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儒家中人常常給人“汲汲求名”的印象，儒家因此又有“名教”的別稱。在儒家影響下，中國文化表現出“重名主義”的傾向。然而，深入考察儒家的名聲觀念就會發現此中款曲值得辨正與澄清。首先，儒家看待名聲的基本立場處于有名與無名之間，主張生生之道應于名名之道中認取。其次，儒家重視人的死后之名，但也并非如莊子批評的那樣以身殉名，而是在特定情況下以身殉道；儒家看重身后之名不僅在于它是追求不朽的一種途徑，還在于個體是家庭和社會共同體的一份子。最后，需要特別留意的是儒家還將授予美名視為對君子缺乏世俗成功的一種補償。儒家以一種人文精神處理德福關系，建構德名一致的機制是這種人文精神的一種表現。

關鍵詞：名，名聲，殉名，德名一致

引論

中國古典時代的士君子大都期待“贏得生前身后名”[1]，以作為安頓生命價值及確定人生意義的一種途徑，至今猶然。好名似乎源自人的天性，無分于古今中外，[2]然而好名的風氣在中國文化中尤盛。中國傳統思想對此現象的關注和反思更多，也更為深入，儒家思想是其代表。對儒家中國而言，可以說存在一種“重名主義”。[3]這一特點從文化比較的角度更易覺察，日本學者森三樹三郎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寫了一本《“名”與“恥”的文化》，明確提出日本倫理思想以“恥”為中心，中國倫理思想以“名”為中心；他還敏銳地注意到漢語思維包含著一種“有名的東西必然是優秀東西”的內在邏輯。[4]

“名”有多重內涵，如名言義（名號；名字；名實；名理）、名分義（名位；名爵；名義；名頭）等，為人所好的這種名主要涉及名聲義（名譽；名節；名望；名氣）。名聲大致可以理解為按照某種標準而加諸于主體的名號之上的價值觀念的美惡及其大小程度。由于孕育了儒家思想的禮樂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以某種道德禮節為標準而評價人物，所以中國在前孔子時代就重視名聲問題并出現了對名聲觀念的反思?！兑葜軙?bull;謚法解》最早對名聲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提出兩條原則：其一，“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這是認為名應以實為根據；名聲產生的依據是行為，一個人有什么樣的行，才可受什么樣的名。其二，“行出于己，名生于人。”這是主張相對于行為可以由個人自己決定，名聲是不能自己來定的，只能交由他人和社會評說。

如果將名聲觀念作為一個哲學問題，我們就可以從以上兩條原則展開思考。其中，第一個原則涉及認識論。在漢語思想中，知識的獲得，無論是知人還是識物都系于名的觀念，所謂“以名表實而成知識”。[5]人們日常的知識積累大都經由具有大小及美惡特性的名聲而獲取，一定程度而言，我們的知識特別是常識由名聲的邏輯塑造。名聲所到之處，我們有知；否則無知。第二個原則涉及的核心問題是人的自我理解，具體來說即我如何看待他者及社會加諸我身的名聲。人在何種意義及程度上在乎自身的名聲既涉及人的社會交往，又關乎人的自我認同，因而大致涉及道德、政治、歷史和宗教等領域。名聲的認識論向度在中國傳統學術中雖有論說，卻乏善可陳?？梢灶A見，這將是當代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話題。[6]名聲的非認識論向度則是古人經常討論和思考的，也為一些當代學者所留意，然而這些研究大都側重于名聲的某個方面。[7]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對儒家名聲觀念的非認識論向度進行一種綜合的辨證和反思。

名聲觀念涉及對某個主體的贊美和認同與否并可分為強弱兩種：強意義指各種較為強烈的毀譽褒貶，弱意義則包括所有來自他者的認同、理解、肯定、重視或相反的態度。兩種意義比較，后者更為根本，討論名聲觀念應當兼及兩者。對個體而言，名聲還分生前與身后兩種。身后之名與生前之名的意義不同，生前我尚能聽到并理解他人對我的評價，死后就毫無所知了。不過，一方面，我在生前就可以預估死后人們對我的評價；另一方面，雖然我會死，但我的名聲依然可能留下并任人評說。因此身后之名不僅可以討論，而且有其特殊價值。接下來我們先審定儒家對名聲的一般立場，再專論身后之名。

 

一、在有名與無名之間

 

