁榮復興。就此而論，中國夢的實現就是中華民族追求仁愛、正義、大同等一系列思想文化和價值理念的實現。這就指出了中國夢的文化和價值內涵，把中國夢的意義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所以，這些內容構成了我們現在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起點。與之前平面地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同，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看到了這些價值觀的歷史縱深和歷史根源及其在中華文化中的深厚基礎。因此，我個人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這一系列講話，都明確地體現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與發展成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的一個根本要點。

二、文有損益：普遍性價值立場下的揚棄、綜合與創新

在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至2013年的系列重要講話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很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這其中包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中華民族的軟實力作為動蕩的世界的根基等內容。我們知道，官方把總書記的一系列論著編成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套文集，到了十九大以后又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表述。上述所列的有關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都毫無疑問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他站在中華民族整體發展的角度，以中華民族為根本出發點，從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相互關系中，去闡明中華文化的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不是僅僅在一些個別的點上突破了十七大和十七屆六中全會的那些關于文化的論述、主張和觀點，而是對中華民族的精神標志、文化基因、理想品格、價值追求等，都已經形成了系統的體系性思考。特別是有關中華文化如何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延續和發展，對于國家統一的政治局面，對于民族融合的生存狀態，對于維護民族獨立，對于社會關系的平衡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都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并全面肯定了中華文化積極的歷史作用。這些提法在黨的歷史上都是沒有的，這也顯示出從2013到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講話是對黨有關中華文化的認識的一種全面推進和大幅深化，已經形成一種體系性的建設，這一重要意義是非常值得強調的。

其中，習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12月30日在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我稱之為“習四條”的內容，即“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這四點在“8·19”講話里就已經有所提及，其重要價值在于克服了機械的歷史決定論。包括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一些研究者，總是不能擺脫這種歷史決定論，覺得包括儒家、道家等在內的中華傳統思想，都是兩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物，在今天不具有價值，這似乎是一個看起來非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總書記的講話，最重要的就是克服了這種機械的歷史決定論，他肯定在文化中有超越時空、超越國度、超越時間的東西，不能認為兩千年以前的東西、五百年以前的東西就沒有價值。所以，我認為這是黨的文化理論的一個重大突破，對于正確認識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該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有關這一點，我們經常遇到的一類質疑是：兩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進一步說就是農業時代所產生的東西，到今天還有什么價值？對于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用一句話就解決了，把類似的種種疑慮都破除掉。這就是說，在中華文化中當然有其糟粕的部分，但它的優秀的部分卻能夠跨越時空、超越國度，有永恒魅力，又有當代價值。所以，除了我剛才提及的講仁愛、重民本那六條以外，習近平總書記后來于2014年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講話中，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天人合一、為政以德等十六個根本理念的當代價值也都作了明確肯定，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所以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提煉和選擇中華文化基本價值觀這方面作了表率；另一方面，對于如何廓清長久以來在文化繼承問題上的思想混亂，也作了重要的示范引領。他在曲阜的講話中也提到，中華文化的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這也就是承認它具有超越歷史時代的普遍意義與精神。應該說，這是對我們黨的理論，包括我們很多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志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啟發，以前是邁不過去的坎，現在一下就邁過來了。在十八大以來的這幾年里，經過這樣一些進一步的提法和理論建設，黨關于文化繼承的新時代的理論基礎已經確立起來了，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有關文化繼承的問題，我們在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就已經有了一套說法，即“批判地繼承”，這在長期一段時間以來都沒有太大的變動。到十八大以后，我們才真正確立了關于文化繼承的新時代的理論基礎。

