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是《四書章句集注》的體例之一。四書學解釋史上，學者常以○為標識，從圈內、圈外之別解讀文本的思想差異。在不同版本中，中華書局點校本的標識更為合理，而當涂郡齋本至少有六處誤標?！墩撜Z集注·顏淵篇》手稿間接證明朱熹有意在文本上區分注文的層次，而點校本與手稿更接近?！端臅戮浼ⅰ返摹饘⒆⑽姆譃橐糇x、文意、章指、余意四個層次，共四種類型：音讀○文意、文意○章指、文意○余意、章指○余意。其完整的標識順序為：音讀○文意○章指○余意?！鸬臉俗R不僅令讀者閱讀時清晰醒目，更使注文的淺深遠近層次分明。
關鍵詞：朱子四書學；《四書章句集注》；當涂郡齋本；○；體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編孟子正義”（批準號：22&ZD036）
“○”（圓圈）是古籍中常見的標識符號，一般用于標識章、節、注、疏等不同部分，使讀者閱讀時清晰悅目。《四書章句集注》的○標識所起作用則略有不同。錢穆認為，《四書章句集注》中句下的文字與圈下不同，而圈下文字又分為“通論一章大義”和“引申義、發明義”兩種。陳來歸納《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下文合稱：《集注》）的敘述特點為：先訓讀文字，次解釋文意，次引程子及其門人之說，最后為朱熹的按語。此說未直接解釋○的作用，但談及了 注文的層次劃分。楊海文指出，《孟子集注》卷三《公孫丑章句上》第6 章的末段注文“包括音讀、字訓、經意、章指、他說、愚按等六部分，而且是《四書章句集注》注釋體例最復雜的體現”。《四書章句集注》的○標識問題是四書學研究的重要部分，而目前仍缺乏專題性研究。本文嘗試從四書學的解釋史、版本辨析、文本解讀三個方面探究該問題，愿有拋磚引玉之用。
一、《四書章句集注》未作的“例言”
朱熹論《集注》注文的排列順序云：“《集注》內載前輩之說于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于章后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余意。”《集注》中，“句下”的引文為解釋文意，“章后”的引文是說解章指、闡發余意。朱熹已提到注文編排順序的用意，而未論及○的作用。
朱熹之子朱在已論及○的作用?！段墨I通考》卷一百八十四載：
朱在過庭所聞曰：《集注》于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圣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后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朱熹所言“句下”對應此處“正文之下”，“章后”對應“章末用圈”。朱在指出，“章末用圈”而援引諸家觀點的情況分為“文外之意”和“一章之意”兩種。兩種情況與朱熹所說的“說一章之大旨及反復此章之余意”相同。由此觀之，朱在的說法基本源自朱熹，其新意在于點出“章末用圈”的情形。此說較早為《文獻通考》記載，《四書大全》和王懋竑《朱熹年譜》均有引用。
詹初較早言及○的作用。他認為：
程子于“申申夭夭”章言：“惟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氣。”朱子作《集注》乃置圈外。舊常深思不得其故。近看“子溫而厲”章，朱子以“中和之氣”言之，則“申申夭夭”章便自不當以“中和之氣”來說。
詹初因見二程文字被列于圈外而起疑惑。詹初認為，二程“中和之氣”的說法不符合此章文意，故被列于圈外。由此可知，詹初默認圈內文字為疏解原文，圈外文字為引申義。
元代的金履祥指出：“程子之說在圈外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注襯貼文意者不同。”許謙亦重視從圈的內、外之分，辨析《集注》注文的差異：
此章主于行而知在其中。故《集注》謂：“道，則其進為之方也。”“進為”字有力當看……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于行者為尤重也。程子則專于知，政在圈外。
金履祥和許謙較早地從注文在圈內、圈外的不同，疏解《集注》注文。而許謙相較金履祥更頻繁地從這一差異解讀原文。
明代的《四書大全》注《論語》首章時引陳櫟文字：“《集注》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余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余意也。”陳櫟秉承朱在之說，并結合具體文本闡發義理。此外，蔡清《四書蒙引》卷五云：“在朱子則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沉晦’為愚，以‘免患’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蔡清將圈內、圈外之別視為二程與朱熹解經的差異。時至清代，陸隴其解《集注》亦重視圈內、圈外之別：
方文伯曰：“君必如桀、紂方是一夫，君必如湯、武方可誅一夫。”便有扶植綱常意在。 此即圈外意，非《孟子》正意，故圈內不主此。