相比于道家的“自隱無名”，儒家往往給人“汲汲求名”的印象。漢末魏晉以后流行以“名教”二字稱呼儒學，而“名教”之“名”的直接涵義就是名聲、名譽、名節。例如當有人問顏之推“圣人以為名教”的意義何在，顏氏答曰：“勸其立名，則獲其實。”[8]其中的“名”就是名聲義，“實”則指名分的踐行和落實，名教即通過彰顯名聲而落實名分的漢代儒學體制。由于儒家強調社會成員珍重自身的名聲，所以當魏晉玄學家反思名教時，自然就回到了道家的無名立場。王弼提出：“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9]何晏也說：“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圣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10]這都是提倡無名，認為一味追求名聲，反倒有害于踐行仁義。名教在后來歷史上遭遇到各種挑戰，到了明末，包括李贄、顧炎武等在內一些學者對名教問題做了深刻反思。[11]其中以方以智的分析最為全面深入，他認為有名和無名未必如此截然對立，進而指出：

好名而畏死，人誠無奈其情何。然圣人之所以補救天地，使萬世安生，正惟恐天下之不好名而畏死也。明知好名之末流，故又使好“不好名之名”，自立忠信、廉知、退讓、仁勇諸名；其救世也，利十之九，弊十之一。而又以“無上之名”救之，放光動地，非名之別名乎？[12]

這是說好名就像畏死，乃人之常情。正因人人好名，圣人才設置名教，用以教化和安定天下。不過，一味求名會產生弊端，于是就以“不好名之名”補救；但“不好名之名”也有弊端，因而又以“無上之名”補救。無論“不好名之名”還是“無上之名”似乎都是“無名”，但歸根結底只是“名之別名”而已。方以智由此提出“名名之幾，即生生之幾”[13]的原則，認為名的問題具有某種根源性，不是一味肯定或一味否定就能理解的，生生之道應于名名之道中認取。以方以智的洞見為指引，可以對儒家的名聲立場做如下辨析：

首先，儒家對于個人求取名聲，始終保持相對積極的姿態?？鬃颖救司筒环磳η竺?，這表現在一方面，他對古代圣王不吝贊美之詞：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

孔子認為堯的功績堪比天大，簡直無法形容，“民無能名”正表述這種詞窮的情形。另一方面，孔子對別人的溢美之詞也不反感。例如：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論語•子罕》）

在達巷黨人看來，孔子非常偉大，卻沒有一個成名的專長。孔子聽說后竟認真地與弟子們討論起選一個怎樣的專長來成名，其中雖然包含了自謙之意，卻也并不排斥對他的這種評價。不過，孔子及儒家所看重的并非一般的名聲，而是君子之名。因而孔子指出：“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里仁》）《禮記•哀公問》也借孔子之口說：“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這都是講儒者固然愛惜名聲，然而這些名聲都圍繞著如何成就君子之名。

那么，儒家為何如此看重名聲觀念呢？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儒家認為個體雖然獨立，但無法與社會割裂。子貢曾經設想：“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所謂“加”，既包括權勢或利害，也囊括了來自他人的評價。[14]子貢想做一個不受任何人干擾和評價的獨立個體，孔子答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論語·公冶長》）孔子認為將個體與社會隔絕，既不現實，也不負責，因而面對長沮、桀溺這樣的“辟世之士”，他感慨道：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

在孔子看來，人是社會性存在，離群索居而與鳥獸共處不符合人類的本性，任何有責任感的君子都應投身社會，發揮價值。另一方面，儒家認為人生的價值應當在社會交往中確定。孔門中人正如隱士們界定的那樣是“辟人之士”，即在現實社會中尋求他人理解與合作的人。名聲作為來自他人的評價對個體的自我認知和人生追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果某個人的社會實踐活動未能獲得社會的肯定，常常說明這個人是有問題的。因此，孔子特別提醒：