我們前面討論的內容，主要回答了什么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符合“習四條”（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就是優秀傳統文化。除此之外，我們當然還涉及如何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這就需要確立一種新的文化繼承理論，一方面要回答什么是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面還要回答如何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對此就有幾條基本的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在曲阜的講話中提出要“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這就顯示出我們關于文化繼承的思想已經不再停留在以前了。在毛澤東時代，包括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們一直講的是“批判地繼承”，“批判地”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修飾語，而是包含著“以批判為先”的傾向和立場。但習近平總書記沒有停留在過去的這種“批判地繼承”，而是提出了一個新的講法，是“有揚棄地繼承”，不光是批判的方面，還有吸取的方面?！墩撜Z·八佾》載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朱熹注曰：“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這正是“揚棄”的意義。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種對文化繼承的新主張，包含了發揚和拋棄兩方面的辯證法。所以說，“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這一說法體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歷史轉變以后，基于治國理政的整體需要，對文化繼承方針進行的新思考。我們知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工作重心發生了歷史性轉變，但在轉變以后，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來得及發展新的思考，特別是在文化領域。當時主要是在政治上進行“撥亂反正”，之后又搞了二十年的經濟改革，對于文化領域，直到十七屆六中全會才開始有一些新的思考，但是還沒有形成一個整體，很多提法與之前也基本一致。直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有揚棄地繼承”，這并非個別性的改變，而是體現了我們從治國理政的整體出發對文化繼承方針的新思考。

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繼承方面，代表了一種綜合創新的發展。綜合是把黨在過去的很多文化主張綜合起來，創新則是提出新的論斷、新的方針?？倳浀倪@些論述，包括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都是創新的內容。但創新之外又有綜合，他并沒有把過去的東西全部去掉，例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樣的說法，仍然得到了保留。因此，我們在文化傳承和創新方面的基本立場是綜合創新，尤其是這破除了我們黨歷史上對此的一些舊有的提法。這一方面在于強調要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另一方面則在于“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這一提法，這跟我們以往從四五十年代一直到后來“文革”時候的主張都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我之前遇到過有些同志提出要厚今薄古，其實，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講了，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2015年12月30日，我在第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講的題目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歷史形成和發展”，主要講的是形成的歷史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要了解的是中華傳統文化三千年的整體歷史，因此只講最近的一百年，或者甚至只講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的歷史都是不行的。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有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問題的觀點，在我看來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把這幾點稱作在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的主題下，提出“兩有”“兩相”和“兩創”。“兩有”就是“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兩相”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兩創”則是中華文化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簡單來說，“兩有”是講繼承的區別原則，“兩相”是講繼承的實踐要求，“兩創”則是講繼承和創新的關系。這幾個精神是一個整體，我們不能只講“兩創”，而不顧“兩有”和“兩相”，因為在創新之前還有一個繼承和弘揚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的精神應該是：繼承是基礎，創新是重點。所以我認為總書記的文化繼承理論是有一個體系的，不能僅講其中一點。在我看來，現在只講“兩創”是不全面的。

我這里表達的內容，2014年在《中華讀書報》上就已經有所表達，在這一點上我也希望歷史地展開我對文化問題的認識。在這篇文章中我曾說：“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就是如何確立中華民族的立場、認識中華文化的意義。”針對這個關鍵問題，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到2015這幾年已經作了充分論述，內容很多。最重要的是，其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植根在中華文化中，把中華文化作為它的沃土，而且還要特別注意它在中華大地上的偉大實踐，要立足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一定要扎根和依賴于中國的歷史文化精神。在2015年以后，習近平總書記特別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道路的歷史展開，是從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所以中國道路其實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有深厚的歷史淵源。這也是在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以中華文化為基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要和中華文化緊密結合。當時他雖然沒有明確講，但我們一直都是按照這個意思來理解的。這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要確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基礎地位，這些想法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思考。

三、文以載道：文化自信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

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更進一步的提法就是“文化自信”。自2014年起，黨的理論已明確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這是以前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志們所提出的。然而，習近平總書記認為這“三個自信”還不夠充分，因此他增加了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反而成了最核心的部分。