陸隴其以圈內為正意，圈外為余意，沿襲前人的觀點。相較前人，陸隴其常常強調圈內、圈外的義理貫通，相互發明。
四庫館臣為方苞《周官集注》所撰提要曰：“有推極義類、旁見側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別之。”可見，清代學者普遍認可《四書章句集注》注文有圈內、圈外之分，故既有人據此解經，亦有人模仿其體例?；蛟S因朱熹未曾明言，故四庫館臣在《四書章句集注》的提要中未直言此體例。
近代以來，錢穆集中地分析了○標識的問題：
《集注》于正文下，先解說字訓、文義，與圣經之本義。諸家說明白切當者，引用不沒其名。在每條注下多加有一圈，圈下又有一些話。圈下的與句下的注不同。句下之注，乃注解《論語》本文；放在圈下的，則有兩種情形：
一是通論一章大義的。一是因其非《論語》本義、正義，而別為一種引申義、發明義；可以推廣本文原意，卻與原義不同；此不得為是《論語》之本義，故引置于圈下。
又《集注》圈下往往引用兩三人的說法。因為各家所說不同，相似而少異，正可相資。又有的其說全別，未定孰是，則并存之，以待讀者自己審擇。惟兩說并存，在朱子意中總是前說較勝于后說。如此之類，照理應在《集注》有一個“例言”，把他編撰之意加以說明，可惜朱子沒有作。后人讀《集注》，看似易，實不易。
錢穆總結圈下文字分為章指、引申義兩類，而圈下征引多家文字時有相似和全異兩種情況，“前說較勝于后說”。相較前人，錢穆的總結更為全面，并直言《四書章句集注》有一未作的“例言”。
朱熹僅言《集注》的謀篇布局，未談及○的標識。后世解釋者多以圈內的文字為解釋文意，圈外為闡發余意，進而解釋《集注》的義理。在四書學解釋史中，○具有區分文意、章指、余意的重要作用，但多數解釋者都默認這一體例，缺少具體的分析。研究該問題還涉及書籍版本和文本分析兩個方面。
二、四種版本的異同：兼論當涂郡齋本的問題
一般認為，《四書章句集注》版本源流分為兩個系統。一系以元至正本、明《四書集注大全》為代表；另一系以當涂郡齋本、殘宋本、元甲本、清嘉慶十六年吳志忠刻本為代表。下文選取四種有代表性的版本作為討論。
第一種，《論語集注》《孟子集注》為宋嘉定十年（1217），當涂郡齋刻嘉熙四年（1240），淳祐八年（1248）、十二年（1252）遞修本；《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下文合稱：《章句》）為淳祐十二年當涂郡齋刻本（以下簡稱：當涂郡齋本）。正文與注文均為大字，注文低一格另起行
第二種，宋刻《論語集注》十卷《序說》一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說》一卷（以下簡稱：殘宋本）。雙行注音在正文末字下。雙行注文另起行，低一格。
第三種，清嘉慶辛未（1811）吳縣吳志忠刊本（以下簡稱：吳本）。本文所據為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的《四書章句集注》。雙行注音、注文均在正文下。
第四種，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的《四書章句集注》點校本（以下簡稱：點校本）。
前兩種為宋刻本，是現存最接近朱熹時代的本子。從現代古籍整理所選的底本看，點校本以吳本為底本。《朱子全書》《儒藏》的《四書章句集注》由徐德明點校，均以當涂郡齋本為底本，參校吳本。由于這兩個本子的○基本遵循當涂郡齋本，故不列入討論。徐德明認為，當涂郡齋本是“現存刻印最早、錯誤最少的一個善本”。吳本也通常被視為校對精良的本子。點校本是現代整理本中影響力較大的本子。
四種版本的○在《章句》部分基本相同，差異集中在《集注》。其主要原因是“章句”與“集注”的體例不同。“章句”是辨章析節，解說字句。《章句》用“右某某章”劃分《大學》《中庸》的章節，獨立成行，其下常附章指，故無需○標識。“集注”為集合前人之說，注釋文本?！都ⅰ返恼轮?、余意多為引文，故需○標識。因此，《章句》中○出現的類型與頻率都少于《集注》，不同版本的差異也隨之減小。
四個版本的差異主要有三處。第一，注音與注文的編排不同。殘宋本的雙行注音在正文末字下，雙行注文另起行低一格。因此，殘宋本注音與注文間無○標識。當涂郡齋本、吳本、點校本的注音與注文間均有○。第二，《集注》章節前○的標識不同。殘宋本、吳本在每一章節前都有○標識。殘宋本每章另起一行。吳本每章的文字接在前一章的注文后。點校本將章節之間的○刪除，“改為每章另起行”。當涂郡齋本的章節前無○。第三，《集注》中“某氏曰”前的○標識不同。相較其他本子，當涂郡齋本經常在，但非全部“某氏曰”前用○標識。其他三個本子基本相同。
前兩點差異是不同版本在處理注音、注文關系，以及區分章節時采取不同的方式所致。第三點差異才是關鍵。對比發現，無論○的作用是注明引文，還是區分文本層次，當涂郡齋本至少存在六處誤標。下文為方便閱讀和比對，先列注文，再引原文，依次說明。
第一處涉及《論語集注》卷三：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圣人之道也。”
圣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圣人之道也。
“或曰”“程子曰”的內容均引自程頤《顏子所好何學》。