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亦不足畏也已。（《論語•子罕》）

孔子認為，青年人的未來充滿無限可能，值得敬畏，但是如果經過了二三十年還是默默無聞，沒有什么聲望，恐怕就難有所成了。孔子此言既非討好青年人，也無意貶低中年人，而是提醒人們要根據外界的反饋調整自身的行動，進而鞭策自己。由此可見，名聲的有無與好壞往往對一個人的行動有某種促進作用。根據司馬遷，孔子晚年作《春秋》的主要動力就是如此：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晚年已經名聞天下，如何看待加諸己身的這個名聲呢？這大概是孔子那時思考最多的一個生命問題?？鬃诱J為，名應如其實，既然名聲太大，那么晚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完成“作《春秋》”這件實事以稱其名。王陽明對這段話的解釋最恰當：“‘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15]王陽明引用孟子的話，即君子對自身名不副實的情況是會感到羞恥的，由此就會激發行動的動力。此外，根據趙岐的說法，孟子也出于擔心自身的名實不符，因而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孟子》這部著作，所謂“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后人。”（《孟子題詞》）[16]由此可見，儒家重視名聲是因其將人理解為社會中人。

其次，儒家的對名聲的追求是間接的。儒家雖重視名，但講究的是名副其實，非常忌憚徒有虛名。孔子提倡“正名”，給人的印象是要改正名，其實是要改正實以符合名，馬振鐸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正名實質上是正實。”[17]因此我們看到孔子稱贊堯“民無能名焉”之后，馬上說：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ā墩撜Z•泰伯》）

孔子認為堯之所以擁有偉大之名是因為他的卓越貢獻，這些貢獻按照早于孔子的穆叔的說法即“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三不朽中，儒家最看重“立德”，也就是道德仁義，因而孔子反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里仁》）這樣來看，儒家是主張一個人因為追求道德仁義，才順便收獲了名聲。然而，由于道德仁義本身就是目的，因而儒家堅決反對以道德仁義作為求名的手段?？鬃诱f：“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孟子講：“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都是主張踐行仁義是分內之事，并非為了好評或者仁義之名。至于仁義之名的產生則是不期然的，更多時候是水到渠成的事。儒家在這一點上與繼承了儒家經世精神的黃老學一致：“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文子·符言》）“圣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淮南子·繆稱訓》)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有君子和平民的區分：“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固然應當以道德仁義為目的，但是不能以此高標準要求平民，平民看重名利在儒家看來，未嘗不可。并且正因為平民看重名，所以后來儒家才發明了一種“以名策善”的治民之術，曰“名教”。[18]有見于此，儒家認為人對于名聲可以有不同的態度。顏之推分析道：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奸，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19]

所謂“上士”就是君子，他們追求道德，目的卻不是為了求名；“中士”指平民，他們不知“讓名”，由此卻可使其修身慎行；“下士”對應小人，他們竊取浮名，私底下卻干不道德的事?？傊瑥拿暽婕暗膶ο髞砜?，儒家的基本立場也處于有名與無名之間，唐君毅總結得很到位：“于人之才德盛而名不聞者，則教以務更修其德，而以其名之聞不聞，任諸他人。于其名之過于其實有之才德者，則教以更求其才德之盛，足以稱其名。至對人之好名求名者，則恒順其心，而更教之以當如何自修其才德，方可有美名傳天下后世。”[20]

 

二、身后之名的求取動機

 

現在專論身后之名。中國文化重視人死之后的名聲，有兩個重要表現：其一，中國很早就形成了謚法傳統。王公貴族人物死后，根據其生前作為給予相應的稱號，此即謚法制度?！兑葜軙?middot;謚法解》中講：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

周公等人在西周建立之初制禮作樂，其中一項就是制定謚法。謚法制度規定王公貴族死后會給予專門的謚號。謚號是依據其一生的行為和功績所做的評價，一般有“上謚”“中謚”和“下謚”之分。謚法制度自周代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21]雖然這一制度主要針對貴族階層，其中體現的注重蓋棺論定和身后之名的觀念則注入了多數人的頭腦。其二，士階層更注重死后之名甚至出現了“殉名”現象。莊子曾指出：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莊子·駢拇》）

老子很早就發出“名與身孰親”的詰問。（《道德經·第四十四章》）莊子則進一步從道家“貴身”的立場出發，批評社會各階層的人都追求外“物”，均存在“傷性以身為殉”的問題。其中士階層所追求的主要就是“名”，為了求名，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實際上，士階層是最早對“名”的問題產生自覺因而特別留意的。小人還在為謀生奔波，大夫、圣人則各有家庭或天下的責任，只有處于貴族最低一等的士一方面不為生計問題壓迫，另一方面又不必承擔貴族的責任，因而才留意到作為一種精神追求的“名”的價值。