前三個自信在十八大以前的理論界就已經提出了。但在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綜合創新。我們在談論中國道路時，必須從五千年的文明史出發來闡述，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根源。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要從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精神力量。關于文化自信，后來在2015年和2016年也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表達。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來看，他提出和闡述的文化自信主要指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是貫穿幾千年歷史的，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而不僅僅局限于過去一百多年的黨的傳統。我認為應該這樣理解，這樣的文化自信當然也涵蓋了一百多年來的政治實踐，但在總體上還是更加強調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將文化自信放置在幾千年來的深遠的歷史背景中。

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方法是這樣的：這些問題表面上看是政治、道路、制度等方面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就事論事，必須要有歷史、民族和文化的眼光。因此，習近平總書記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于，他非常強調五千年的歷史，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其文化是幾千年來積淀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果沒有這樣的視角，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的現實和發展，也不可能在當今世界文化的激蕩中堅定自己的立場，維護自己的話語權。因此，他指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是其他自信的根本源泉，是堅持其他三個自信的基礎。在早期，如2013年和2014年，還尚未見到過這樣的表述。這種說法應該說是黨的執政理念的新表達，體現了新時期治國理政實踐中對傳承發展中華文化的高度重視，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對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種強烈關注。因此，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認為這是一種更基礎、更深遠、更持久的力量。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發展道路必須符合我們自身的歷史和國情，這就需要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保持自信，并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華文化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歷史積淀，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不僅決定了我們今天的發展道路，也應成為我們最根本的自信來源。當然，我們在談論文化自信時應該涵蓋多個方面。我們要相信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充分肯定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獨特的魅力。我們必須確信：中華優秀文化所包含的跨越時空、超越國界的內涵，不僅在歷史上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富的滋養，而且在當代的創新轉化和發展中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治國理政思想中，應該說文化自信是他后來非常重要的一個側重點。他強調對廣博精深的中華文化要有深刻的理解，同時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這一切都并非空話。習近平總書記在曲阜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核心自信應當建立在中華文化的價值觀之上。這些價值觀涵蓋了一切傳統的道德規范、道德情感、道德原則和美德基礎，貫穿于治國理政、社會文化以及個人行為的各個方面，幾千年來不斷傳承，已成為中華文化最基本的基因。習近平總書記早期還特別強調四個“講清楚”，后來就通過提出“文化自信”，把這個問題予以進一步推進。

現在我們來討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前面已經強調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不應該只是抽象的理論對比或推演。因此，我始終強調，中國共產黨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理論基礎的執政黨，在推動中國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始終面臨著如何看待傳統文化的問題。簡而言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關鍵在于黨和政府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問題不能僅限于幾個術語的解釋，我也不贊成一般關注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是否有理論上的交集，這種方法通常不是我所推崇的。我也不主張把注意力放在馬克思主義和儒學之間的學術對話，也不認為有必要深入比較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和儒家經典文本之間的異同。我認為應該擺脫這些細枝末節，直接看待根本問題，即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需求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需求問題。我們應該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角度出發，討論執政黨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提法具有其歷史特定性和局限性。最早提出這一概念是在1930年代，當時共產國際還未解散（解散是在1943年）。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存在著普遍和特殊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主體地位不容易凸顯，因為其處于普遍性下的一個特殊的地位。因此，我認為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了真正的主體，因為它能夠更好地凸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體性。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我認為不應該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替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為它無法凸顯中國的主體地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立足點、主題和基礎是實際的。因此，我認為我們黨的路線轉型、理論指導方針的變化，都應適度轉移至關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立場上。這是我的看法。另外，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按照毛主席的說法，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的實際和特殊問題，這對我們整體實踐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在“文革”結束后，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黨的任務和使命發生了重大變化和根本轉向，即從革命和階級斗爭的中心轉變為經濟建設和發展的中心。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21世紀以來，我認為發生了更為重要的變化和轉向。而自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更加明確了黨在推進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中所承擔的當代責任，即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因此，自十八大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成為黨和全國人民的歷史使命，也成為黨引領民族復興的總主題，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總主題。因此，我認為今天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就像是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兩個支柱。古代文化常強調“兩輪驅動”，因此我認為并不需要將注意力放在糾結于中國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異同之上。最重要的是要肯定它們在實現中國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讓它們共同自覺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我認為它們之間應該是這樣一種關系。我之前也提到，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必須要有一種辯證的理解。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應與時俱進。因此，我們今天需要更加突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當我們談論儒學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時，馬克思主義應以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為主體，包括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我們在十九大之前還未正式提出“新時代”的概念，但已開始反對僵化主義和教條主義。因此，我認為討論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的關系時，應突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而非19世紀的經典馬克思主義。

