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明陽學與中國現代性問題》

叢書名：復旦哲學·中國哲學叢書

作者：陳立勝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4-09-01

 

 

· 作者簡介 ·

陳立勝，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禪宗與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

著有《陽明學與中國現代性問題》（2024）、《從修身到工夫：儒家內圣學的開顯與轉折》（2021）、《入圣之機：王陽明致良知教研究》（2019）、《宋明理學中的“身體”與“詮釋”之維》（2019、2012、2011）、《王陽明萬物一體論：從身-體的立場看》（2005、2008、2018）、《自我與世界：以問題為中心的現象學運動研究》（2017、1999）等。

 

· 內容簡介 ·

本書以“陽明學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為題，勾勒陽明學內部現代性精神的展開脈絡，闡發陽明學作為一種“精神動力”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所提供的獨特資源，并揭示陽明學對于克服現代性之隱憂所具有的啟示性意義。作者立足于陽明學的原始文本，對王陽明的親民說、“四民異業而同道”論、“天下一家”論等富有現代意義的思想的來龍去脈進行細致而深入的思想史考察，在此基礎上深度闡釋陽明學義理內部的“現代性”與“超現代性”思想因子，最終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立體而有深度的王陽明。 

 

·目 錄 ·

導 論

一 何謂陽明學與中國現代性問題？

二 術語界定

三 研究狀況

四 研究思路

五 研究方法

第一章 從“天下”到“世界”：陽明學視界的近代轉換及其反思

一 “為己之學”與“天下同風”：傳統陽明學本身的視界

二 走向“世界”：近代陽明學“視界”的轉換

三 “大道意識”的再覺醒：超越“天下”與“世界”

第二章 “大抵心安即是家”：陽明學“家”哲學及其現代影響

一 問題的提出：近現代“家庭革命”思潮多重因緣中的內生性資源

二 從“身家之累”到“孔子在家出家”：陽明學“家”思想的另一面向

三 繼承與斷裂：近現代“家庭革命”思潮與陽明學“家”思想的糾纏

四 “動力”與“秩序”：陽明學與現代性中的“革命神話”

五 結論：如何在現代性中安頓儒之“家”

第三章 如何與天地萬物成“一家之親”：王陽明親民說的歷史效應

一 親民說的雙重視野

二 親民說的提出

三 親民說的新發展

四 “泛親化”論述的精神實質

五 親民說的歷史效應

六 親民說的當代意義

第四章 王陽明“四民異業而同道”新論

一 余英時“定位說”之質疑

二 “四民異業而同道”論提出的歷史真相

三 許魯齋“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說”辨正

四 “四民異業而同道”論繹義

五 “四民皆士”：近代的轉折

六 異業同道與職業分途

七 一點說明

第五章 “王陽明模式”：一種新的宗教對話模式之提出

一 儒學不應在當今宗教對話理論中缺席

二 王陽明對待“二氏”的態度

三 假如王陽明遭遇基督教

四 一種“王陽明模式”的提出

第六章 全球化時代下的陽明學的意義

一 陽明學于中晚明的意義

二 陽明學于20“世紀”的意義

三 全球化時代下的陽明學之意義

四 結 論

第七章 良知是一“呈現”：在現象學意義上如何理解“良知”

一 “言語行為”：王陽明良知話語性質之衡定

二 良知三義：耿寧對王陽明良知說的現象學闡述

三 面向良知之“實事”本身：與耿寧商榷

四 展望：陽明學與現象學會通之可能

第八章 “以心求心”“自身意識”與“反身的逆覺體證”：陽明學通向“真己”之路的哲學反思

一 朱子：“以心求心”之疑難

二 馮從吾：心靈“自有自照”現象之發明

三 耿寧：良知之為“自身意識”

四 牟宗三：自反的逆覺體證

五 六點評論 

第九章 面向“目前實事”：心學工夫論中的“當下”時刻

一 “生命的學問”中的“實事”

二 陸象山：“千虛不博一實”