以上兩方面，后者更值得關注，士階層熱衷于求名的現象還可以進一步分析。春秋戰國時代的士有文士、武士之分，“以身殉名”的現象實際上主要發生于武士階層，因而賈誼有“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說法，烈士即屬武士。此外，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講述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五位刺客的殉名故事，最后指出：

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

司馬遷所講的這些作為武士的刺客為其主公而犯險行刺，其主要動機就是為了求名，最后也的確做到了“名垂后世”。武士的行為完全可以理解為殉名，不過，莊子批評的“士以身殉名”所針對的主要是儒家的文士，因而莊子還將“士”換做“君子”而言：“小人殉財，君子殉名”。（《莊子·盜跖》）可是嚴格來講，儒家的文士并不會認同“以身殉名”的行為。從儒家的角度而言，他們相信有一種比生命更珍貴的東西，在某些特定場合為了保存這種珍貴的東西，是可以拋棄生命的。因而孔子有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也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上》）可見，道德仁義就是這種最珍貴的東西，只不過道德仁義的成就與名聲的確立是同一個過程。《韓詩外傳》這樣講：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韓詩外傳·卷一》）

這里講得很清楚，儒家的士并非不愛身，但對他們而言，忠、信、廉比身更重要，在特定的情境下，寧愿殺身以存義，也不愿茍全性命。不過，雖然他們的目的是成就忠、信、廉，身后之名也往往得以彰顯。正因如此，儒家的以身殉道才被誤解為以身為殉而求身后之名。[22]在這一點上，儒家與那些相信“士為知己者死”進而殺身成名的烈士或刺客是根本不同的。

盡管儒家并不主張以獲得身后之名為目的而殺身或傷身，但仍表現出對于死后之名的強烈興趣。那么，其動機何在呢？一般而言，死后留名是對抗脆弱而易于腐朽的肉身而達到不朽的一種途徑?！蹲髠鳌分心率遽槍?ldquo;死而不朽”的可能性所提出的“三不朽”的說法為歷代儒者所認同：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儒家是生命的學問，必然關注生命永恒問題。不過，孔子明確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可見儒家不是從死亡出發去想象一種來世或彼岸的永恒，而是從此生出發去尋求一種“死而不亡”的境界。[23]這種“死而不亡”的主要表現方式即死后之名。“立德”“立功”“立言”乃是名聲之實，實至方可名歸，因此三不朽乃是以名聲的觀念對抗生命的易朽。魏文帝曹丕在《與王朗書》中將名聲與不朽的關系講得很直白：“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24]史家劉知幾則對名聲何以能獲不朽作了精要分析：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 如白駒之過隙, 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 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 下窮匹庶, 近則朝廷之士, 遠則山林之客, 諒其于功也，名也, 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25]

當人們意識到自身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暫之后，自然產生一種對于速朽的恐懼和不甘，以及對于不朽的渴求與向往。這種心理，“上起帝王，下窮匹庶”皆不能免。于是人們就通過建立功名來對抗，然而當世的功名也并不長久，最終可以實現不朽的有效途徑是“書名竹帛”。不過，真正能夠通過史家手中之筆而留名青史的畢竟只有帝王將相和少數英雄豪杰。于是，后來又興起“立碑鐫銘”的風氣，不僅統治階層如此，民間亦很普遍流行，至今未衰。歐陽修曾將這種追求不朽的原理概括為“托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26]

然而，這種通過樹立身后偉大英名而希望獲得不朽的方法是否能通達真正的不朽呢？平心而論，名聲顯然不能對抗死亡本身，至多只是對死者生前的一種有限的心理慰藉。何況名聲本身也會隨著記錄媒介的消亡而消亡，因而杜甫《戲為六絕句》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27]根據顏之推的記載，有人曾對名聲對抗不朽的可能性提出了質疑：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馀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迒鳥跡耳，何預于死者，而圣人以為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亦眾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筑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28]

這是認為人死之后，形體消亡，精神消散，即使留下一些浮名，也像蟬留下的殼，蛇留下的皮，鳥獸留下的痕跡一樣，對于對抗死亡本身沒有任何直接作用。就此而言，圣人提倡的名教又有什么價值呢？在顏之推的回應中，總結了死后之名的兩種價值：其一，庇蔭子孫。祖考的嘉名美譽既可以成為子孫學習的榜樣，也可以由名得利，為子孫帶來實際的利益?！缎⒔洝分幸仓v：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

