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這條古老而神秘的通道，作為溝通古代中國與中亞、中東、歐洲等地區經濟與文化的橋梁，承載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多樣文明，深刻地影響今天世界各地的文化習俗和生產生活。
絲綢之路的定義
絲綢之路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提出，他將中國到中亞的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經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后來，德國歷史學家阿爾伯特·赫爾曼進一步深化了絲綢之路的概念，他主張將絲綢之路的范圍一直延伸到同時期的羅馬帝國。
如今學界對絲綢之路的定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絲綢之路指西漢張騫鑿空西域后商旅行進的沙漠綠洲之路。廣義的絲綢之路不僅包括陸上的沙漠綠洲路線，還涵蓋了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以及連接中國西南地區與印度的西南絲綢之路（包括蜀身毒道和滇緬古道）。
從目前的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在狹義的絲綢之路開啟之前，相關交通的歷史還可能追溯至更早。西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大月氏，熟悉西域的匈奴人甘父（堂邑父）擔當其向導，這或可說明漢代西域交通的情況。張騫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一帶）發現過蜀布和邛竹杖，說明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四川等西南地區與中亞就有貿易往來。
考古發現顯示，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在我國內地多處發現域外文物，如河南淅川徐家嶺10號墓出土春秋戰國時期玻璃蜻蜓眼、合浦文昌塔70號漢墓出土玻璃杯等，這些或可視為絲綢之路開辟之前局部貿易往來的證據。
關于絲綢之路，我們要避免幾個認識上的誤區：第一，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并非只代表一條明確的道路，而是一個道路網絡；第二，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其貿易范圍遠不止絲綢一種商品，香料、漆器、茶葉、金銀器等各種珍貴商品也在這條商路上流通；第三，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通道，還是當時生產技術、思想、文化藝術以及科學技術等交流的紐帶。
本次講座，我們將結合考古發現，從衣、食、行、文化與思想、科學技術等方面為大家介紹古代各國各地區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交流互鑒，以及絲綢之路對古人乃至我們今天生活的影響。
絲路交流中的“衣”
關于絲綢起源，除了起源于中國這一公認的說法之外，還有希臘科斯島起源說以及印度起源說等說法。
一般認為，絲綢的起源地應有三方面的節點證據：一是利用野生桑蠶繭的繭絲制成絲綢，二是馴化野生的桑蠶成為家蠶，三是為養蠶而人工栽培桑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類將野生桑蠶馴化為家蠶，以及將蠶絲織成絲織品。從考古發現來看，在印度和中亞發現的絲綢，尚處在利用野生蠶絲階段，未馴化出家蠶；希臘科斯島使用的是野生蠶絲，而且當地居民不會繅絲。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嫘祖（先蠶娘娘）、馬頭娘娘教民養蠶的傳說。嫘祖是傳說中的中華人文始祖軒轅黃帝的妻子，西陵氏之女。嫘祖發明和推廣了植桑養蠶及繅絲制衣的技術，開創了蠶桑文化，被尊為中華民族蠶桑業的始祖。