第二處涉及《孟子集注》卷七：
程子曰：“……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后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
由《二程集》原文可知，“孟子曰”及其后的文字皆為程頤語。
第三處涉及《孟子集注》卷八：
楊氏曰：“……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
注文略有改動，但仍可見“孟子曰”后的內容屬楊時語錄。
第四處涉及《孟子集注》卷十：
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茍去，故遲遲其行也……”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茍去，乃所謂‘遲遲’。”
由此可知，“或曰”內容也源于楊時語錄。
第五處涉及《孟子集注》卷十三：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或問”內容亦源自程頤語錄。
第六處涉及《孟子集注》卷十三：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于敬，便是為善。”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為善也。
“或問”“程子曰”皆為程頤語錄。
以上六處○僅當涂郡齋本有標識，且在一段完整的引文內插入○，既非標識引文，亦非區分注文層次，反而割裂了引文，造成閱讀障礙。六條引文中，三條屬二程，三條屬楊時。朱熹長期修訂《四書章句集注》，又熟稔二程、楊時的文字，當不會出現此類問題。該問題應是標識者不熟悉引文的原文所致，不應出自朱熹之手，實屬誤標。當涂郡齋本經多次修改，上述○或是后人編修時誤添。那么，當涂郡齋本相較其他三個版本所多出的○也同樣值得懷疑。因此，當涂郡齋本的部分○標識不當，殘宋本、吳本、點校本的標識更為合理。
三、間接證據：《論語集注·顏淵篇》手稿
朱熹《論語集注·顏淵篇》手稿殘本，現藏于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曾彩印出版。有研究者指出，手稿與傳世本基本相同，僅個別之處略有差異，手稿或為朱熹定稿之一。手稿成書時間晚且與傳世本相近，于本文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整體而言，手稿載有《論語集注》卷六《顏淵第十二》的大部分內容，每章前皆標有○。注音為雙行小字，位于經文之下。注文長者另起行，較經文低一字；短者前有空格，書于經文之下。部分“某氏曰”前有空格。盡管手稿的格式與點校本不同，但仍能看到朱熹以段落、空格等形式區分注文層次。手稿提供的關鍵信息在“某氏曰”前的空格，其位置大多與點校本的○相同。對比手稿、當涂郡齋本、點校本后，其差別共有三種情況。
其一，當涂郡齋本有○處，點校本無，且手稿無空格，共四例（方括號內○僅當涂郡齋本有）：
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圣人之言，亦止此為是。”
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并為仁矣……”
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鸪套釉唬?ldquo;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 在乎不務實……”
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圣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
以上四條例，點校本有○處，手稿均有空格。這間接說明手稿的空格與點校本的○密切相關，而當涂郡齋本中部分○的標識或為誤標。
其二，手稿有三例“某氏曰”位于行首，前無空格，而點校本、當涂郡齋本均有○，分別為：
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痍耸显唬?ldquo;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于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
行，謂發于事。以忠，則表里如一?！鸪套釉唬?ldquo;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
三處“某氏曰”在手稿中均位于行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視為一種區分方式，故無須用空格區別。這也反映出，手稿僅是修改稿，不能取代最終的刊刻本。
其三，手稿有部分內容為他人所抄寫，其中一處“程子曰”前無空格且不位于行首，而點校本、當涂郡齋本均有○。其語境為：
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鸪套釉唬?ldquo;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