這是認為孝始于愛身，而終于愛名。在儒家看來，個人從來不是抽象的獨立個體，而是與家族聯系在一起，自己死了，子孫還在，自己可以獨善其身，但還要顧及父母，由此就不能不重視后世之名。其二，勸人為善。所謂“勸其立名，則獲其實”。圣人在整個社會掀起一種重名的風氣，于是人們為了獲得美名，返過來會以善的標準要求自身，因而愛名的本質是“立身”?？梢园l現，這是將一個人對親人的責任推廣至整個社會，意即人不僅應當顧及父母、子孫，還應當念及社會共同體的其他人，由此也需看重身后之名。

 

三、德名一致的人文機制

 

儒家重視人的名聲，更為深刻的一種考慮還在于將授予美名視為對有德者缺乏世俗成功的一種補償。儒家的君子往往難以獲得世俗的成功，因而儒家希望為他們爭取相應的美名以作為彌補。荀子明確指出：

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荀子·儒效》）

在荀子看來，大儒的現實際遇可能很糟糕，或許會一直處于窮困之中，但是他們卻可以享有一種“貴名”，連王公也不能與之相爭；同時這種“名”還具有超越歷史的永恒性，任何的世俗權貴都不能玷污它。

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君子得名的具體機制及其意義，這涉及儒家對于德福關系問題的特別理解方式?！吨杏埂酚涊d：

子曰：“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生之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如果我們將“位”“祿”“名”“壽”看作世間幸福，那么這段話顯然表述了儒家對于道德與幸福關系的看法。在西方哲學中，康德提出了較為完善的德福關系學說。他認為最高善是德與福的結合，然而現實中的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者未必有德，為了德福相配，就需要上帝作為一種終極性的保障。[29]儒學對德福關系的理解與此不同，此處的“必”字不宜理解為“必然”，只是表達一種期待，因為儒家的“天”無法像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樣能夠確保德福一致。

儒家對德福關系的處理秉持一種人文精神，這表現在它雖然也有超越層面的追求，“但它從來沒有像基督教或其他宗教那樣將立論的根基置于神之上”。因而對于德福關系，儒家一方面希望德福一致，另一方面卻也坦然承認有德之人未必有福。[30]《荀子》中的一段材料很能說明問題：

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為必用邪？……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荀子·宥坐》）

子路的觀點類似于康德，他認為“天”作為一種終極性的存在必然能夠保障善與福的匹配，并以此來質問孔子作為有德者，卻為何遭遇不幸?？鬃訑嗳环穸说赂Ｖg的必然聯系，認為由于時與命的不同，德福不一是常見的現象，應當坦然承認并接受。不過，儒家承認和接受德福不一是建立在有所作為的基礎上的。孟子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只要盡力修身，那么無論壽命長短，都可以坦然認命。具體而言，這種認命之前的有所作為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將“位”“祿”“名”“壽”等方面的不幸轉化為某種道德幸福。儒家認為一個人在成德行善之后，內心會生發出一種使人心生愉悅的道德之“樂”，這種道德愉悅感作為一種精神幸福也是一種福報。另一種是從“名”相比于“位”“祿”“壽”的特殊性著手。得名既是一種精神幸福，又有可能轉化為物質幸福。[31]此外，給予名譽相對來說也更易操作，于是就可以人為構建一套評價機制，以盡可能確保有德者享有美名。

前一種思路的闡發，學界已有很多。[32]我們這里主要疏通學界論及較少的后一種思路。從中國文化的發展看，史家最早產生了建構評價機制的自覺意識。中國至少從春秋時代就形成了秉筆直書的傳統，從齊國太史三兄弟以生命捍衛史家節操而堅持書寫“崔杼弒其君”，到晉太史董狐直筆“趙盾弒其君”，都旨在建立一種公平的評價機制。秉筆直書一方面是將亂臣賊子訂上歷史的恥辱柱，另一方面則是將賢能之士請到歷史的聚光燈下，使之青史留名。后者就涉及表彰君子進而保障其德名一致的問題。司馬遷對此體會最深：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史記·伯夷叔齊列傳》）

《史記》的《列傳》系列是為帝王和諸侯以外其他各方面有影響的人物立名的，在首篇《伯夷叔齊列傳》中，簡單敘述了伯夷、叔齊的事跡之后，司馬遷談到了撰寫《列傳》的初衷。司馬貞《索隱述贊》評釋道：