三 朱子與象山：“實事”之異同

四 “見在之實事”：陽明學“良知見成”四義

五 羅汝芳：“工夫緊要，只論目前”

六 兩種實事、兩種反思：心學與現象學“實事”與“反思”之異同

第十章 陽明學與杜維明精神人文主義主體性的建構

一 西方人文主義的精神與反思

二 “儒家式人文主義”之開展

三 精神人文主義提出之過程

四 精神人文主義的“精神”

五 精神人文主義主體性中的陽明學因子

參考文獻

后 記

 

《陽明學與中國現代性問題》導論（節選）

本書以“陽明學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為題，集中討論陽明學內部現代性精神的展開脈絡，描述陽明學在“精神動力”與“秩序想象”向度究竟為中國近現代“現代化”進程中提供了哪些資源，并闡發陽明學于克服現代性隱憂所具有的啟示意義。整個研究由四部分構成：

• 整體的歷史刻畫與全盤的理論反思。對陽明學在中國歷史中登場的“節點”加以整體描述，在此基礎上，重點反思陽明學在中國近代重新登場的“視界”轉換（由“天下”向“世界”的轉換）所帶來的一系列新面貌、新問題。陽明學在中晚明與近現代中國“登場”發生在四個“歷史時刻”，依次是“明清之際”“清末民初”“共和國前后”與“中國夢時刻”。在這四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陽明學展示出不同的形態與特征。近現代陽明學與傳統陽明學本質之差別在于“視界轉換”，即由傳統的“天下”視界轉換為“世界”視界。傳統陽明學的視界乃是由一“至大無外”的“大道”意識造就的。大道意識、為己之學與天下一家，構成了傳統陽明學的基本精神氣質。近代中國陽明學的興起則與民族國家的建構、“國性”與“民德”的重新塑造聯系在一起，帶有強烈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價值取向與強烈的“隔”的色彩。讓由于近代視界的轉換而造成的儒家知識“地方化”、“國族化”、“時代化”重新“普遍化”、“世界化”、“現時化”，讓陽明學的“大道意識”再次成為我們眺望未來的地平線，是當今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使命。
• 陽明學與近現代中國轉換的“內源性”的精神動力與秩序想象。從陽明學精神氣質、陽明學的基本命題的深度刻畫入手，揭示陽明學在近現代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呈現出中國近現代思想演進的“內生性”精神資源與“動力機制”。陽明學“家”思想與近現代“家庭革命”思潮、陽明學親民思想的“泛親化”論述與近現代中國社會秩序的重構、陽明學“四民異業而同道”說與近現代中國“士”地位的變遷表面看來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但潛入觀念史的內在脈絡，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亦不難發現其中的草蛇灰線。具體而言，第一，陽明學“身家之私”“身家之累”“心安是家”“友道第一”“孔孟在家出家”這一系列“家”觀念的提出，均是由其“一體不容已”之仁學終極情懷而來。“一體不容已”宛若基督宗教之圣靈而成為綰接心學講學活動所構成的性命共同體的紐帶。被此“圣靈”所感動之先知先覺者“自不容已”地要突破“身家之私”“身家之累”的限囿，并與“同志”（即被同一圣靈所感動者）結為一“會”、一“孔氏家”、一“道”“學”“政”三位一體的共同體。這一系列“家”觀念不僅為近現代中國“去家”“毀家”“破家”的“革”家之“命”的革命意識形態提供了“材料”“憑借”，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為后者做足了“主題”上的鋪墊工作，而“西方的沖擊”則讓兩者之間的連續性呈現出“斷裂性”。