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化智庫類型分布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智庫索引
編者按
距離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還有10年,“十五五”時期的5年,必將是實現這一目標極為關鍵的五年。隨著“十五五”規劃和文化強國建設規劃綱要呼之欲出,文化界各領域、各群體、各行業肩負的責任愈發重大、任務愈發緊迫。習近平總書記在2025年第8期《求是》雜志發表的《加快建設文化強國》重要文章中指出,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匯聚起文化強國建設的強大合力”。接下來一段時間,光明智庫將以組織論壇對話的形式,持續關注文化智庫、青年群體、數字經濟、文化產業、文化事業、文化大省等在文化強國建設中的能動作用,以及科技、教育、傳統文化、文化出海等相關主題,敬請關注。
適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發布十周年,光明智庫近日以“文化強國,智庫何為”為主題,組織了文化強國系列的首期圓桌對話,在此摘錄部分精彩發言與讀者分享。
與談人
祁述裕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行政文化委員會主任
傅才武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李剛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主任、信息管理學院教授
張錚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主持人
本報記者陳恒陳之殷
1.當前我國文化智庫發展現狀
光明智庫:今年是《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發布十周年。當前,我國文化智庫發展現狀如何,它們在文化強國建設重要領域中發揮了哪些作用?
李剛:文化智庫是指以文化藝術活動、業務、管理和事業發展為研究對象,以揭示文化藝術與政治、經濟、社會互動的內涵、特征與規律為主要任務,以戰略研究、政策研究和發展研究為主要對象的研究機構。我國當代文化智庫起源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音樂研究所、中國美術研究所、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等機構,目前已經形成了結構完善、類型豐富、功能齊全、特色鮮明的文化智庫體系,進入中國智庫索引(CTTI)的文化智庫有145家。
首先,文旅系統是文化智庫的主力。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文物局以及各省區市等都有自己直屬的具有政策研究、產業研究和發展研究功能的專門機構。比如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都是具備智庫功能的研究機構。我國31個省區市均建有省級文化藝術研究機構,其前身多為當地文化廳(局)所屬的工作組或戲劇研究室,之后逐漸從行政機構中脫離出來,成為省級文化行政主管部門所屬的事業單位。其次,社會科學院和高校也是文化智庫建設的重要陣地。隨著文化智庫體系的不斷拓展與完善,近年來還有更多不同類型的機構被納入文化智庫建設的版圖,以適應新的發展需求。2021年,文旅部辦公廳發文確定國家圖書館等19個單位入選首批文化和旅游行業智庫建設試點單位。2024年,教育部和國家文物局公布了20家國家革命文物協同研究中心名單,文件明確指出智庫是協同中心的四大功能之一。
祁述裕:隨著我國文化的發展,文化智庫也進入到繁榮時期,呈現三個突出特點:一是數量多,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文化智庫數量有300多家;二是類型多樣,主要有四大類型:黨政機構文化智庫,社會科學院文化智庫,高校研究機構文化智庫,民間文化智庫(包括社會組織文化智庫和企業文化智庫)等。三是作用面廣。文化智庫的作用涉及文化政策、文化產業、文化遺產、國際文化交流等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承擔著多種功能。
近些年,特別是“十四五”時期,文化與科技、文化與百業融合不斷加深,文化形態越發繁復,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大,文化智庫在文化強國建設中的作用也更加凸顯。以文旅部為例,文旅部在決策過程中十分重視發揮文化智庫的作用。近些年來,先后成立了公共文化服務專家委員會、文化產業和旅游業專家委員會、文化節慶專家委員會等,吸收文化智庫深度參與文旅領域重大政策和規劃制定。此外,“十四五”時期,文旅部還面向社會遴選了40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這些基地承擔著收集信息和數據、提供咨詢建議的任務,為政府決策提供重要參考。民間文化智庫的崛起是“十四五”時期值得關注的現象。比如,騰訊研究院等聯合實施的“探元計劃”,通過前沿數字技術助力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探索“文化+科技”的創新模式,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又如,北京觀恒文化發展研究院是一家由北京市文旅局主管的民非研究機構。該研究院先后參與了文旅部“十三五”“十四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制定,發揮了民營研究機構決策咨詢的作用。
傅才武:“十四五”時期,我國文化智庫在文化強國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文化智庫(包括旅游行業智庫)機構依托學科交叉和教育行業、文旅行業聯通的兩大優勢,為政府提供專業化政策建議,在輔助政府科學決策、精準決策和智慧決策方面,發揮了思想庫的作用。例如,中國旅游研究院作為國家級旅游智庫,通過系統的調查網絡獲得全國旅游數據,發揮了支撐旅游決策、創新旅游理論、引領行業發展、培育旅游人才等職責,在旅游行業的決策制定、理論創新以及發展方向引領等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中國藝術研究院作為國家級綜合性學術機構和專業智庫,在非遺數字化保護、藝術創作引領、非遺傳承、跨領域國際合作等方面推動了文化創新發展。
另一方面,文化智庫通過學術創新引領生產力要素聚集,推進理論成果轉化為文化生產力。隨著文化產業和旅游行業從粗放型的第一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第二階段,體現觀念創新和模式創新的學術創新成為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和催化劑。比如,自2011年以來,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持續開展長江文明保護傳承的研究,向國家部委和省市政府提交了20多份關于長江文明創新發展和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武漢先行示范區的研究報告,得到了省市政府的重視采納,先后推動了長江文明館、中國(武漢)長江博物館(籌)落地武漢;策劃推動了武漢“長江文化主軸”等重點項目,使長江文化研究成果轉化為推動地方發展的現實生產力。
2.以制度創新補足發展短板
光明智庫:面向“十五五”以及建設文化強國長期目標,文化智庫建設還存著哪些短板,如何通過制度創新提升文化智庫的作用?
