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雅是一種中國古代藝術作品與文人生活所特有的審美范疇。在中國古代藝術創作的歷史長河中,“典雅”一詞膾炙人口,既古老又鮮活。典雅最初的含義蘊藏在以廟堂為“正則”的政治禮制文化母體中,繼而成為文人寫作文章的格調,最終融入文人的生活世界里,堪稱文人生活世界的別樣風景。
正則:典雅的文字內涵
“典”“雅”二字,其內涵指向一個共同的基礎:“正”。典為“正”,雅亦為“正”。“典”之字形為上冊下丌,其本義是書籍簡冊。冊在丌上,閣上,架上,則為大,為經,為要,為常,為法。“典”是一種由官方發布的,帶有制度性、標志性、導向性的法度。守衛“典”,秉持的是合乎最高標準的價值觀,遵守的是堪稱行為規范的紀律與準則。據《說文解字》,“雅”系“楚烏”,為一種鳥名。另外,“雅”也是《詩經》的一種體裁,乃六義之一。在《毛詩序》《風俗通》《白虎通》等諸多文獻里,“雅”字假借,謂之“正”?!队衿贰稜栄抛⑹琛贰吨芏Y注》中的解釋也都與之吻合:雅,正也;雅言,正言也。合二為一,所謂“典雅”一詞,是中國古代以“正”為核心的政治禮制文化形塑的結果。作為一個合成詞,“典雅”在《上成帝書辯家語宜記錄》中以“典雅正實”的組合形式出現。
“正”的金文字形分為上下兩部分,上“橫”為目標、目的,下“止”為足履。不偏不倚地走向目標、實現目的,就是“正”。因此,《呂氏春秋注》把“正”解釋為“直”。當“正”用作動詞時,有“使正”“整”的含義,指的是整飭、治理、考辨、定罪等與政事相關的政府行為。這也就意味著,“正”既奠定了一種現實政治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理論尺度,又構擬了一種放眼“天下”,超越現實的理想的道德藍圖。
值得強調的是,中唐以前,典雅是與文人政治生活相關聯的。《文心雕龍·定勢》有言,“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這句話的意思是,無論謝恩、按劾,抑或陳情、執異,都是臣子寫給君王的呈文書奏,要圍繞朝廷的政治禮制展開。用劉勰的話說,“典雅”是要“熔式經誥,方軌儒門”的,有其強大的約束力。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典雅”身上,人們總會感受到一種“向上”的力量。實際上,典雅是一種在他律的軌道和規范下謀求自律的行為。道德作為目標是預設的,如何正直地實現理想卻由個人來“書寫”。于是乎,一份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和抱負,就一直醞釀在古代文人的心志中,激發他們的堅韌與果敢,督促他們自我反省、自我要求、奮發圖強。
端莊:典雅的文章格調
在“典雅”與其他詞語的搭配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文章典雅”。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了“文辭典雅”“文詞典雅”等??梢?,“典雅”主要是用來修飾“文章”的。典雅的文章風格,表現為“端莊”。
在古代文人的寫作實踐活動中,“文章”是一個大詞,既包含了“文學作品”,也包含了各種公務類型的“非文學作品”。由于與朝政緊密關聯,所以不管是“文學作品”還是“非文學作品”,都需要典雅。唐代宗大歷年間,洋州刺史趙匡在撰寫的《舉選議》中指出,一個人如果能夠學經史,達政體,正策略,再加上文章典雅,就可以舉為秀才??芍溲乓辉~的運用常常是附著于謀臣對經史、政體、策略的理解之上的。進一步說,“典雅”寫作更類似于一種特殊的政治通道,其文化根性在于政治認同。政治認同不是中國古代文人寫作的唯一命題,卻是其生發文思的前提基礎。所以,典雅文本的代表作是臺閣體、館閣體之類的作品。“端莊”恰恰是相應于此類型作品所具有的鮮明的風格特色。例如,元代周權在《謝歐陽學士》中有言“臺閣文章端典雅,山林氣質借清溫”。