當代考古發現確認絲綢起源于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國家。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夏縣師村遺址發掘了半個人工割裂的仰韶文化時期蠶繭標本；20世紀五十年代，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距今約4200年的家蠶絲綢片；1983年，河南滎陽青臺遺址發現了距今5500至5300年的絲綢實物，2017年至2019年，中國絲綢博物館通過現代分析技術，確認青臺遺址出土的絲綢殘痕屬于有顏色的絲織品——羅。從考古發現來看，所有早期家蠶絲綢的發現都在中國，而且主要集中在豫西晉南。除此之外，2017年在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了牙雕家蠶，2019至2022年在山西夏縣師村、轅村遺址陸續出土了石制及陶制蠶蛹，2022年在山西聞喜上郭遺址出土了石雕蠶蛹，以上考古發現可以作為中國先民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間接證據。
在古代絲綢生產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先民對桑樹進行了改良，發明了在溫水中繅絲的方法。絲綢生產的另一個關鍵技術是織造，漢代紡織畫像石上出現了踏板織機，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中發現了提花織機模型，2018年中國絲綢博物館利用復原的漢代提花織機成功織出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圖樣。“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是國家一級文物，1995年出土于新疆和田尼雅遺址。
綜合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可以判定古代我國國內絲綢技術的傳播方向為由北向南。唐代李肇《唐國史補》記載：唐大歷年間擔任浙江東道最高軍事長官的薛兼訓，讓其轄下軍隊的北地未婚士兵回鄉迎娶善于絲織的能手為妻，并帶回南方。
古代絲綢外傳的情況要復雜一些。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外傳絲綢出現在俄羅斯阿爾泰山北麓，巴澤雷克遺址出土的織錦年代可追溯至戰國中晚期。此后，漢代的絲綢在克里米亞半島、中亞以及敘利亞等地也多有發現。
中國作為歷史上的絲綢生產大國，其栽桑養蠶和絲綢技術一度被視為巨大的商業機密，不過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絲綢制作技術最終還是傳播了出去。英國斯坦因在新疆策勒縣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了一幅《傳絲公主》木版畫（現存于英國），此畫描繪的是中國公主帶著桑蠶種子到古代絲綢之路重鎮于闐（今和田）的傳說。畫版上有一頭戴王冠的公主，旁邊有一侍女手指公主的帽子，在暗示帽中藏著蠶種的秘密。這說明漢族人民發明的養蠶繅絲的技術很早就已傳入新疆塔里木盆地，之后又通過這里傳到西亞和歐洲。此后，中國的絲綢技術陸續傳遍世界各地。絲綢制品也給古代世界各地居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
當然，僅就“衣”方面而言，經過絲綢之路的不僅有傳出的絲綢，也有傳入的棉花及其種植技術?？脊抛C據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居民最早種植棉花，并用棉花織布制衣，考古人員在距今約5000年的印度河哈拉帕文化遺址發現了棉絨和棉紡織品，佛經也多次提到棉花，孔雀王朝時期棉紡織業很發達。從考古資料來看，美洲也是棉花的一個獨立起源地。
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棉布傳入的蹤跡，如新疆和田尼雅遺址出土的東漢時期蠟染藍白印花棉布，從布的紋樣看，這是域外傳進來的棉織品。另外，新疆于田屋于來克古城遺址發現的北朝時期藍白印花棉布，看其風格顯然是我國制造的棉制品。經宋元時期黃道婆的技術改良，至明代我國棉花種植面積已經超過桑麻，成為主要紡織品材料，當時的松江棉布被譽為“衣被天下”。進入清代，又從美洲引進了陸地棉的品種。
絲路交流中的“飲食”
水稻主要有兩種：秈稻高稈，米粒細長；粳稻稈較矮，米粒短而粗。目前認為，秈稻起源于印度，粳稻起源于中國長江、錢塘江流域。
對于水稻的起源地，國際學術界早期曾認為是印度。水稻起源印度說認為，印度恒河中下游流域非常適合種植水稻，考古人員在印度河哈拉帕文化遺址發現了水稻遺跡。歐洲種植的水稻就是從印度傳過去的，后來又傳到美洲。
至20世紀七十年代，我國河姆渡文化遺址發現了7000年前的水稻遺存，為水稻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資料。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在水稻考古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北京大學嚴文明團隊與美國植物考古專家合作，對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土壤中的植硅體進行分析，找到了水稻人工栽培的間接證據；在湖南玉蟾巖遺址出土的水稻標本中發現了野生和栽培的兩種水稻；近年來在浙江浦陽江流域的上山文化遺址群發現了最早完全馴化的水稻，時間接近萬年之前。多項考古成果證明中國是水稻的起源地。