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兇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云！[33]

這是認為人們往往相信“天道平分”，即有德必有福。然而，這句話對善者而言不過是一句空言，否則，歷史上也不會出現盜跖這樣的大盜猖獗聚首，而伯夷、叔齊這樣的賢者卻餓死于首陽山下的情況。因此，吉兇的依附與善惡的報施似乎沒什么規律可言。不過，司馬遷發現原本寂寂無名的賢者可以通過依附“青云之士”而留名，比如伯夷、叔齊和顏淵就因為孔子的稱贊而名聲彰著。體會司馬遷撰寫《列傳》的用心，就是立志做一個“青云之士”，通過手中的筆為那些有德無名的賢者立名，以實現天道平衡，德名一致。

司馬遷將孔子視為一個“青云之士”自然是正確的，但他并沒有指出孔子其實也像他自己一樣，是一個具有自覺意識的“青云之士”?？鬃永^承了歷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傳統，卻比他們更進一步，認為人類可以建立一種德名一致的人文主義傳統，進而“以名策善”，促進整個社會善的提升，實現天下平治?？鬃舆@一想法最終落實為《春秋》這部書。孟子曾言：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ldquo;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

在孟子看來，《詩》與晉、楚的《乘》《梼杌》以及孔子的《春秋》之間有內在貫通性?！对姟繁揪陀懈柙伜椭S諫作用，《春秋》等史書則包含著褒貶善惡之意，其中的“義”是相通的，孔子對此有自覺意識。孟子還認為孔子作《春秋》的意義可比擬大禹治水以及周公的兼夷狄、驅猛獸：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

《春秋》的意義所以如此之大就在于孔子發現了史書褒貶善惡的評價功能?？鬃酉嘈牛绻ㄟ^構建歷史而在德名之間建立一種平衡，那些原本可能成為亂臣賊子的人就可能因為不喜留下惡名而心生警懼，進而克制自己；與此同時，那些希望留名青史的人也會因此而生出為善的動力。

不過，照孟子的說法，“《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建立德名一致的評價機制本是圣王的職責。然而東周以后，天子衰微，不能擔此大任，于是孔子才以布衣圣人的身份做這件事。所以，孟子又言孔子完成《春秋》以后感慨：“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由此可見，授予名聲的評價機制究竟應由王還是圣擔當，的確是個關鍵問題。在先秦時代，法家也注意到名聲對人的激勵作用，因而他們主張將授予名聲的權力收歸國有，由專制君主和法律來決定。商鞅提出：“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商君書·算地》）韓非子也說：“圣王之立法也 ，……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韓非子·守道》）孔子想必對這種可能性已有預估，所以他當時就以一種舍我其誰的精神將授予名聲的任務承接過來并認為茲事體大，據說他創作《春秋》時，“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漢代以后，儒家士大夫階層崛起，他們在道統的意義上繼承了孔子的事業，開創了名教傳統，其中一項基本任務就是授予名聲，維護德名一致。然而，近代以來，當中國知識精英全方位轉投西學以后，這種德名一致的人文機制也就式微了。

 

余論

 

一百多年以前，胡適在其開風氣之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就指出：“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并認為“自從孔子提出‘正名’的問題之后，古代哲學家都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34]這顯然是在中西哲學比較的視域下對中國哲學與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重名主義”的一種洞察。不過，“名”有名言、名分和名聲三種基本義，胡適對“正名”采取的是經學家意義的正名言，對于理學家重視的正名分以及文史家關注的正名聲措意不足。[35]胡適之后的現代儒學研究，雖對正名分意義下的政治和倫理話題常論常新，卻始終未能正視正名聲的問題。就此而言，從名聲觀念的視角切入孔子和儒家的“正名主義”，不僅應當，而且必要。儒家是在什么意義下看待名聲的？大體來講，儒家對名聲持一種中道立場，既注意和肯定了名聲觀念的根源性，又對其限度有相應的認知。就根源性而言，儒家肯定名聲，源自重視個體的社會性。就其限度而言，儒家一方面不以求名為目的，而以仁義為鵠的；另一方面則充分意識到求名雖不能達至真正的不朽，但名聲既然是對人的一種補償，就可以在一種人文精神的指引下建構一種德名一致的人道平衡機制，因名促善，進而平治天下。

作者：茍東鋒，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