翁方綱作跋稱：“《論語集注》手稿四頁，頁十二行，前二十行，‘目條件也’句起至‘仲弓問仁’章正文止，皆他人正書，中有朱子添、改字。”此段為他人所抄，參考意義低于朱熹親撰部分。除去第二、第三種情況外，點校本有○處手稿中均有空格。
朱熹有一段論述有助于理解手稿之空格與點校本之○的關系：
看得《禹貢》……而逐句之下夾注“某人曰某地在某州某縣”。其古今州縣名不同，有復見者，亦并存之，以備參考。段后低一字，大書“右某州第幾節”，以圈隔斷。而先儒有辨論通說處，即亦大字附于其下。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斷，則更低一字寫之。
此信展現出朱熹對注釋體例的思考。句下文字注解文意，段后“低一字”注章節，然后“以圈隔斷”，再列舉前人觀點，最后“更低一字”寫個人的疑惑與判斷。“低一字”“以圈隔斷”的標識方式正與手稿之空格，點校本之○的功能相合。足見空格與○均是朱熹區分注文層次的方式。
總而言之，點校本“某氏曰”前的○與手稿中“某氏曰”前的空格重合度高，間接證明○具有劃分注文層次的作用，且點校本的標識更為合理。鑒于朱熹一生反復修改《四書章句集注》的情況，手稿終非刊刻后的定本，僅可作間接證據。
四、○標識的四種類型
針對注書的體例，朱熹言：
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朱熹指出，注釋應遵循先字義，次文義，再推求本義、闡發思想的順序。如此，注釋則有淺深遠近之分，從文字訓詁到思想闡釋，層層遞進，而不同的層次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來區分。本文認為，《四章句集注》的○具備劃分注文層次的作用。
○在《章句》《集注》中的標識情形不同?！墩戮洹芬欢巫⑽耐ǔH有一個○，《集注》往往是一個或兩個，少數為三個。《集注》出現的次數還有句下和章末的差異。句下通常為一個○，以區分訓讀字音和解釋文本。若無音讀部分，句下一般無○。兩個○的情形常見于章末?！端臅戮浼ⅰ返淖⑽目煞譃樗膫€層次：音讀、文意、章指、余意。由于四個層次極少同時出現，下文將按類型逐一分析（括弧內為注）
（一）音讀○文意
“音讀○文意”的類型容易分辨。例如《論語集注》卷一載：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鹩凶?，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注文先注音讀，然后用○標識，再逐一解釋人名、字詞、句意。這種○的標識主要取決于是否有注音讀的需求。《章句》的○多屬此類。
音讀部分有時還包括版本差異的注釋。該情況少見且集中在《論語集注》，如：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
“陸氏”指陸德明。此條語出《經典釋文》卷二十四：“‘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此段結構為“版本、音讀○文意”，版本位于音讀之前，二者屬于同一層次。由于版本的注釋較為少見，故本文將其歸入音讀。這是古籍中常見的類型。
（二）文意○章指
文意包含字訓、句解兩個部分。“文意○章指”的類型有兩種情況。其一，○后直言章指。如《孟子集注》卷八載：
喻顏子也?！鸫苏卵允ベt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圣后圣，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喻顏子也”是解文意?！鸷笾毖哉轮?，又以“尹氏曰”再次闡明。此類直言“此章”章指的形式最為明顯。
其二，○后用“某氏曰”作章指。如《論語集注》卷六載：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〇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后之序……后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圣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前的兩句是疏解文意。○后以“程子曰”“又曰”為標志，連續引四段二程的文字為注。四段引文主要在解釋子路、冉有、公西華、曾皙言志的異同，屬于闡發章指。四段引文均出自《二程集》，伊川、明道語各一條，二程語兩條，散見于《二程集》。朱熹通過編排、刪定以貼合《論語》原文，而其運思就體現在注文的編排順序中。
《語類》卷四十云：
《集注》內載前輩之說于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于章后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余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后面底！
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卻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