在我看來，今天討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在于如何確立中華民族的立場、認識中華文化的重要性，并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些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和表述，他自十九大開始，特別是在202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即“7·1”講話中著重強調了這一點。“7·1”講話中的新發展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自2018年以來，我們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強調特別明確了一個觀點：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黨的初心和使命，這一表述比以往更為明晰。我將這個口號簡稱為黨的使命在民族層面的表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和黨的使命在民族層面的表達，二者是同一個歷史過程，民族復興與人民的幸福也是一體的。在理論上講，人民的幸福以民族復興為前提，或者說人民的幸福內在地包含在民族的復興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華人民的最大夢想，這也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因此，“7·1”講話中對黨的使命在民族層面的自覺表達，進一步闡明了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系：黨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命運來理解黨的使命。明確提出這一觀點，在黨的歷史上應該是首次，以前從未如此表述過。

在這種對初心使命和奮斗主題的認識下，“7·1”講話提出了九個“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重要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其中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往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主要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或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呼吁，希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中要包括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結合是要有文化在內的結合，許多同志在不同的專業領域都提出過這類問題。然而，黨的文件一直未對此予以明確肯定，直到這次“7·1”講話才明確肯定了這一點。從2013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已經多次提到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要密切結合的意圖。我們認為，之前的講話中已經暗示了這一點，但沒有進行明確表述，這次講話則明確表述了這一觀點。這一表述的出現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一新的高度并非憑空出現，而是與黨對自己的使命自覺是一致的，與黨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也是聯系在一起的。

回顧十八大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11月第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時便指出，新領導集體肩負重大責任，“這個重大責任，就是對民族的責任”。他強調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最終表達了要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隨后，總書記和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并再次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歷史經驗，不斷艱辛探索，終于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明確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夢想?？梢?，從一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了中國夢，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一開始便貫穿著一個根本點，即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與發展，我認為這是這一體系的核心。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黨的使命、初心和主題，這就涉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說法始于1938年，在毛澤東主席的《論新階段》中提出。然而，到1952年編寫《毛澤東選集》時，這一說法經過修改，變得更具體化。歷史研究表明當時的南斯拉夫問題在蘇聯被理解為一種民族主義，斯大林甚至懷疑毛澤東就是中國的鐵托。為了避免這種誤解，這一說法進行了調整。但我們現在回顧這段歷史，其實民族化和民族意識并沒有錯，我們不應該因斯大林的反對而反對，而是應當正大光明地肯定這種民族根源意識。我認為將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復興作為核心意識是正確的，無論是否稱之為民族主義，我們都不必回避，而是應該加以肯定。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核心點。我們今天可以進一步表達和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點，以此彰顯我們這個時代和黨的主題。

四、薪火相傳：以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文明

最后，我想討論一下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以及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文明的問題。2021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討論了這些問題，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如果我們回顧毛澤東時代的理解，從1938年到1943年，中華文化的重要性似乎更多以民族形式的概念表現出來。然而，自1980年代以來，我們就在逐漸地超越這種觀念。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從2013年開始就已經超越了這一點，超越的標志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文化價值觀的肯定，將其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根源和內涵，而不僅僅是民族文化的形式。因此，我認為現在我們討論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問題時，不應僅從形式的角度看待。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已經超越了僅限于民族形式的觀念，而是全面、立體地探討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關系，特別是中華文化對中華民族的決定性滋養意義。因此，今天來看，中華文化對整個時代的影響，不僅僅是民族形式的問題，而是涵蓋核心價值理念、治國理政智慧等多方面綜合作用的體系。因此，簡單地把我們的指導思想稱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足以概括其全部內容。