祁述裕:“十四五”時期,我國文化智庫十分活躍,在推動文化繁榮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主要表現在:一是特色不明顯,辨識度不高;二是闡釋性研究、追蹤式研究多,缺少前瞻性、創新性的概念、理論和研究成果;三是缺少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智庫。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文化、人類文明的發展格局、演進態勢正經歷深刻調整和重塑,人類文明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從國內看,當代中國正經歷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著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在此背景下發揮文化智庫分析社會心理、引領社會思潮、把握文化發展走向、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的作用更加必要和緊迫。
文化智庫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形成合力。從國家層面來說,應進一步完善支持文化智庫的政策體系,厚植有利于文化智庫發展的社會土壤和市場環境,充分發揮文化智庫的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功能,進一步提升國家軟實力。從文化智庫來說,應重視發揮自身優勢,致力于專業化、差異化、特色化發展,注重文化智庫的品牌建設。從研究者來說,應堅定理想信念,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力戒浮躁,努力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主張,不斷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力量。
張錚:面向未來,文化智庫的挑戰還有不少:其一,咨政的能力仍有待提高。集中體現在對文化發展的核心問題要把握得更加精準,研究視角要更為前瞻,對政策工具和治理體系的理解要更加深入。這樣才能提出真正高水平、有見地、能實施的政策建議。其二,咨政的科學性仍有不足。集中體現在科學的政策分析工具普及性不足,新型研究方法對決策參考的支撐能力仍欠缺,各智庫之間的協同也還不夠緊密。其三,從學理研究到智庫研究再到政策設計的轉化通道存在一些梗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評指揮棒對智庫研究關注不夠,專職學術工作者與政府部門銜接比較少、掛職機制不太完備。其四,文化智庫參與國際智庫界和學術界的話語爭奪的國際影響力、競爭力還有欠缺,文化智庫產出的原創性思想還不夠多,對全球思想領域的議程設置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其五,智庫專家的媒介素養和媒體應用能力還需進一步提升,能夠在全球媒體高水平發聲、利用各類現代媒介解讀我國的戰略、政策與核心觀點的專家隊伍仍有待繼續擴充。其六,政府部門與智庫之間的關系尚需進一步理順,應建立更加高效、合理、科學、規范的智庫與政府之間的協同關系,加大對智庫機構開展高水平智庫研究的支持力度。
傅才武:面向“十五五”以及建設文化強國長期目標,第一,需要強化頂層設計,進一步整合智庫資源,建立“政府—高校—企業”協同機制,強化智庫市場化運作能力;通過設立文化智庫專項基金,優化智庫人才激勵機制,推動智庫機構的研究范式從“理論闡釋”向“問題導向”轉型。第二,推進文化智庫建設,當務之急是打造專業化研究團隊。一些智庫或可突破已有的體制約束和學科框架,但專業化團隊建設卻非一日之功。要在合理配置傳統基礎型人才資源的基礎上,引進吸收行業型研究人才和復合型文化人才,優化智庫團隊的專業結構和能力結構。第三,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公共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作用,建立國際影響力評價指標體系,完善政府機關、高??蒲袉挝恢g的人才交流機制,搭建中外智庫聯合研究平臺,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智庫的影響力,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強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3.以新興技術提升研究效能
光明智庫:在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智庫應如何創新研究方法,利用大數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提升研究效能?