據朱熹之言，四段“程子曰”位于章后，屬總結章指，而讀者應先理解句下解釋文意的內容，再看章指，最后看闡發余意的部分，步步深入。朱熹還指出，第一段引文解釋原文文意，第二段引文所論較原文已有差異。要之，注文按文意、章指、余意的次序展開，而其中引文的排列又遵循優解在前的順序。
（三）文意○余意
判斷一段引文是否屬余意較為困難，因為余意常與文意、章指相近，讀者往往帶有個人的經驗判斷。最理想的情況是朱熹明確指出某條為余意，但此種情況較少，更無法涵蓋全書。例如《論語集注》卷七云：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鸪套釉唬?ldquo;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知于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于喪己。”）
此段關鍵在兩個“程子曰”。兩條引文前后相接，第二個“程子曰”前卻有○標識，屬于“程子曰○程子曰”的結構。較之上文“程子曰+又曰”的結構，此段旨在突出兩條引文的差別a。這種差別即“文意○余意”的類型。
關于兩條注文的差異，朱熹曰：
程子之解，約而盡矣，范、呂氏次之。程子他說，乃其議論之間，借圣言以明己意，非專為釋此文意發也……其三，曰成物，則固非為人之謂，曰喪己，則其為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
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為人，后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于人而已。后為人，卻是真個要為人。
前一條的“程子之解，約而盡矣”對應《集注》第一個“程子曰”的內容，“其三”對應第二個“程子曰”。第二個“程子曰”的內容屬于“借圣言以明己意”，非專論此章的含義。后一條表明，第一個“為人”是想要表現出來使人知道；第二個“為人”是為了他人。由此觀之，第一個“程子曰”是解釋文意，第二個“程子曰”是闡發余意。故第二個○具有區分文意與余意的作用。“文意○余意”的類型一般出現在經文較短的章節，無須另注章指。換言之，此種情況下文意即章指。
（四）章指○余意
《孟子集注》卷三《公孫丑章句上》第6章章末有“章指○余意”的結構，并出現三個○的情況：
擴，音廓?！饠U，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于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鸪套釉唬?ldquo;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于四行無不在，于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第一個○屬于“音讀○文意”。據“此章所論”可知，第二個○符合“文意○章指”。此段重點討論第三個○后的部分是否為余意。第一條引文指出，人人皆有四端，四端的擴充取決于個人，不能擴充四端便是自棄。結合《孟子》原文和朱熹的章指看，盡管“自棄”亦出自《孟子》，但二程以自棄解擴充四端確實超出了此章的內容，屬于言外之意。第二條引文解釋“四端不言信”的問題，按語將信與四端的關系類比于土與行，進一步說解引文。然而，四書均未見仁、義、禮、智、信并舉的表述，更未提及五行。“四端不言信”的問題是由四書系統與五常觀念的結合而產生的。故第二條引文與按語亦屬余意。因此，第三個○屬于“章指○余意”的類型，整段注文的結構為：音讀○文意○章指○余意。
《四書章句集注》的○將注文分為音讀、文意、章指、余意四個層次，共四種類型：音讀○文意、文意○章指、文意○余意、章指○余意。相較其他古籍，第一種類型較為常見，后三種為《集注》的特色。其完整順序是：音讀○文意○章指○余意?！鸬臉俗R不僅令讀者閱讀時清晰醒目，更使注文的淺深遠近層次分明。
錢穆以朱熹未作《集注》的“例言”為惜，然而，歷史上早有反對之聲。全祖望評價詹初之說云：“若其論朱子《申申夭夭章》，注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據前文所論，朱在、金履祥、謙等均主此說，詹初之言未必為偽。全祖望的反對透露出，過于強調以圈內、圈外劃分注文的層次會產生分裂文本的弊端，令讀者重其異而輕其同。朱熹曾言：“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注文的目的是發明經文含義，而非使讀者過于重視注文。因此，陸隴其既區分圈內、圈外之別，又強調貫通二者的義理。朱熹未作“例言”正有綰合經文與注文之意。反之，朱熹未作“例言”不代表《四書章句集注》無體例。本文試圖厘清《四書章句集注》的“○”標識問題，以求能深入理解這部儒家經典的體例與其廣大而精微的義理。
作者簡介：郭矩銘，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宋明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