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罷黜百家，推明孔氏”，儒家思想成為帝制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五經躍居古典文獻主導地位。目前，學界多把漢代作為經學開端，考察重點集中在兩漢至明清，而對漢武帝之前的經史關系關注較少。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郭店簡、清華簡等出土文獻面世，為追溯經史關系的最初源起提供了寶貴契機。

　　奠定華夏文明基本走向

　　清儒章學誠倡導將經學帶回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歷史現場，其《文史通義·易教上》云：“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兑住芬缘狸庩枺嘎勊詾檎?，而與史同科之義焉。”在他看來，三代時期，官與師合一、治與教合一，并無私家著述，六經不過是先王施教的政典。三代是經學的萌芽期，事與理合一、道與器合一。所謂“六經皆史”，是指六經原為夏商周禮樂制度和政教實踐的記錄。清華簡《書》類文獻來源于三代時期官方檔案，為考察經學文獻的生成過程提供了具體例證。

　　清華簡《四告》云：“拜手稽首，者魯天尹皋繇配享茲馨香，肆俯血盟，有之二元父羊、父豕，悉表非討余有周。”《四告》由周公、伯禽、周穆王、召穆公的誥辭組成。其中，周公之誥的“立政立事”等多處文字，見于《尚書·立政》篇，兩者應為同時期的一組文獻。周公向皋陶獻祭、禱告，于次日規諫成王，希望他任人唯賢，謹慎處理刑獄案件。儒家疏遠鬼神，《四告》卻載周公篤信皋陶之神。于是，儒家在選編《尚書》時擇取了《立政》篇，而淘汰了鬼神色彩濃重的周公之誥。章學誠指出六經皆是先王政典，這是正確的，但他忽視了早期儒家對三代官方檔案資料的篩選與潤色。

　　經學不僅是六經文本的編纂史，更是不斷注入價值和意義的詮釋史?？鬃舆x編六經的原則是什么呢？根據馬王堆帛書《要》篇，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向）之而未也，始（恃）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途）而殊歸者也。”幽贊而不明于筮數，為“巫”；明于筮數而不明道德，為“史”?？鬃用鞔_提出自己與史、巫的區別，是求其德義。雖然孔子說的是《周易》，卻涵蓋了他對六經總的編選原則，即擇取德義內涵豐富的文本，而剔除德義內涵相對匱乏的篇目。六經脫胎于先王之政典，經過孔子整理后，已轉化為儒家德義思想的價值載體?？鬃又埃惺窡o經；孔子之后，經史分途。自孔子發軔，以王道、德義為核心的經學價值體系奠定了華夏文明基本走向，成為軸心時代思想層面的飛躍與突破。

　　形成兩種不同的史學進路

　　經學價值體系生成后，便反作用于史學?！洞呵铩繁緸轸攪f史，與晉國之《乘》、楚國之《梼杌》并無不同。世道衰微，禮崩樂壞，弒君、弒父時有發生?？鬃油葱挠诖?，采擷魯史舊文，賦予其微言大義，旨在明王道、正人倫，使“亂臣賊子懼”，以維系世道人心。例如，明明是周天子應召參加諸侯會盟，但孔子為了尊王，曲筆為“天王狩于河陽”。在孔子看來，史事的真實已退居次要位置，居于首位的是彰善癉惡、明辨是非的王道理想。“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筆削魯史，以經義統攝歷史書寫，肇啟了春秋筆法的端緒。他既是經史分離的制造者，也是以經攝史的發明者。

　　春秋筆法的特點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華夏而外夷狄。清華簡《系年》第二十一章云“楚師亡功，多棄旃、幕，宵遁”，第二十三章云“楚人盡棄其旃、幕、車、兵，犬逸而還”，多處描述楚人兵敗，如犬狗般倉皇逃走，絲毫不為楚軍避丑、遮掩?！洞呵铩窊?、親周、故殷，撥亂反正，而清華簡《系年》敘事以晉楚爭霸為主線，客觀公允，不偏袒任何一方。

　　清華簡《系年》第十八章云：“靈王先起兵，會諸侯于申，執徐公，遂以伐徐，克賴、邾邡，伐吳，為南懷之行，縣陳、蔡，殺蔡靈侯”，只是敘述楚靈王攻城略地，并未對其德行展開評價。但《左傳》昭公十一年載，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左傳》借用子產之語，抨擊楚靈王“行為不德”，暗示他將“有咎”。《左傳》敘事的同時，借用子產、孔子等賢人之語或“君子曰”，臧否人物，匡正是非，強力闡發“寓褒貶，別善惡”的道德史觀。

　　總之，東周時代史學分化為兩種不同的理論范式。一是以清華簡《系年》為代表，堅持秉筆直書的求真傳統，客觀敘事，“書法不隱”，不為尊者、賢者、親者諱，立場公正。二是以《春秋》三傳為代表，將儒家的道德觀念有機融入歷史敘事，據魯親周、微言大義，重德、尚仁、崇禮，以懲惡揚善作為歷史書寫的終極旨歸。在經學價值理念的映照之下，史學二水分流，呈現出直書求真和褒貶求善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與進路。前者未受經學浸染，注重不同事件的前因后果。后者則帶有鮮明的價值取向，深入挖掘國君德行與政事成敗得失之間的關聯，肇啟了后世以史解經、史學依附經學的先聲。

　　經學最終實現對史學的統攝

　　孔子作《春秋》，“賢賢賤不肖”，將儒家的是非標準熔鑄于歷史敘事?？鬃託{后，《竹書紀年》、清華簡《系年》《楚居》、上博簡《靈王遂申》《陳公治兵》、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等，依然延續董狐秉筆直書、書法不隱的史學傳統，未采用儒家以仁、禮作為判定事件性質、臧否人物的標準?？梢哉f，東周時期，孔子所作《春秋》并未占據史學發展主流。從出土文獻看，孔子《春秋》學的影響相對有限，未泛及全國而被諸子百家普遍接受。

　　《史記·伯夷列傳》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在史料不易抉擇之際，司馬遷采擷六藝作為折中的標尺，儼然以孔子繼承者自居。但《漢書·司馬遷傳》批評他“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在班固看來，雖然司馬遷“有良史之材”，但“是非頗繆于圣人”。盡管司馬遷尊崇孔子，但仍能自成一家之言，史學的獨立性一息尚存。東漢時期，班固則將儒家道德觀念泛化，完全以孔子的標準褒貶人物、書寫歷史，史學遂淪落為經學的附庸與流裔。

　　綜上所述，六經本是先王政典，經過孔子選編、整理，成為后世昭法式、垂訓誡的價值載體。經學價值體系的建立，框定了華夏文明展開的方向，是軸心時代思想層面重要的理論升華。清華簡《系年》恪守“董狐直書”的古史傳統，而《春秋》經傳在敘事之時融入了儒家的道德意識，其歷史書寫展現的是一種價值判斷的自覺。東周時期，直書求真與褒貶求善嬗變為早期史學兩種不同的理論進路。《史記》實錄不隱，是非頗不與圣人同，史學獨立性尚存。而班固則完全為儒家代言，經學為體、史學為用，史書依附于《春秋》學。在這種意義上說，東漢時期《漢書》的編纂標志著經學對史學統攝的最終實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學術團隊項目“先秦兩漢出土易類文獻匯纂通考與話語體系建構研究”（23VJXT002）階段性成果）

　?。ㄗ髡呦瞪綎|大學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