祁述裕: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智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源得到了極大拓展,以海量數據(內容)為基礎的數學模型以及各種自動化的計算工具,極大地提高了智庫研究成果的質量和實效性。各類智庫逐漸由傳統的依靠信息分析與專家經驗為主導的工作模式,轉向了面向數據(內容)、以模型和算法為驅動力的工作模式。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提升數據化思維。在數字時代,通過數據分析可以洞察問題、明晰趨勢,提供更精確的決策。就文化智庫來說,一方面可以整理自有的資料數據和項目成果成為特色數據池,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網絡平臺、輿情監測、統計數據等海量數據,提升精準輔助決策的能力。有條件的智庫還可以運用這些特色資源來訓練垂直類大模型,進一步提升數據價值。
二是提升人機協作能力。與人類研究者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跨領域的信息整合能力,能夠組合不同領域的知識產生新的見解,提出許多人類研究者未曾關注過的新視角。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進行的數據收集、外文翻譯、圖表制作等工作,能夠使研究者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時間從事更為復雜的創造性思考。因此,文化智庫利用知識儲備和專業視野,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有深度的問題,并與AI共同尋求答案,將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
三是提升決策智能化。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智庫發展將出現智能決策系統部分代替智庫專家經驗決策的趨勢。比如,構建仿真決策模型,模擬分析不同政策條件設置帶來的多維度連鎖反應等。國外有智庫不斷創新運用新方法和新工具,提高智能決策水平。它們設立了應用網絡分析與系統科學中心、因果推斷中心、博弈中心、可拓展計算與分析中心等,開展風險評估、情景分析、政策模擬等智能決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張錚: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全面影響著各個學科的發展路徑,也深刻變革了智庫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手段。文化智庫亟須進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創新,用跨學科協作和全球化視野,搭建理論引領、數據驅動、智慧研判、綜合決策的新型智庫研究體系。首先,建立能夠適應各細分領域發展的從戰略到戰術的理論方法,針對我國文化智庫建立分類指導、分類發展的垂直功能劃分,提升理論原創能力。其次,構建覆蓋全域文化政策、規劃與效益的大數據智慧平臺。面向文化智庫開放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建立覆蓋“中央—省市自治區—地市”的三級政策、規劃和文化產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發展的大數據體系,建立國家級文化消費行為數據采集機制和分地區、分行業案例庫,對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建立科學評估體系,部署自主知識產權垂類大模型,利用AIGC技術自動生成研究報告、政策建議,顯著提升研究效率。最后,推動跨學科、跨文化數據庫共建機制,在確保文化安全基礎上建立文化智庫與其他學科智庫的數據授權機制,通過API接口實現數據互操作??偨Y來看,推動新興技術賦能文化智庫研究可以從技術上促進技術會聚,從方法上推動數據密集型文化分析方法創新,從制度上搭建平衡安全與開放、符合數據倫理與規范的“實時感知—智能決策—動態反饋”的研究閉環。
李剛:目前我國文化智庫調研工作主要采用的還是研究人員深入基層、深入現場開展專家訪談、意見征詢、收集數據和案例等方式。在堅持傳統的調查研究方法,抓到第一手數據、資料、案例和問題的基礎上,的確要發揮大數據和AI等新技術的長處,提升研究效率。比如,文化場館的觀眾研究,通過多模態信息和數據采集,分析觀眾的觀展行為特征,這種方法的準確性和高效率就是傳統研究方法無法比擬的。但是,也不要迷信AI,AI目前只能起到輔助功能,將AI用于數據采集、數據分析能夠提高研究效率,但是直接用AI來寫決策咨詢報告,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必須依靠專家的大腦。要時刻警惕AI濫用帶來的各種安全風險,穩妥、適度、適量地使用AI。
4.以融合生態涵育人才隊伍
光明智庫:文化智庫在人才培養、評價體系優化方面可提供哪些支持?如何通過跨領域協作營造“識才、重才、愛才”的生態,助力打造高水平文化人才隊伍?