第二，陽明學“明德親民之學”強烈的“泛親化”論述讓“親”擁有了建構普遍的社會秩序、宇宙秩序的意義，并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述一起成為近現代中國社會秩序重構的一個重要的精神動力，而如何在天—地—人“偉大的存在鏈條”中落實“親”字，重新體認與恢復現代人與此“重要的視野”“本真性的源頭”（查爾斯·泰勒）的內在聯系，是克服“現代性隱憂”的關鍵所在，故陽明學的“泛親化”思想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第三，王陽明“四民異業而同道”論被視為“新儒家社會思想史上一篇劃時代的文獻”，一方面他以儒學宗師身份對商人社會價值給予了明確肯定，故對明清之際的商業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另一方面他對縱欲逐利與攀比嫉妒現象的批判未嘗不是對“工商精神氣質”（所謂“資本主義人之心性”）蔓延化現象的不滿，他的“造士精神”與其一直張揚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王道”理想構成了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精神動力與秩序想象的一個重要源頭。
• 全球化時代下陽明學之意義闡發。立足于全球化時代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時代要求，就克服“現代性的隱憂”這一議題，充分吸納陽明學智慧，嘗試給出一系列解決思路。全球化時代下，“現代性的隱憂”現象日趨嚴峻，全球化資本的流通導致的不平等現象、民族主義風起云涌帶來的仇外與敵對現象、加速時代所帶來的全球性風險現象、現代性“大脫嵌”機制與全球化流動所造成自我認同的危機以及宗教原教旨主義盛行所帶來的文明的沖突等等，此類問題均可視為“現代性”問題。如何汲取陽明學智慧回應此類現代性問題，是激活陽明學精神密碼的關鑰所在。本書提出“以全球良知的流通主宰資本的流動”“以‘一體之仁’克服民族國家的“敵我”意識”“以良知之為‘變易之道’與‘萬物皆備于我’的責任感應對全球化的風險”“以‘大人意識’建構全球化時代下的自我認同”“以‘大道意識’克服宗教之間的沖突”五大命題，給出解決現代性隱憂的具體思路。針對當今宗教學通行的四種宗教對話模式（“置換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接受模式”）說，立足于王陽明對待佛教與道教的態度，本書則嘗試提出一種“王陽明模式”，在這種中國式的宗教對話模式中，它既承認每一種文明都有其本己的宗教，同時又汲取了“置換模式”下對本己宗教的強烈認同與歸屬感，而相較于“成全模式”與“互益模式”，“王陽明模式”更注重自我的開放性與自我的成全，而不是以本己宗教去“成全”異己宗教。“王陽明模式”的重點在于向宗教的“他者”保持開放性，而其始終如一的 “人道”取向可以把宗教向度貞定在人性的肯定與實現這一面向，避免宗教信仰走向迷狂、偏執與蒙昧主義。
• 陽明學與現象學的會通、陽明學與現代新儒家“主體性原則”的建構。對上個世紀開始的陽明學與現象學的會通現象進行反思，揭示現代新儒家人文主義論說中“主體性原理”話語中的陽明學因子。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西方學者就開始嘗試陽明學與現象學的比較與會通工作，鄭和烈（Jung Hwa Yol）特別提到王陽明“回到良知”的原則類似現象學“回到實事本身”的原則。本世紀瑞士現象學家耿寧（Iso Kern）提出陽明學三個良知概念，并指出陽明學中良知之“自知”現象與現象學的“自身意識”（“內意識”）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良知是否是一種自身意識以及是何種意義上的自身意識？以牟宗三為代表現代新儒家基于心學一系工夫論所提出的“逆覺體證”“反身軟圓的自知”與現象學“自身意識”有何異同？中國心學一系工夫論中的“實事”與現象學意義上的“實事”是不是同一“實事”？這一系列問題均牽涉到如何立足于中西哲學的對話，重新刻畫陽明學良知之實事。另外自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三位現代新儒家就開啟了“儒家式人文主義”論域，杜維明承接此議題進一步提出“精神人文主義”主張。在精神人文主義主體性存有論中，陽明學因素起到何種作用？杜維明對啟蒙心態反思所展示的“現代性”與“超現代”的辯證智慧對于我們認識陽明學思想的“三重性”有何啟發意義，則是最后一章討論的主題。

 