究其實質,能稱之為典雅的寫作風格,實則為一種“格調”寫作——符合某種制度化需要的“格式”“腔調”的寫作。寫作態度端正,才有資格被稱為“端莊”的“典雅”之作。具體而言,以古為法,是第一原則。“典”通常是在時間的維度上做文章,在歷時性的發展線索中,回憶風云變幻、滄海桑田的變遷軌跡,向上追溯。也就是說,“典”必然與“經”“籍”結合,使用典故事略,注疏經典要義,守持先人典籍,從而使得典雅有了述古傾向。在此基礎上,態度端正,是第一原理。端莊之作,切忌空泛。南宋李巘曾指出,辭章典雅的前提是答疑詳盡,凡事皆有回應。文采如何或許存在個人差異,但典雅起碼保證了寫作者端正、勤勉以及積極配合的寫作態度。在《文心雕龍》的《體性》《詔策》篇中也有對“典雅”寫作風格的類似表述。
超脫:典雅的文人生活
中國古代文人雖然懷揣經世致用的夢想,但也往往自覺地與現實保持距離。當現實狀況無法滿足他們對理想的期待時,一種逍遙物外的境界便應運而生。典雅亦褪去了只應用于“廟堂之高”的崇高地位,融入了百姓生活。清末,高燮曾描繪落魄了的文人“貸粟釜鬻皆典雅”,意思是文人去借貸糧食的時候,儼然文辭典雅。“典雅”遂被用來描述文人即便凄惶清苦、惴惴不安,但卻傲然不屈、端正風雅的超脫生活。
典雅的文人生活是超脫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凡是生活皆為典雅。別有洞天,是典雅的理想意境。所謂“別”,指的是與世俗淺陋有別。“雅”往往善于在超越的手段上下功夫,與“俗”劃清界限,出淤泥而不染。在與“俗”的對比中,典雅的生活增設了生命體驗的高度與深度,如翩翩君子,足以廓然清朗,風度雅致,清癯內斂,悠然而從容。值得強調的是,雅俗本身是可以“共賞”的,朱自清曾就這一話題進行過專門討論。他的討論不僅凸顯了“近于人民”的現代的立場,而且對“雅文化”與“俗文化”作為理論術語的出現產生了重要影響。
超脫的文人生活有兩重特性,其一,回歸當下的“時間”。歷史上,唐代僧人寒山笑稱:“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為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其中潛藏著一條重要的邏輯線索,即對于“古典”“經典”的解構。“以古為法”的第一原則失效了。典雅就是當下的,此刻的,即時的。其二,塑造詩性的“空間”。《二十四詩品》中的“典雅”,無疑構想出了一種無可比擬的夢境:“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這里,典雅呈現了文人生活空間與詩歌藝術空間的疊合,具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典雅是專屬于文人的。在座的是文人是佳士,不是帝王,亦非百姓。他們在修竹中,綠蔭下,眠琴、觀瀑。第二,典雅之中,沒有了“廟堂鋪墊”做背景。數千年來,歷史輾轉沉浮,典雅保持了其內在“向上”的基因,卻把“上”的空間還給天地。第三,典雅是一種靜默的畫面。飛流的瀑布原本躁動,但在這里,變得無聲。這不是熙攘喧囂、追名逐利的市井之象,而是文人在內心收攝自我而又云淡風輕、自然而然的素色“底圖”。第四,典雅即便沒有穿透生死,也經歷了晴雨、春秋。玉壺買的是春酒,人卻站在了秋天里,時而觀云,時而賞雨。中國古代文人不是把生活放在藝術的空間里,而是把生活本身塑造為藝術空間。典雅正是如此生活藝術的本色和基調。
今天,人們在使用“典雅”一詞時,用法極為寬泛,它與“風雅”“高雅”“儒雅”“優雅”幾乎沒有區別,而可以被籠統地稱為“雅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審美范疇之一。“典雅”的使用逐漸突破了原有的階層和疆域,展現出通感、跨界、圓融、對話等特質,也強調在不同的文明話語體系之間的共生與共情。在日常生活中,琴棋書畫詩酒茶,乃至建筑的筑造、家具的工藝、裝飾品的擺放、服裝的設計,典雅的影子無處不在。可見,典雅早已走進了千家萬戶,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作者:王耘,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