在深入了解習近平總書記過去十年來對中華文化的理論體系后，我認為必須更明確地強調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主體性。我們今天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稱為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必要的，但從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問題的整體歷史和文化綜合的角度來看，僅僅將其歸結為一種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不夠的，這似乎將其簡單地看作一種外來思想。我個人認為，我們必須肯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

對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我們一方面說它是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又說它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但是為什么還需要再加一條“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呢？這是因為我認為只講前面兩條還不夠。習近平總書記畢竟已經講了這么多中國文化的意義以及傳承發展和實踐的重要性，如果把它只講成外來文化到中國的一種中國化，這是不夠的。因為總書記的站位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幾千年來和面向未來的永續發展，因此我們必須把它理解為代表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思想。當然，之前的提法都仍然是需要的，但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中加上的“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這句話則尤為重要。因此我認為只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表述是有歷史限制的，因為這就意味著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的，而我們只是一種特殊的形式?？偸窃谶@樣一種框架下進行表達，這就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習近平總書記的觀點就超越了這種局限性，涵蓋了整個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和發展。然而，這也涉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未來前景問題，我們不能僅僅將其視為簡單的中國化，而是必須將其融入中華文化，使之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我認為其前景應當是這樣的：即讓馬克思主義吸收并融入中華文化，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支撐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在歷史上，佛教和禪宗在中國化過程中都成為了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外來的東西，這就展示了一種積極的前景。

我認為今天我們如何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是局限于將其僅僅視為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來理解呢？還是像習近平總書記自己看問題一樣，將其置身于整個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發展之中，理解其地位和自覺性呢？習近平總書記本身就是這樣自覺的，并且他的講話和觀點都反映了這一點。僅僅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是無法涵蓋他對中華文化的要求和表達的。因此，我們應該理解總書記的思想是如何以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文明的。這個概念早在2021年的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就已經討論過，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在近代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這一說法受到了廣泛關注。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觀點不僅可以理解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近代發揮了作用，還可以將其納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的關系之中來理解。通過“激活”這一概念來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中華文明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理解。我個人認為，這可能還包括對中華文明主體性的一種新認識。如果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來說，上周我的舊車的電瓶完全沒電了，無法啟動，于是我找了維修師傅來處理。他帶來了一個不是電瓶的東西，只是一個小盒子，接了兩根線，一接上就能啟動了。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激活的力量在關鍵時刻是多么重要。如果不激活，車子就會卡在那里無法行駛。然而一旦激活了，它就能夠依靠自身內在的體系和力量繼續前行，正如《中庸》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同樣地，作為民族實體和文化體系的中華文明也需要被激活，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依然肯定了中華文明的主體地位。

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激活了中華民族的力量，并不是否認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實體、一個自在的文明及其文化體系的主體作用。只是由于文化主體在不同的時代并非永遠自足的，它需要其他外來力量的支持，甚至還需要吸收這些力量，使其成為自身的一部分。我前面的比喻雖然有局限性，但它仍然包含了一種對主體性的肯定，激發我們進一步理解二者關系的動力。因為對這些關系的理解是逐步深化的過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馬克思主義激活了中華民族千年來創造的偉大文明，使其再次展現強大的精神力量。這些表述并非把中華文明看作被動的存在，僅僅在某些時刻需要激活，而是強調其擁有偉大的創造歷史，并能夠展現自身強大的精神力量，這并不削弱其主體性。在前幾年關于中華文明的討論中，例如習近平總書記于2021年3月視察武夷山朱熹園的講話中就提到：“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回到我們的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根本上要與中華文明有機結合。這是我的理解，而非黨中央的觀點，但我認為應該允許有不同的理解角度。有些理解可能會更為超前，這并沒有壞處。

 

原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