小麥約于一萬年前起源于西亞新月形地帶，在兩河流域烏魯克時期的印章上發現了一個人手持小麥的圖案，表明當時人類開始了對小麥的馴化。約7000年前小麥傳入中亞地區，后傳入中國。近年在新疆阿勒泰北部吉木乃通天洞遺址發現了距今約5200年的小麥。此外20世紀八十年代在甘肅張掖民樂縣東灰山遺址發現了距今約5000年的小麥，新疆小河墓地也發現有距今約4200年的小麥。至春秋時期，小麥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的五谷之一。小麥在先民食譜中最初是成粒食用，后來才開始磨成面粉食用，目前所見最早石磨系西漢時期制品。宋代以后小麥在中國北方廣泛種植，形成南稻北麥的局面。
再后來，新航路開辟后中國引入了玉米、土豆、地瓜和南瓜等美洲作物，這些農作物的種植技術要求低、產量高，對后來的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除了主糧之外，隨絲綢之路傳入的飲食也有不少。比如蔬菜中的黃瓜（原產西域，張騫帶回長安）以及胡蘿卜（原產中亞，13世紀傳入中國）。
中國古代的調料一度主要是生姜、茱萸，我們現在吃的胡椒、辣椒、大蒜以及蔗糖等均系外來，有觀點認為胡椒是張騫帶回，此論有爭議，胡椒傳入后起初作為藥材，明代以后得到廣泛種植。大蒜4000年前原產于中亞和地中海地區，張騫出使西域后帶回長安，公元9世紀大蒜通過中國傳至日本、東南亞地區。
絲綢之路上亦有油料作物傳入，漢代以前中國先民主要食用動物油，漢代從西域引入芝麻，宋代以后本土的大豆和油菜成為主要植物油來源，明清又引入向日葵和花生。隨著植物油和鐵鍋的廣泛應用，炒菜成為中華傳統烹飪最主要的形式。
此外，現今我們食用的許多水果是沿絲綢之路從西域傳入的，例如石榴、西瓜和葡萄等。大約4000年前，西瓜在非洲開始栽培，五代時傳入中國新疆等地。葡萄的傳入情況也值得一提，傳統說法認為是張騫出使西域時帶回，但后來考古人員在新疆洋海墓地發現了最早栽培葡萄的實物證據——葡萄藤，距今大約2300年，早于張騫出使西域。
如今的茶是世界著名飲料，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脊虐l掘最早的茶實物證據是余姚田螺山遺址中約六千年前的茶樹根，專家分析后確認這些茶樹是人工栽培的。此外，西安漢陽陵陪葬坑中發現的西漢早期茶葉是目前發現的最古老茶葉標本。一般認為，茶葉在古代中國北方的流行可能與佛教有關。茶葉也隨著陸上及海上絲路傳播域外。日本的茶道文化深受中國的影響，日本平安時代的僧人最澄和空海先后從中國帶回茶種。宋代時日本僧人榮西將抹茶沖飲法帶回日本，在日本栽種茶樹并寫了專著《吃茶養生記》，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礎。日本僧人圓爾辨圓在宋代時曾到杭州徑山寺學習茶藝，后來日本茶道由千利休發揚光大。
絲路交流中的“交通”
絲綢之路的交通運輸，離不開車輛。人類使用輪子和車的最早證據來自西亞兩河流域。在兩河流域烏爾王陵出土的烏爾軍旗（實際是一件鑲嵌藝術品）中，有幾輛驢拉車的形象，其輪子是實心的，距今大約4500年。
中國古代也有黃帝造車的傳說和記載，但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間接證據是二里頭遺址的車轍，車的實物目前上溯至商代中晚期，因此，對于中國獨立發明車和輪子的觀點尚不好下結論。
與此相關，中國古代先民有一個偉大的發明——馬鐙。歐洲人將馬鐙稱為“中國靴子”。最初馬鐙的形態是單馬鐙，目的是方便騎手上下馬。雙鐙出現后，騎手就能穩固地坐在馬上，從而增強了騎兵的戰斗力。美國學者林恩·懷特說：“幾乎沒有什么發明像馬鐙這么簡單，但也幾乎沒有什么發明，像馬鐙這樣在歷史上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作用。”
在造船技術領域，古代中國有兩個重要貢獻。首先是舵的應用，舵在航行中負責掌控船只的方向。早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中國先民就已經發明了舵，這一創舉大大地提升了船只的可操控性和航行安全。再一個是水密隔艙技術的發明。水密隔艙技術是將船體劃分為多個相互獨立的艙室，這一技術的完善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江蘇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即有九個水密艙。當船只觸礁或因其他意外導致艙室進水時，多個水密艙的設置能讓船只不會整體迅速沉沒，從而為救援提供寶貴的時間。