后 記

550年前，王陽明先生誕生于中國浙江余姚瑞云樓。他于37歲時在貴州龍場悟道，隨即提出了“心即理”“心外無物”“知行合一”等心學主張。至遲于49歲在江右正式揭櫫“致良知”之教。晚年居越期間，專心發明“萬物同體”“明德親民”之學。臨行兩廣之際口授門人《大學問》，又于天泉橋上，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諄諄叮囑錢德洪、王龍溪二高足“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陽明歿后，其思想迅即傳遍華宇，并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對東亞儒家文化圈產生了重要影響。

以50年或100年作為時間單位紀念某個偉大的思想家，應該是一種“現代現象”，是西方作為計時單位的“世紀”概念引入中國后才開始流行的。王陽明誕辰100周年、200周年等等，在傳統中國并未見有什么紀念活動。50年前，也就是1972年，適值陽明誕辰500周年，按道理，應該好好紀念一下王陽明。確實這一年在中國臺灣、日本東京、美國夏威夷等等都有隆重的紀念活動，但大陸包括陽明先生的誕生地余姚卻是尋尋覓覓，泠泠清清。中華書局倒是出版了《王陽明》一書，印數超過了30萬冊。在這本書中，王陽明被定性為“明代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既是劊子手，又是牧師”。他的一生是“劊子手和牧師相結合的一生”。這當然不是對王陽明的真正的“紀念”，或者說這是對王陽明誕辰500周年的另類的紀念。

何謂真正的“紀念”？只有這個思想家已經不再屬于我們的生活世界而成為“過去”，甚至成為離我們比較遙遠的“過去”，在某種意義上卻又與當下的我們密切相關，我們才會舉辦紀念活動。紀念不僅僅只是“記念”“記住”，更是“認同”與“繼承”，我們“所紀念的”是構成我們之為我們的一個“前我們”的“精神”或“事業”。

王陽明離開我們已經近五百年了，在今天的中國卻有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他一定與今天的我們具有重要的、密切的相關性。在這種意義上，王陽明仍然與我們“同在”。當然這兒的“王陽明”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征，而且是中國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具有豐富意蘊的精神符號。要問的是，這個符號通過何種方式與我們“同在”？

王陽明作為一位歷史人物，其事功見于史書，他平定朱宸濠之叛等等一系列事功雖然對明代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很難說王陽明的這些政治事功與我們“同在”，盡管我們不能否認這些事功通過某種隱密的因果鏈條或者說以一種 “蝴蝶效應”的方式參與營造了我們今天的處境。邵雍在論及思想家與政治家的影響時說過一句話：“天子以四海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又賦詩說：“庖羲可作三才主，孔子當為萬世師。”政治人物的影響是一時一地的，而偉大的思想家的影響是永恒的、普遍的。與我們“同在的”王陽明，是“王陽明”三個字所承載的偉大人格與思想。提到王陽明，我們就會聯想到一些中國思想史中重要的事件與命題，如龍場悟道、知行合一、致良知、南鎮觀花、心外無物、萬物一體、天泉證道等等，也會想到王陽明言行所展示出的圣賢人格。只有偉大的人格與偉大的思想才具有穿越時空隧道而與每個時代中人發生關聯的精神力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對傳統思想的研究開始逐漸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當時學界就開始有人提出王陽明思想的二重性，即王陽明思想既有傳統的一面，又有突破傳統的一面。傳統的一面是“前現代”的，突破傳統的一面是“現代”的。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對王陽明思想的肯定。但今天看來這個提法仍然存在問題，它將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化了。在我看來，王陽明的思想既具有前現代的因素，也帶有現代的因素，更具有超時代的、永恒的因素，惟有超時代的、永恒的思想才可以流傳久遠，才可以與每一個時代中的人、每個地方的人發生一種生存論的關聯（“同在”），才具有無遠弗屆的普世性與恒久性。