李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創造核心在人。”育才、儲才和用才是文化智庫的重要功能之一。在高水平文化人才隊伍建設中,文化智庫可以做的工作很多。一方面,像中國藝術研究院這樣的機構,本身就有完整的研究生培養體系,是文化人才培養的重鎮。另一方面,文化智庫也是文化人才大顯身手的場景。文化創造重在實踐,而部分高校藝術和文化學科在人才培養上過于重視學理,這種模式下培養出來的人才,難免會存在曲高和寡、眼高手低的問題,而文化智庫天生具備實踐基因,更接地氣。智庫的實踐基因和高校文化學科的學理基因互為表里、體用合一,這樣培養出的文化人才理論基礎好、動手能力強、創造力才旺盛。高水平文化人才不是評選出來的,而是在文化創造實踐中冒出來的,文化人才不等于高學歷,很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都是實踐能力突出的文化創造者。因此,打破“五維”,塑造唯才是舉、重在創造的惜才愛才用才生態,才是文化人才誕生的最佳土壤。
傅才武:一方面,要在建設新文科的大背景下,優化智庫人才培養模式。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是全國高校第一個招收“文化產業管理”碩士和博士的智庫機構。就新型交叉學科“文化產業管理”的人才培養經驗來說,一是依靠高校與企事業單位之間的合作培養,理論與實踐培養并重;二是推進文化內容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高校作為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重要陣地,要通過教育改革強化創新人才培養理念,開設文化與科技交叉融合的課程和專業,如文化數據科學、數字藝術、AI工具應用等,特別是要建設場景驗證平臺,大力推進文化政策實驗室建設,建立研究成果中試基地,為學生打下堅實的方法論基礎,培養兼具文化底蘊和科技素養的創新型人才。
另一方面,研究智庫人才的專業特征,優化文化智庫人才的評價體系。智庫人才既要求具備深厚的學術背景、跨學科能力和技術應用能力,同時又要求熟知特定行業的實踐,了解該行業的歷史和發展趨勢。作為研究公共事務的專業人員,智庫人才應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和職業道德。其研究是一種基于理論背景的應用性為主的研究,對應的是理論成果和咨詢報告并重的評價標準。優化智庫人才評價體系,既要考慮研究成果的質量、影響力和實際貢獻,同時也要平衡量化與主觀評價,建立完善“理論成果—咨詢報告—項目轉化—落地實施—績效評估”的“閉環評價系統”。通過多元化培養途徑和創新激勵措施,吸引、培養和留用高水平智庫人才。
5.以全球視野提升國際影響力
光明智庫:文化智庫如何通過提升國際傳播話語權,進一步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祁述裕:一個國家的發展既是經濟、軍事等硬實力提高的過程,也是價值觀念、文化感召力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隨著我國硬實力的發展,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也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前不久,英國“品牌金融”咨詢公司發布的《2025年全球軟實力指數》顯示,中國國家軟實力排名大幅度提升,從2021年的第八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二位。盡管近些年我國軟實力有了顯著提升,但西方國家長期掌握國際文化傳播話語權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國際知曉率和認同度還有待提升,有理無處說、說了也傳不開的情況仍時有發生。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加強多渠道立體式國際傳播體系建設。其中,文化智庫責任重大,應自覺承擔起引導輿論的責任,增強中國文化在國際輿論場的影響力。一是提供權威解讀。比如,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書系在海外引起共鳴和關注。該書系通過一個個故事回應了國內外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熱點問題,對于海外讀者和專家學者了解中國共產黨歷史和執政理念起到了積極作用。二是搭建平臺,強化議題設置能力。借助北京文化論壇,國內一些知名文化智庫從文化與科技融合、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互動、城鄉融合發展等多個視角,豐富了城市文化治理的理念和內涵,引起了與會國際嘉賓的濃厚興趣。三是提出中國方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比如,在G20杭州峰會期間,中國智庫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智庫會議(T20)等各種交流活動,積極推廣“中國方案”,幫助國際社會全面客觀地認識中國,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濃厚興趣。四是在加強交流和對話中創新話語體系。闡述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綠色發展”等中國理念、中國精神。
張錚:在我國文化軟實力不斷提升、在全球輿論場和文化市場具有越來越高的影響力的時代,我國文化智庫在全球文化發展中的可見度、影響力、話語權都需要進一步增強。第一,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全球三大倡議”等,組織文化智庫“走出去”在國外主辦或協辦各類學術會議,組建“全球南方”各學科學術聯盟,聯合國際智庫機構發布研究報告,解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展現中國國際合作成果。第二,深入開展區域國別研究,踐行精準化、輕巧化傳播策略,將“中國想說的”與“受眾關注的”進行精準匹配,密切文化智庫機構與文化出海企業、全球化平臺企業的合作,探索中華美食、中國非遺等具有較強全球影響力的文化標識符號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良性模式,以文化智庫的高水平研究為網絡文學、網絡游戲、微短劇等新型文化業態和生活分享短視頻、新國潮等優質數字文化內容提供針對性的出海建議和數據導向的效果評估。第三,吸引全球優秀學者加盟我國文化智庫,鼓勵國內智庫設立海外分支機構或進行人才國際交流,培養具有全球勝任力的跨文化研究人才。
李剛:在中國已經是全球文化事業建設和全球文化治理的重要參與者情況下,文化智庫面臨的已經不單單是提升國際傳播話語權的問題,而是要探討中國如何以天下為己任、如何以傳統和當代中華文明的能量和營養來滋養人類精神文化生活的問題。承擔這樣的重任,當下的文化智庫顯然還面臨本領不足、能力缺乏、綜合實力不夠等問題。因此,文化智庫一方面要更新觀念,思考問題時必須具備全球視野,另一方面要增強實力、提高能力、技術賦能,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方面擔當排頭兵。同時,要加強對文化智庫開展國際交流、國際傳播、國際會展活動的政策支持力度,精簡優化審批審查程序,文化外交、文物外交、圖書館外交、戲劇影視外交才能百花齊放,中華文化影響力自然而然就能在全球范圍內潤物無聲、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