絲路交流中的“文化”
在歷史上，佛教的傳入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時期佛教開始逐漸中國化，禪宗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對中國文化影響巨大。
除了宗教，古代絲綢之路的中外交流在藝術領域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古代石窟壁畫藝術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石窟中的佛教壁畫與中國傳統繪畫有所不同，其風格更加寫實，而中國古代繪畫則注重寫意。
絲綢之路還帶來了豐富多彩的音樂和舞蹈，尤其是樂器。例如，琵琶在漢代文獻中記載為胡人樂器，魏晉時期始有“琵琶”之名，至明代成為主要伴奏樂器。嗩吶的最早形象出現在新疆拜城縣克孜爾38號窟壁畫中，大約在金元時期傳入中原，明代成為民間樂器。
絲路交流中的“科技”
在絲路的科學技術交流領域，我們主要以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為例。
造紙術的傳播是絲路交流中科技領域至關重要的部分。歷史上紙的發明推測與古代繅絲工藝有關。在繅絲過程中，人們發現常有一層薄薄的物質沉淀，被稱為絮紙，這可能啟發了紙張的發明。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紙張最初的用途可能主要用于包裝，后來才成為書寫工具。
唐玄宗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唐軍在怛羅斯戰役中失敗，唐軍中的造紙工匠被黑衣大食俘虜，于是造紙技術通過阿拉伯帝國傳播到西方。
印刷術是絲路傳播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印刷術的發明與改進存在幾個前提，一是需要文化高度發達，二是隋唐科舉制度促進知識普及，三是中土佛教傳播的需要，四是農業天文歷法普及的需求。印刷術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確切紀年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出土的《金剛經》；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出土于韓國佛國寺釋迦塔中，但中國學者仔細研究后確定：這件雕版印刷品是武則天做皇帝時在唐朝首都長安印刷的。
按照北宋沈括《夢溪筆談》的記載，作為印刷術的重要改進，北宋畢昇發明了泥活字。曾有人懷疑泥活字能否實際印刷出作品，但從浙江溫州白象塔出土的北宋活字印本《佛說無量壽經》殘頁來看，泥活字確實可以用于印刷。南宋學者周必大的《周益文忠公集》中記載，他曾用泥活字印刷過自己的作品。后來西夏發明了木活字，再后來銅活字出現，最后德國古登堡發明了鉛活字。
關于指南針，戰國時期文獻中就有司南的記載。漢代的司南由青銅地盤和磁勺組成。到宋代時，人工磁體代替了天然磁石，磁針代替了磁勺。北宋水浮法指南針應用于航海，南宋時期出現了完整的羅盤（水羅盤和旱羅盤）。公元14世紀，指南針通過阿拉伯人傳到世界各地。
黑色火藥是在煉丹過程中發明的，中國最早有關火藥的軍用配方記載見于公元11世紀成書的宋代《武經總要》，此后火藥通過海陸貿易以及戰爭等途徑西傳。
小結
綜上，我們可以說，古代絲綢之路改變了古人的生活。
對于研究者而言，古代絲綢之路相關研究是一項復雜且充滿挑戰的工作。絲綢之路傳播的文化涵蓋領域廣泛并且影響至今，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者應當注重建立廣闊的文化背景和扎實的知識基礎，尤其是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對于理解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至關重要。研究者可以考慮從大的方面入手，逐步深入進行研究，同時注意拓寬自身的研究視野，跳出單一領域，將注意力放在更廣闊的范圍。
而對于更多人來說，古代絲綢之路在中西交通史、經濟史、文化史等諸多方面遺澤至今，并為未來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提供有益參考。
作者：顧玉才，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曾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等。