王陽明的言行生動與具體地展示了仁者不憂（大愛）、智者不惑（大智）、勇者不懼（大勇）的偉大人格。這一人格已經構成一種人生“典范”（ “榜樣”“范式”“原型”）。我們每個人都要處己、待人、接物，都會面對自己的得失榮辱、人事情變、喜怒哀樂與生老病死，王陽明這一“典范”為我們指示了一條可以效法的路徑，但“學習陽明好榜樣”不是一種外向性的、模仿式的學習——倘只是此，則難免落入王陽明本人所譏諷的“扮戲”，而是內向性的自我覺醒，王陽明作為一種人生“典范”不過是向我們“啟示”出每個人內在的“真己”。在推崇“本真倫理”（authentic ethics）的現代文化中，如何找到一個“本真的自我”（真己），王陽明作為“典范”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因此，王陽明既是余姚的王陽明，紹興的王陽明，中國人的王陽明，也是全人類的王陽明。他講的是漢語，或許還帶著余姚、紹興一帶的口音，但他的偉大人格、他所論說的道理則具有普遍與永恒的意義。今天我們紀念王陽明，在本質上是紀念他的偉大人格所展示的“典范”，以“覺醒”我們每個人內在的真己；是與他的偉大思想進行對話，重新激活其生命力，最終激活我們每個人內在的良知。

謹以此書紀念王陽明先生誕辰550周年。

本書各章出處如下：

第一章《從“天下”到“世界”：陽明學視界的近代轉換及其反思》發表于《中國文化與哲學》（第1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第二章《大抵心安即是家：陽明學“家”哲學及其現代影響》發表于《開放時代》，2022年第6期。（《社會科學文摘》2023年第2期摘錄；收入林遠澤主編：《危機時代的儒學思考》，臺灣政治大學出版社，2022年）

第三章《如何與天地萬物成“一家之親”：王陽明親民說及其歷史效應》發表于《孔學堂雜志》，2022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2022年第12期全文轉載）

第四章《四民異業而同道新論》發表于《哲學研究》，2021年第3期。

第五章《王陽明模式：一種新的宗教對話模式之提出》發表于《哲學動態》，2020年第2期。

第六章《全球化時代下陽明學之意義》發表于《孔學堂雜志》，2021年第4期。（收入黃俊杰主編：《儒家思想與21世紀的對話》，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22年）

第七章《良知是一“呈現”：在現象學意義上如何理解良知》發表于《哲學分析》，2014年第4期。

第八章《“以心求心”“自身意識”與“反身的逆覺體證”：陽明學通向“真己”之路的哲學反思》發表于《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

第九章《面向“目前實事”：心學工夫論中的“當下”時刻》發表于《中國心學》第3輯，商務印書館，2023年。

第十章《陽明學與杜維明精神人文主義主體性的建構》收入陳來主編：《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

第二章與第三章是我參加臺灣大學資深教授黃俊杰先生主持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的“儒家思想的21世紀新意義”三年研究計劃所撰寫的成果，第十章系為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所撰。全書各章得到“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2018年）的資助。2022年秋季學期我應邀擔任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訪問教授。澳大地處橫琴島一隅，人跡罕至，隔江相望就是流光溢彩、燈紅酒綠的氹仔賭城。堤岸的紅樹林棲息著萬千白鷺，它們宛若都市的“精靈”，或獨立于寒江之畔，或歸依于綠樹之巔。在白鷺秋水青天的濠江邊，我躲過了突然放開后的第一波新冠疫情，遂收拾身心，對書中各章從題目到內容進行了修訂。故該書亦可算為澳大訪學的一份成果，在此謹向王慶節教授致以衷心的謝意。

 

補 記

本書納入《復旦哲學•中國哲學叢書》，端賴主編吳震教授的邀約。自2021年來我被聘為福建江夏學院閩江學者講座教授，并忝列為陽明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院負責人王永年研究員心無旁騖，多年來致力于推動陽明學在閩地的傳播，令人感佩，該書第四、六、九章系提交給東南陽明學高峰論壇的論文。上海商務印書館李彥岑總編輯認真負責的態度，讓本書避免了不少疏漏，盛情厚意，一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